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拖累了世界經濟及金融市場；人們開始對現代經濟學的相關原理進行深刻反思。經濟學領域中的「異見」似乎也終於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只見意識形態 抽離實體
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斯（Ronald H. Coase）便指，微觀經濟學中滿布「黑箱」模型（Black Box
Models），未有研究企業和市場的實際合約關係。他也指出，當產權界定明確、交易成本很低時，私人締結的合約便有可能解決由「集體行為」
（Collective Action）引起的問題，例如環境污染；但由於微觀經濟學家對過分簡化的價格理論非常迷信，令當權者傾向依賴財政政策解決問題。
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明（Paul Krugman）曾指，近30年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說好聽點毫無用處，難聽點則是對經濟有害。
他認為經濟學家們之所以對災難性的宏觀經濟問題視而不見，就是因為他們誤將精緻的理論模型，當成了事實。
其實，高斯和克魯明都慨歎，經濟學家普遍忽視了經濟學的寶貴遺產——一個至少可追溯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傳統——即重視統一而融合的政治經濟學和道德哲學。
不過，當代經濟學家卻迷戀簡化的分析以及數理模型，更把經濟學從理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並將之抽離於實體經濟。
忽略負債表中 關鍵槓桿
微觀和宏觀經濟模型的簡單和精確，使它們在解釋價格機制和關鍵宏觀經濟變項時非常有用。但是這兩個模型，都無法描述或分析關鍵市場參與者的實際行為。
例如，教科書上的「公司理論」並不會分析公司合約的結構，而把對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研究責任推給「會計學」。可是，如果不分析公司合約，又如何能理
解這些公司呢？因為這些合約將公司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即公司股東、銀行家、供應商、客戶和員工）聯繫起來，而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會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和交易流量上顯示出來。經濟學家專注於生產和消費流向、國民收入宏觀統計數字，卻忽略了融資和資產負債表內，許多重要的槓桿作用和脆弱性。
的確，僅用當前主流的微觀及宏觀經濟模型，並不足以探索實體經濟中，人、機構組織和自然三者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這些模型也無法回答保羅‧薩繆爾森 （Paul
Samuelson）所定義的經濟學關鍵問題——生產甚麼？為誰生產、輸出、售賣商品和服務？——也很少理會經濟活動發生的「地點」和「時間」。
「中觀」經濟學 補主流盲點
把經濟學劃分為宏觀經濟學（在國家、地區或全球層面上對經濟表現、結構、行為和決策的研究）和微觀經濟學（對家庭和企業資源分配的研究）在根本上並不完 整，而且具有誤導性。其實，至少有兩種經濟學分類是被忽略了的：中觀經濟學（Meso-Economics）和元觀經濟學（Meta- Economics）。
中觀經濟學探討被微觀或宏觀經濟學忽略的機構及制度層面。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完全競爭、信息對稱和零交易成本，在處理個人、公司和國家面臨經濟問題時的角色，它不會考慮法院、政黨和宗教的角色。
「元觀」走更遠 超越「利潤最大化」
相反，經濟學家庫爾特‧多普菲（Kurt Dopfer）、約翰。福斯特（John Foster）和詹森‧波茨（Jason
Potts）創立了「演進經濟學：宏觀——中觀——微觀理論」。該理論強調「經濟體系是一個規則組成的群體、一個規則構成的結構、一個規則的執行過程。」
中觀經濟學架構的最大特點，就是研究在家庭、公司、市場、公民及社會制度層面中，正式及非正式的實際合約網絡。由於微觀層面的規則和中觀層面的機構運行， 會影響宏觀層面的後果，這便為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之間，提供了一個橋樑。
