國內對韓素音的評價是「國際友人」，一味強調她如何愛國愛黨愛周恩來，西方則把韓看成是「中國觀察家」，因此至今不能原諒她對於文革「觀察」的「失常」。東 西方都更願意把韓素音看成是一個宣傳工具。但是我懷疑她自己是否早就意識到了文章的宣傳功用，因此是有意而為之。批評某種文字具有「宣傳性」，是建立在文 字不應該具有宣傳性的假設之上，彷彿從事宣傳的人不只欺騙了別人而且背叛了自己。但是如果某些作家從一開始就不這樣理解文學，那麼批評她從事宣傳，不是等 於沒有作出任何論斷嗎？何況，難道真能超越宣傳嗎？電視上鋪天蓋地的廣告都是在利用文字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和判斷力，那不都是宣傳工具嗎？
英國的《衞報》登載的紀念韓素音的文章就沒有像美國傳媒那麼避諱談她的政治見解。其中一些細節很有意思，值得繼續研究。比如講到她在《目的地：重慶》出版 之後，隨夫婿到英國任職，同時繼續攻讀醫科。其間韓素音與英國的左派政治家知識分子過從甚密，比如她的婚變曾經得到工黨領袖Stafford Cripps的調解，Cripps是反法西斯統一聯盟的最先倡導者之一，曾在四十年代初期擔任英國駐蘇聯大使。韓的婚姻破裂之後，據《衞報》聲稱，她更進 一步加入了「具有進步思想並對亞洲感興趣」的知識分子的圈子，其中有Kingsley Martin、Dorothy Woodman、JB Priestley等等。如此說來，她之親左，並不是五六十年代冷戰之中才發生的轉變。反而更有意思的問題是，為甚麼三四十年代的左派不足為奇，到了五六 十年代左派就顯得紅得可怕？只能說人們的色譜是在不自覺的隨着整體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而改變。
然而，不能迴避的是韓的寫作是從講自己的故事開始的，她並不是一個以政論擅長的作家。雖然到了六十年代她才正式把自己的作品稱為「自傳」，早期小說《目的 地：重慶》以及《生死戀》卻已經和傳奇一生密切相關了。韓素音的「非典型」身份，也就是她的歐亞混血的背景，不只造成了身份危機，而且給她帶來了特有的觀 察方式。我看電影《生死戀》，總覺得最有趣的不是愛情故事本身，而是給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做鋪墊的歷史背景。韓素音的小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邊城」故事。相 比之下，張愛玲的散文《重返邊城》因為寫在六十年代，塵埃業已落定，只能依靠回憶依靠日常生活的細節來撲捉「邊城」的面相。韓素音的小說發生在四九年前 後，何去何從還可以選擇，到了張愛玲再回香港之時，歷史已經成為定局。只有感嘆不歸路的餘地，卻沒有了真正回去的可能。
這樣說並不是試圖否認張愛玲與韓素音個人政治取向文化訓練以及行文方式的區別，而是強調她們同處的大時代，以及那個時候「中國」給人帶來的集體焦慮。我尚 無暇研究韓素音的小說與電影腳本的區別，僅從電影來看，好萊塢能在一九五五年排出這樣的電影，應該說是夠開放的了。韓素音不是寫《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理查．美遜，在香港的酒店裏呆上幾晚就寫出了一個所謂香港故事。韓是對中國內地、香港的上層社會，以及中國文化有着親身經歷和理解的作家。
我猜想小說裏的很多複雜的細節被電影保留下來了。電影有不少亞洲面孔，這已經走在時代之先了。主角不是一個被類型化處理的亞洲女性形象。說白了，電影裏面 的素音不是一個妓女，而是受過高等教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女性。她身處游離東方的西方人士（例如情人馬克）以及固守內地的中國鄉紳（例如三叔）之間，是慣稱 的所謂「中西文化衝突」的緩衝地帶，但亦可以成為其導火索。在這個微妙的位置上，素音難得地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她知道馬克對她的愛戀不無獵奇的成份，於 是適時地警告他，「在香港你就像一個浮草，需要一場戀愛把你拴住，但我不是你的答案。」當馬克承認自己讀不懂她時，素音說，「你怎麼會懂我，你不是混血 兒，你的人格和尊嚴從未受到過威脅。」必須承認，那個年代好萊塢電影的對白比現在強無數倍。而素音這個角色被賦予了不少聰明而機智的台詞，不能說她不是導 演的偏愛。正因為如此，素音甚至馬克身上都有着理想主義的一面。素音不願意放棄她的中國身份，也不願意放棄她的愛情。馬克因為愛情毫不猶豫地支持素音回 國。相比之下，其他人，無論是種族歧視的院長太太，還是頑固地扎根老家的家族族長，甚至是左派醫生同事孫大夫，都是識時務者，都在歷史變革的時候適時地做 了這樣或那樣的選擇。素音和馬克不是這樣的人。選擇和自由對他們來說不是現實中的運作，而是一種精神狀態。《生死戀》在我看來背離了五十年代美國文化中對 於與現代化相脗合的務實的生活態度的推崇，愛情真的是一個「熠熠發光的東西」（a many splendored thing），在它的照耀之下，其他的處事方式都顯得過於現實了一點。
韓素音以後寫當代中國的作品受到不少批評，費正清在一九七二年曾經批評她在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的書中，對史實完全沒有分析批判的能力。比如她寫道，從三七年 到四五年，「紅軍曾打過九萬兩千場仗」，算下來八年裏每天打仗三十一場。怎麼可能呢？費正清同時指出似乎她對當代中國的描述，與其他著作用了大致相同的資 料，可能這些資料都是統一派給的。看來韓素音對於「國際友人」這個角色越來越能夠接受了。只是費正清也暗示，韓素音對於中共的推崇，不失為對於美國在亞洲 事務的干涉的反彈。一個國家如果四處樹敵，只能招來敵對性的反應。韓素音最終是寫小說的料，她的書不能夠當作歷史來讀。但是她對於個人的身份政治和國家政 治的理解，是有一致性的。她是不願放棄國家主義的。只是她對這一點很明確，我總覺得，比躲在所謂「客觀的歷史事實」背後說話而不去反省自己的國家文化從屬 要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