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准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為二：一為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為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群眾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准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 V. Chicherin），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顢頇，而是怕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傳過激主義。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頌揚俄國革命。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 ①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斗。
此一文書遲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始遞至北京，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認為是國際間亙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教育聯合會覆稱，願依所說的條件，恢復邦交，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義人道前驅。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感謝，亦主恢復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共同戮力於芟除國際的、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工人團體尤盼蘇俄給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導。報刊言論盛稱蘇俄公正、和平，所廢除的條約、拋棄的利權，皆為中國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時機切不可放過。北京政府則謂宣言果否可憑，尚屬疑問，斥主張承受者為謬妄。這種顧慮，不能說全無是處，蘇俄所放棄的是它無法享有的帝俄在華特權，以此為餌，再出以仗義執言的姿態，誘致中國建交，以便在華活動，打擊帝國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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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拉罕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年曾來哈爾濱，一九一○年被捕，釋放後去海參崴，又二年返聖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參加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員。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樹錚正在進行收復外蒙，西伯利亞的白黨則謀制造外蒙獨立。加拉罕發布宣言的第二個月（八月），北京軍事代表張斯麟抵達白黨軍政中心鄂穆斯克，當與外蒙問題有關。①不久，鄂穆斯克為紅軍佔領，第二年（一九二〇），設立遠東共和國，蘇俄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增強。六月，遠東共和國的代表優林（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邊境，要求來北京談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張斯麟及總統府外籍顧問辛博森（Lenox Simpson）、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前往遠東共和國，並於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賠款，皆為對蘇俄的友好表示。遠東共和國對於張斯麟等之來，極表歡迎，謂願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過去的條約。八月，優林抵北京時，段祺瑞業已失勢。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約（見
464頁），不再承認帝俄公使，均為優林的收獲。優林進而要求發展兩國商務，建立邦交，但拒絕中國所提的通商先決條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夏乘白黨佔領庫倫，益多要挾。北京雖反對其出兵外蒙古，外交總長顏惠慶已正式予以接待，此為他的又一收獲。七月，紅軍進入庫倫，優林意氣愈盛，北京堅持撤退紅軍，爭執不下。復以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遠東情勢將有變化，北京持觀望態度，優林的建交企圖，一時難成，於十月返國，下一幕由蘇俄接演。
吳佩孚推倒段祺瑞後，成為中外注目的人物。蘇俄對他尤感興趣，以為和中國建立新關係有望，吳不惟反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一九二〇年八月，俄共駐海參崴的情報員維蘭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謂吳的勝利為中國社會階級斗爭的即將開始。九月，張斯麟到莫斯科深受重視，被看作吳的青年都屬，以為吳有意與蘇俄聯好，其實張和吳無關。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拋棄帝俄在華的全部掠奪物，更非慷慨的交還中東鐵路。十月，莫斯科《消息報》再刊出維蘭斯基稱頌吳佩孚的文章，蘇俄予張以自由通行及領事權。去年九月，張曾將第一次宣言報告北京，至是更為興奮，認為蘇俄基礎日固，海陸軍甚為整備，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復力反秘密與利用政策，完全以誠相待，事事公開。十年後勞農主義將風行世界，他願將蘇俄的真象介紹給中國。翟趣林在歡宴張斯麟席上致詞．盼中俄攜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寧親自接見，謂中俄將團結一致，促使帝國主義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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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斯麟曾在日本學習陸軍，供職督辦邊防處，屬於段祺瑞派。
十一月底，張斯麟攜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見對於政府當局應有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機與蘇俄代表商談。十二月，蘇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 K. Paikes）到京，聲稱一俟中俄維持外蒙秩序的協定成立，紅軍即可撤退，並准備承認中國在中東鐵路地區的主權，蘇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經濟出口，中東鐵路可歸中國管理。中國急於解決的為外蒙問題，蘇俄所望的為中國對蘇聯的承認，而以外蒙問題相要挾。在爭辯最烈之時，"俄蒙友好條約"（見 463頁）的真象外泄，中國責蘇俄食言，行為與帝俄並無二致，巴伊克至為尷尬。中東鐵路問題，因張作霖宣布東北自主，亦無從作深入談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改派的干練而有經驗的外交家越飛（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對手為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仍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紅軍。越飛責中國縱容白俄，不允單談外蒙問題。顧稱中國對赤、白兩黨無所偏袒。越飛謂中國不應以均等手段對待，如不與蘇俄密切聯合，即不歸還外蒙。又說中東鐵路為俄人產業，須訂定經營辦法，加拉罕宣言並不影響蘇俄對該路的權益，亦非無償的歸還。中國不要以為宣言水久有效，除非中國不再漠視蘇俄的利益，蘇俄無履行宣言的義務。談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無眉目。越飛譏訕中國對赤、白兩黨的中立態度，應擇一為友。數日後前赴上海晤孫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飛的外交雖無所成，社交則頗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聞界展開宣傳，斥詆西方國家，①倡導中俄合作。此後的談話、演說，無一不是擁護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稱道中國民族的自覺。教育界開會歡迎，學術團體設宴招待，他亦邀宴國會議員、各界領袖，蔡元培致詞答謝。到上海後，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公告，旋去東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開。蘇俄要求改在莫斯科舉行，北京不允。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國際共管中國聲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蘇俄代表加拉罕到來，宣傳伎倆不弱於越飛，他的名字又具有魔力，聲言仍遵守兩次對華宣言列舉的原則，盼中國日趨富強，能自衛利益、主權，各黨派應一致抵抗各國對臨城事件的無理要求。對於北京大專學校教授，他贊成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充作學校經費﹔對於廣州，他派有代表，但對於北京政府，則是另一態度。