元觀經濟學走得更遠，通過研究經濟體中更深層的功能，它視經濟體系為一個複雜、互動及全面的動態系統。元觀經濟學會提出類似以下的一些問題：例如，為甚麼
某個經濟體系會比其他體系的競爭力更佳，又更能持續運作；眾多機構的管治制度是如何和為何演化；中國又如何做到在這麼短時間內在生產、基建、金融和政府服 務這四方面，發展出四條達全球規模的供應鏈。
為了研究隱藏在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元觀經濟學採取更開放、系統性和演進的方法來認識實體經濟，並視其在一個更大型的系統中運作。要這麼做很困難，因為官方統計數據通常誤測，甚至遺漏了在實體經濟中許多的潛規則和做法。
例如，當前的GDP統計忽略了自然資源的損害，以及污染和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此外，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在統計學上難以測量的東西，通常被認為是不重要， 或者說根本不存在的。用靜態、綫性和封閉的方法，來分析開放、非綫性、動態和相互關聯的系統，所得出的結果必然是錯誤的。
系統經濟學 探中印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弗里茨‧舒馬赫（Fritz Schumacher）便認為，人類的機構組織及制度，是複雜和動態的，需要系統性的分析。他把元觀經濟學解釋為變得更人性化的經濟學；並把倫理學、心理 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元素包含進去，超越了傳統經濟學中「利潤最大化」和「個人理性」的框框。
同樣地，由埃里克‧貝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新創建的新經濟思維研究所，也提倡「用一種新的方式來看待並理解經濟世界。」這種方法要求把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物理、生物、數學、電腦科學以及其他研究動態系統的學科聯合起來。
我們認為，「微觀——宏觀——中觀——元觀經濟學」（也稱「系統經濟學」）的架構，是一種分析人類經濟系統更為全面的方法。畢竟，經濟是在動態環境下，演
進出來的複雜系統。用這種框架來研究正在復興的古老經濟體，如中國和印度會十分有效，這兩個國家也大到足以對其他經濟體，以及自然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
前證監會主席
張五常：中國騙術考——與羅姆尼商榷
沒有看奧巴馬與羅姆尼的第一次辯論，但有看第二次，認為可觀。內容沒有什麼新意，但有火花。在那麼高的層面、那麼關鍵的時刻，兩位候選人有那麼舉重 若輕的表現是難得的，也正好說明作為天下第一強國不是簡單的事。我認為奧巴馬是個講話專材：措辭流暢清晰，句法有節奏，這裡那裡像個詩人，是天賦使然吧。
美 國民調顯示，第一次辯論羅姆尼大勝，第二次奧巴馬小勝。執筆寫此文之際，幾個民調對總統的選擇大約打個平手。我認為下個月的大選奧巴馬勝出的機會較高，有
三個原因。其一是要把現任的總統殺下馬來很困難：美國歷史只出現過三次。其二是雖然四年來美國的經濟表現令人失望——有說百分之七以上的失業率現任的很難 勝出——但大家都知道四年前出現的金融風暴不容易處理，而今天的美國人東望歐洲，後者的困境遠比美國嚴重，是非常時期也。其三，美國九月分的失業率從八點
一下降至七點八，而遠為重要的是新房屋的申請建造急速上升。應該是第三次量化寬鬆（QE3）那孤注一擲的效果吧。
抹黑中國操控滙率
在 實踐上羅姆尼是個有成就的企業家。雖然他貶低這幾年我認為是唯一的對美國經濟有明顯貢獻的經濟學者——聯儲主席貝南克——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用一個企業家
處理經濟可能不錯。奇怪是羅姆尼屢次指責中國以欺騙及操縱（cheap and manipulate）的手法，使人民幣兌美元的滙率大幅偏低，害了美國。這些言論敵意明顯。朋友說是因為競選政治的需要，當起總統來不會是這樣。我明
白，不明白的是為什麼美國的政治會有這種需要。我不同意羅姆尼的中國觀，分點說說吧。
（一）我跟進了人民幣的發展三十多年，看不到北京的央 行有刻意欺騙的行為。自二○○五年人民幣與美元脫鈎後，央行的滙率政策常有變動，而今天是近於浮動的。在政策上凡有變動皆可作為「操縱」看，但欺騙不可能
沒有一些蛛絲馬跡或一些行為規律。這些我看不到，看到的是有點發神經（一笑）。不要忘記，周小川先生曾經幾次獲西方的獎項，最近一次是去年某美國雜誌選他 為地球的最佳央行行長，要到華盛頓領獎。難道這些獎項是發給周先生的高明騙術嗎？不可能吧。
