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只懂說「不」，是嚴重的自我設限。在適當時說「好」，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寸步不讓，抗爭到底——這似乎已經成為今日各界反政府人士的座右銘。他們抗爭的目的往往不是要把事情做成（get things done），而是要令事情做不成（get things undone）。十九世紀權傾一時的德國鐵血宰相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說，政治是將事情變得可能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然而，今日香港的反對派卻把他們毫不妥協的立場視為自己道德操守與政治誠信的見證。
擇善固執是美德，但在政治上只懂說「不」卻是一種嚴重的自我設限。在適當的時候說「好」，不是出賣理想，也不是妥協，更絕非示弱；而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turn the impossible into
possible)，而這正是政治的藝術。
建築是「燒銀紙」的遊戲，涉及龐大的資源與複雜的人事關係，所以成功的建築師往往有敏銳的政治觸覺，甚至超卓的政治手腕。當今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師是丹麥哥本哈根BIG建築事務所的創立人兼設計總監、只有三十七歲的因戈爾(Bjarke
Ingels)。他最為人熟悉的設計是上海世博會的丹麥館——他將丹麥的標誌美人魚像(Little
Mermaid)從哥本哈根的港口「移植」到上海的丹麥館，並在館內興建泳池，讓訪客在美人魚的凝視下暢泳。
從曼哈頓到天津到哈薩克斯坦，因戈爾的作品遍及全球；近年更囊括了威尼斯雙年展評委會特別獎、世界最佳住宅、北歐國家最佳建築獎等國際獎項。他還沒有得到建築界的諾貝爾普利茲克獎(Pritzker)，但歷史上從沒有四十歲以下的建築師獲此殊榮，因戈爾大有可能是第一人。
因戈爾不是賴特(Frank
Lloyd Wright)或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一類高瞻遠矚又凡事親力親為的建築師。與其說因戈爾是偉大的建築師，倒不如說他是世界級的傳播大師(world-class
communicator)。關於這一點，因戈爾本人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說，畫家只需用畫筆與色彩就可以描繪他的世界，建築師的雙手卻不管用。他能夠將自己的建築概念講得一清二楚的表達能力，就是他的畫筆與色彩。
因戈爾最善於將他的建築意念，用幽默而雋永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建築事務所出品的宣傳短片，幾乎全是比MTV更精采的微電影。因戈爾強調，他的意念經常得到客戶賞識，與他的銷售技巧和個人魅力無關；而是因為他的意念夠清楚、明白並且具有說服力（Our
capacity to communicate the ideas is because of the clarity of the ideas）。香港政府的高官，聽懂了嗎？
因戈爾並不是那類當自己是藝術家的建築師，取悅顧客是他的成功之道。有人對此嗤之以鼻，說他只是「資本主義的服務生」（service-agent of Capitalism）。其實因戈爾的特殊才能是將付錢給他的客戶的視野融合自己的視野，而創造出既符合客戶要求，又能展現個人風格的建築。當中的關鍵，全因為因戈爾深懂「say
yes」之道。
「Less
is more」（少即是多）是簡約主義的三字真言，因戈爾卻把它顛覆成「Yes is more」，以闡釋其經營哲學。零九年出版的《Yes Is More》是一本很有趣的建築漫畫本。因戈爾這樣寫道：「可有想過，建築設計可以是政治的反面？不是無視衝突，而是從衝突中吸取養分，茁壯成長。調和衝突，整合歧見，靠的不是妥協和委屈自己；或者找邊站；而是將矛盾和衝突轉化為新意與新思維。」
值得香港人細聽和深思
在今年九月十日出版的一期《紐約客》雜誌，因戈爾進一步闡釋說「好」之道，值得香港的政客和反政府人士細聽和深思。他強調，BIG不是一家「顧客永遠是對的」的建築事務所。它成功，因為它往往能夠給客戶「他們沒有想像過，但仍然是他們想要」的東西。因戈爾表示，實事求是的烏托邦主義者（pragmatic
utopian）不同於烏托邦主義者（utopian）。烏托邦主義者追求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烏托邦，而這個烏托邦只是一個人或者一小撮人的幻想，很多可能性和另類出路都被忽略了。難怪這類烏托邦——例如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大同社會——總是無可避免地以禍國殃民的悲劇告終。實事求是的烏托邦主義者追求的，不是一個巨細無遺、什麼都已經給他們想通想透的烏托邦。他們相信的是求同存異，用的方法是和衷共濟，所以往往能夠發現新的意念和產生新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