負責和加拉罕談判的為中國全權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認蘇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張先解決兩國懸案，然後建交。北京大學教授全體支持加拉罕，王復恐加拉罕赴粵，答應了他的條件，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將中俄協定大綱議就草簽。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為不妥，②加拉罕嚴拒修改，限期正式簽字。內閣命顧接辦，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訂明恢復邦交、兩國懸案另行會議解決，廢除帝俄所訂各約，帝俄與他國所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條約，概行無效，嗣後兩國均不得訂立有損對方主權利益條約，蘇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關於撤退外蒙紅軍問題及贖回中東鐵路條件，將來商定﹔蘇俄放棄在華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兩國互相保証在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的機關團體的存在與行動，並互相承諾不作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的宣傳。
協定成立後，北京各團體連日慶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亦均支持。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復與"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關於中東鐵路的沈陽協定（一稱奉俄協定），等於承認張作霖的政權。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與日本簽訂建交協定，承認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和約，仍然有效。對於為解決外蒙、中東鐵路問題召開的中俄會議，原定一個月內舉行，六個月內完成，拖至一九二五年八月才勉強開幕，第二天，加拉罕離開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開，終於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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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飛未提日本，因為他正准備赴長春與日本會談。
②巴黎和會時，王正廷與顧維鈞已有意見。
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摧毀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以蘇俄為中心的共產世界，為列寧的終極目的。歐洲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巨擘，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階段，必須一面號召它們國內的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斗爭，一面號召國外的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斗爭，裡外交擊，方易收效。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曾說，如果其他國家不發主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就無最終勝利的希望。斯大杯復高呼鼓起東方工人農民的革命精神，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分鐘也不可忘記東方。尤重視土廣民眾的中國。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雖非全為中國而設，策動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為其使命之一。與中國建交的任務，由蘇俄政府負責，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由共產國際主持。誠如毛澤東所說，經過俄國人的介紹，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共產國際成立前兩個月，莫斯科的"僑俄華工會"已派共產黨人回中國宣傳。 ①一九二〇年三月，即中國收到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前後，曾在西伯利亞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現任職於共產國際東方局的吳廷康（G. N. Voitinsky）奉命來至北京，尋覓民族民主資本階級革命同盟。他首先會見李大釗及幾位社會主義者。四月，由李介紹，前去上海晤陳獨秀及戴傳賢、張東蓀等。他的主要說詞是中國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過於龐雜混亂，缺少主流，復無組織與實際行動，決不能推動革命，必須成立一中國共產黨。擬以《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為基礎。陳獨秀、戴傳賢表示贊同，張東蓀不願參加。是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出版。五月，《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出版，馬克思研究會成立，中國共產黨有了雛型。不久戴傳賢退出。七月，李大釗派張國燾前來，吳廷康通知陳獨秀，共產國際決定支持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陳認為中國工人無多，知識落後，階級覺悟不夠，一時無奪取政權可能，應先集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本共產黨立場，仍從事新文化、反軍閥、反日、愛國活動，入黨者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中共臨時中央於是成立，經費由共產國際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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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僑俄華工會舉行第三次大會，翟趣林演說，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蘇維埃合作，同月二十三日，議決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似已設有機構，但均無下文。
中共臨時中央一經成立，即於杭州、南京、蕪湖、安徽、重慶、成都、天津、濟南、青島、太原展開活動，而以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為重心，分設中共臨時支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之外，並在上海發刊《勞動界》、《伙友》周刊、《共產黨》月刊，譯印《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書，機械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及工人補習學校，-一組成，設立外國語學校，招收學生學習俄文，准備送往莫斯科受訓。①北京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出版《勞動音》周刊，設立長辛店京漢鐵路職工會、補習學校，任事者大都為北京大學學生，如張國燾、鄧中夏。廣州為中國革命策源地，尤受重視，共產國際先設通信社，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等出版《勞動聲》周刊。十二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特設宣講所。武漢負責人為曾留學日本的董必武（用威）。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成立，五月，上海、北京、廣州舉行勞動節紀念會。
新文化運動期間，湖南學生十分活躍，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蔡和森為領導者。毛為湘潭人，來自農家，辛亥革命時一度從軍。一九一三年人長沙師范學堂。因受陳獨秀的影響，②一九一七年，發起"新民學會"，又顯然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一九一八年九月，毛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因李大釗的啟導，對於馬克思學說有了興趣。一九一九年三月，取道上海返湘。"五四"事件發生，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主編《湘江評論》周刊，鼓吹民眾大聯合，對抗官僚、軍閥、資本家。③一九二〇年二月，再至北京，運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同時再讀有關俄國革命書刊。四月，復去上海，訪陳獨秀，大概是奉李大釗之命，或曾預聞籌組中國共產黨之事。七月，回長沙，擔任師范學堂附屬小學主事，先後創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支部。湖南無政府主義者有勞工會，毛亦發起各種工會，組織工團聯合會。羅素在長沙講演時（見505頁），他可能是聽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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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二一年春，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等八人赴俄。與陳獨秀有私交的孫毓筠亦於此時資送數人前往。
②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曾刊載毛澤東的《體育研究》，署名"二十八書生"。
③《湘江評論》，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行五期即被禁，毛改任《新湖南》月刊編輯。
共產國際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建立關係的同年，又與留法勤工儉學會接觸，其中有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曾留學日本的周恩來（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①陳獨秀之子延年、喬年，來自湖南的蔡和森、蔡暢、李立三、李富春、李維漢，來自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來自貴州的王若飛。他們的組織，初為中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再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一年六月，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委員荷蘭人馬林（G. Maring即J.