（二）不久前美國聯儲推出的第三次量化寬鬆 （QE3），初步效果是好的，也比我事前想像的來得快。這是美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問題是，QE3要有大成，美元在國際上的購買力一定要保持強勁。這方 面出師不利，國際幣值對QE3的初步反應，是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要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要求美元對中國貨的購買力下降——是不智的選
擇。是的，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從而增加美元的購買力——會幫QE3一個大忙，其中玄機貝南克應該知道。
人民幣升值美國沒得益
（三） 我們沒有見過顧客要求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價，但美國要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正好是要求中國這家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價。為什麼呢？羅姆尼的觀點是少買了中國
貨，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會增加。下文可見，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下，人民幣升值對美國就業的貢獻會是零或近於零。
另一方面，就算人民幣 升值真的對美國工人的就業有貢獻，但此得也，不能補償美國消費者買貴貨的損失。假設失業換來的休閒一文不值，就業增加所獲之利要高於進口中國貨升價之害，
需要的彈性系數不容易存在，而如果算進休閒有所值，就業增加之得是無法補償中國貨升價之失的。同學們可以證出來嗎？美國的經濟大師們都躲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這些年美國的政治人物屢次施壓要人民幣升值呢？答案是他們有利益團體需要維護，而這些團體一般不是失業的人——他們要的是自己的產品可以加價。不同的政治體制需要維護的利益團體不同，這方面美國與中國有很大的差別。
（四）整個中國不會有一個消費者不喜歡見到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升到一兌一所有的人都富裕起來了。問題是人民幣升值，到了某一點大家會變得無費可消！
我不反對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但為恐外人搞事，反對人民幣無錨地浮動，何況無錨的貨幣制度在西方搞了多年也災難頻頻。至於人民幣要先下一個怎麼樣的錨才浮動，我解釋過多次，皆如石沉大海，不再說了。
這 些年我反對人民幣升值，源於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跟進，知道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匯率作了一次大調整，如果人民幣在美國的壓力下升值，跟中國競爭的
發展中國家會把中國殺下馬來。今天中國面對的形勢不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那麼簡單，而是舉世參與競爭的廉價勞動人口比當年上升了不止數十倍。
也 正如老人家幾年前推斷的，北朝鮮也開始參與國際競爭了。昔日只幾百萬人的香港有幾項工業產品雄視天下，今天北朝鮮的人口是昔日香港的五倍。論到工業操作，
韓國人有令人見而生畏的幹勁。他們的意識我們不容易理解，但做廠鬥辛苦要鬥得過他們不容易，何況朝鮮的工資比中國的低很多。我們沒有理由不希望朝鮮能把經 濟搞起來。
提升進口稅、指華盜用科技
（五）我反對在政治壓力下人民幣升值是跟美國及西歐等先進之邦的競爭沒有 關係的：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還是那些所謂發展中國家。成功地迫使人民幣升值，美國的投資者不會那樣傻，在那裡設廠產出玩具之類的物品，因為美國的進口商會
改從印度、越南等多個工資比中國低的地區找貨源。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位時就清楚明白這一點。實際上，先進之邦採取任何保護政策也不會帶來他們今天放棄了 的工業的復興，因為保護既可來也可去，只有愚蠢的投資者會下注於可能是短暫性的保護。
我知道一些北京朋友認為，中國的工業要開始轉型：騰籠 換鳥是也。我同意中國的工業要朝着科技向上攀爬，讓勞動力密集的產品轉給後起的國家造。這方面，中國要學香港當年：工業轉型由市場處理。由政府出手強迫這
轉型肯定不對。君不見，幾年前被譽為世界工廠的東莞，因為人民幣升值及新勞動法的引進，今天變得一片蕭條。工業向科技轉型不能沒有下層的勞力血汗支持着， 市場懂得怎樣逐步把這些血汗逐步淘汰，無論是歷史的經驗或理論的解釋，都不支持北京的朋友對工業轉型的看法。
（六）羅姆尼說他會提升中國貨 的進口稅——昨天歐洲某國的發言人也說會這樣考慮。如果美國提升中國貨的進口稅，我會反對中國報復、回敬。但北京的朋友不會像老人家那樣想，多半會回敬。
這樣做是災難：三十年代的舉世經濟大蕭條就出現了這種「禮尚往來」，使舉世的外貿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使該蕭條延長到二戰。
作為經濟學者，我 想不出理由反對的，是中、美雙方一起撤銷所有進出口的關稅。這對雙方都有利，而縱觀今天雙方的關稅結構，這撤銷對美國之利會高於對中國之利。跟先進之邦相
比，目前中國的國產汽車的質量太不成話。撤銷汽車關稅會給一些中國車廠帶來大麻煩。汽車進口稅昔日是否鼓勵了中國的汽車工業，見仁見智，但今天看，此稅 也，顯然是保護着劣質汽車的產出。讓「大麻煩」迫使國產汽車大幅提升質量吧。我不相信炎黃子孫會是那樣沒出息，應付不了。
（七）羅姆尼提到 中國的另一項騙術：盜用科技，應該包括盜用名牌吧。說中國多產冒牌貨是對的，但對被盜者的禍害可不是那麼大。我解釋過，手袋與手錶之類的冒牌貨明顯地對被
盜者有利，因為前者給後者大賣廣告。CD、DVD等盜用顯然對被盜者不利，但要杜絕很困難，雖然近幾年CD的盜版貨大幅下降了。有關當局不是沒有執行壓 制，而是壓制不了。盜用蘋果、三星等電子產品在內地市場之價約真貨的五分之一，但不敢連招牌也盜，且質量差很多，問津者少。
這裡最嚴重的問 題，是工商業一般要用的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商業秘密法律很難保護，在美國本土也難，主要是靠秘密的擁有者自己保護。有註冊的發明專利呢？租用合約在中國
不容易監管。然而，外資跑到中國來設廠產出，專利的保護——通常包括商業秘密的保護——大致上是解決了。不要忘記，發明專利的保護最長只有十七年，加上中 國的勞動力相宜、地區政府對外資百般遷就，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的外資跑到中國來。中國也應該萬分感激，因為外資協助了中國的急速發展。
美國種族歧視揮之不去
（八）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是年十二月在斯德哥爾摩我對弗里德曼說，地球將增加十至二十億廉價勞動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此前的落後之邦一起開放改革使然也。我
說在這個必會來臨的局限大轉變下，先進的國家還繼續大搞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工會約束等，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弗老當時同意我提出的頗為詳盡的分析，但他 認為經濟學說的比較優勢定理不可能錯，在資源使用的調整後廉價勞力的供應大幅提升會對先進之邦有利。弗老可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這調整會是那樣的
困難。事實上，二十一年過去，我推斷的廉價勞動力供應暴升沒有錯，但先進之邦需要的調整不僅頑固，而且抗拒這局限轉變的不利約束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今天縱觀天下大勢，人口不多而地大物博的國家可以大搞福利經濟。像澳洲、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家，只出售礦物給中國及其他人口密集的發展中國家就足以為生計矣。中東的不幸，不僅因為石油很值錢，而且在地理上過於集中，也不容易找到替代物品，惹來的麻煩無數。
美 國呢？雖然人傑地靈，但三億人口不算少，而頭痛的是知識及財富的分配跟着種族走。知識不均與財富不均是不少國家都有的現象，美國的困難是這些不均與種族的
不同掛上了鈎。種族歧視於是普及。這種歧視對市場運作的不良影響遠比五十多年前貝克爾分析的來得嚴重。今天在上文提到的世界局限大轉變下，種族歧視的存在 大幅地增加了調整的困難。
美國有關當局善待被歧視的可敬，但歧視的問題驅之不去。我同情經濟學大師盧卡斯說的：四年前他投奧巴馬一票，是希望奧氏能一口氣把種族歧視吹散了——可惜辦不到。我認為羅姆尼提出的要人民幣升值，要重抽中國貨的進口稅，解決不了盧卡斯關心的問題。
中國沒有種族和宗教歧視
（九）大約七年前，在上海一間酒吧內我遇到一個美國黑人。傾談中他說中國是他到過的唯一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這觀點是對的，而沒有種族歧視減少了很多經濟發展可能遇到的麻煩。經濟學者歷來低估了種族歧視帶來的困擾。
中 國沒有種族歧視，也沒有宗教歧視，有的是先敬羅衣後敬人——也屬歧視。先敬羅衣舉世皆然，但跟美國相比中國來得遠為誇張。這樣的不幸主要是源於教育出現了
問題：學問修養不足，錢就變得格外重要了。是的，開放改革三十多年，北京的朋友對教育的處理——尤其是大學的處理——使我失望。這方面我曾經痛下批評，不 好再說。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使舉世嘩然，但老實說，從潛力的角度衡量，今天老外見到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矣。這樣說，因為從天生的腦子資源 看，炎黃子孫由上蒼賜予的腦子不僅屬上乘，而且無數。外國的專家多次說中國孩子的智商了不起，而這些年我遍遊神州，遇到的小孩子與青少年一律聰明，令人見
而生畏。可惜他們沒有良好教育的機會。
如果北京能大事改進教育制度，那麼憑着上蒼賜予的基因與傳統的文化，假以時日，在國際的相對上，中國 有機會回復到漢、唐期間的優勢。這樣才夠精彩，才夠過癮，才對人類作出有意思有品味的貢獻。天天算着國民收入的增長，或外資的引進，或外貿的數字，等等，
不是很有點俗不可耐，很有點無聊嗎？
信報社評：通脹股市齊升 熱錢衝擊料續增壓
政府統計處昨天公布，本港九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百分之三點八，雖然較上月升了零點一個百分點，然而，在預期熱錢持續流入香港的情況下，勢必推動本地通脹進一步上升；劇化資產價格膨脹的速度，為目前放緩中的本地經濟增加更大波動風險。
雖然金管局上周在市場購入逾六億美元，向銀行體系注入了逾四十六億港元，但港滙指數昨天繼續上升，港元仍貼近強方兌換保證上限。在熱錢刺激下，港股升勢持續，恒指連升八天，積累升幅近八百點。
可以預料，隨着熱錢持續流入，本地通脹與股市升溫之勢不易遏制。如今證券市場充滿樂觀憧憬，當中無疑暗含投機資金牽動的風險因素。
從 本地通脹率走勢看，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的基本通脹率，從今年一月百分之六點七高位一口氣回落，至上月低見百分之三點七。但照目前發展形勢看，九月
通脹掉頭回升，即使本地經濟放緩、進口價格升幅減慢，在一定程度上遏抑了四季度通脹升勢，但熱錢持續流入，在聯繫滙率制度下，本地貨幣基礎規模必然擴大， 令通脹上升和資產價格膨脹的速度有增無減。
按九月通脹回升之勢看，當月消費物價指數攀升，主要是公營房屋租金和家庭服務費用上升所致。從報告的細項中也看到，住屋價格升幅最大，其次是外出用膳、電力和燃氣等，這些涉及市民普遍的生活開支，價格升幅最大。
可以說，通脹加劇，貨幣購買萎縮所引發的收入波動，對低收入家庭的衝擊最大；與此同時，也加劇了社會貧富懸殊的矛盾，令特區政府的扶貧紓困政策面對更大的社
會期望與政治壓力。由於預期中國內地消費物價指數在今年第四季度回升，加上人民幣升值，本地物價尤其內地輸港食品價格上升的壓力委實難以消除。
看深一層，資產價格波動的成因相當複雜，既可以反映投資者對資產未來現金流收益的預期變化，也可以顯示用來貼現未來收益的貼現率本身變化，甚至源於市場的非
理性亢奮。然而，目前本地經濟放緩之勢相當明顯，若資產價格加速膨脹，不論什麼成因，與實體經濟表現進一步脫節，這種風險升溫，對香港當前經濟發展和社會 穩定相當不利。
照熱錢如今流入本港的趨勢看，港元銀根持續膨脹，不僅令本地通脹不斷出現新增壓力，港元利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令股市樓市的市 場投機情緒難以抑制；另一方面，基於當前人民幣無論在離岸或在岸市場也都呈現短期升值之勢，在美國大選結束前後，相信升勢也不會逆轉，則變相進一步支撐港
滙的強勢，並有可能由此再引發市場對聯繫滙率進行投機，考驗特區政府維繫貨幣發行局制度的意志。
很明顯，國際熱錢再度流入香港，對香港造成 多維度衝擊。二○○八年美國聯儲局推出第一輪量寬政策（QE1），引發六千億資金流動性湧入本港，其中四千億流入股市，包括認購新股、供股與配股，令市場
一片熱烘烘。如今新一輪熱錢湧港潮，雖然規模一般預料較前為小，但引發資產價格加速膨脹，在香港當前經濟顯著放緩、物業市場已然大幅飆升下，風險反而更 高。
面對當前通脹回升之勢，熱錢源源傾注，港元貨幣基礎規模不斷擴大下，利率低企，按揭信貸膨脹，推動樓市上升的同時，市場也隱含政府推出 壓抑樓價的政策風險。但無論如何，國際資金湧來香港的「熱潮」如今方興未艾，特區政府宜及早制訂應對之策，避免資產價格急遽膨脹與萎縮的衝擊，對放緩中的
本地經濟產生更大破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