F. M. Sneevliet）、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Nikorusky）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商定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後，再赴上誨。七月二十日，大會在法租界秘密舉行。時黨員僅五十餘人，出席代表十三人，陳獨秀、李大釗未到，張國燾任主席，馬林、李克諾斯基列席指導。②經過五晚會議，被法租界包探發覺，巡捕掩至。最後一次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船上舉行，通過黨綱，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即黨魁，張國燾、李達分任組織、宣傳部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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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恩來原籍浙江紹興，長於江蘇淮安，一九一○年去沈陽，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赴日本京都，一九一九年回天津，參加五四運動，九月組織覺悟社，一九二〇年一月被捕，五月獲釋，十月赴法國。
②十三名代表為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北京大學學生），廣東陳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漢俊、李達（二李曾留學日本），湖南毛澤東、何叔衡（秀才，小學教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北師范教員），山東王盡美、鄧恩銘（均中學生），日本周佛海。其後陳公博、李漢俊、李達、周佛海相繼開除黨籍或脫黨，陳獨秀、劉仁靜亦因與斯大林意見不合，開除黨籍。馬林之外，另一共產國際代表，有謂係吳廷康。中共現以七月一日為建黨日，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而於七月二十日為可信。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C. Martinwilbur）所舉証據外（見陳公博著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頁一五至二一），其他旁証，一為六月始決定召開大會，須通知各地推派代表，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舉行。二為在大會為馬林任通譯的張太雷，六月二十二日尚在莫斯科，亦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趕返上海。
出席的十三位代表，幾均為學識有限、經驗欠缺的書生，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共產黨的策略所知無多。陳獨秀、李大釗又不在場，一切取決於馬林。重要決議，為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一切生產的資本歸社會共有。採不妥協政策，斷絕一切非共產主義者的關係。組織工會，灌輸階級斗爭思想，成立研究勞工組織的學術團體，編印雜志、報紙、專書、小冊、傳單。對於現有政黨取獨立、攻擊、排斥態度，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不與建立任何關係。中央組織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呈送報告，必要時得派代表向共產國際東方局報告。既對其他政黨取排斥態度，曾議決禁止黨員參加政治，因馬林反對而取消。大會通過的宣言，將孫中山、徐世昌一並斥詆，引起爭論，改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公布與否，結果擱置未發，原因為共產國際有意聯好孫中山。
今後十個月，中共的重要活動為北京等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公開征求黨員、舉行講演會、馬克思誕生紀念會、三八婦女節紀念會，召開非宗教同盟會議，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共旅歐總部，派人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大會，①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加多，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亦頗引起社會注意。
中共對於工人運動特別重視，設置勞動組合書記部，推廣工人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不足，工人數目無多，成分復雜，缺少無產階級的斗爭意識，能左右工人行動的，在上海為幫會，在廣東則以國民黨的影響力為大，中共尚不能領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上海罷工的次數較多，均歸失敗。香港海員六萬餘人罷工，因得廣州政府支援，為時約一月。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參加的百餘團體，以屬於國民黨的為多。大致而言，中共的成就應在宣傳，知識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漸漸增加，其他實際收獲甚少。
三、蘇俄、中共與孫中山、吳佩孚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俄國革命黨人曾有過接觸。辛亥革命時，列寧對於孫的思想亦頗稱許。十月革命後，孫去電祝賀，翟趣林覆電，盼中國人民與蘇俄共同反抗帝國主義，未能遞到。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向廣州軍政府提議合作，並無反應。五四事件發生不久，國民黨報刊開始介紹社會主義。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亦於是時發出。一九二〇年六月，僑俄華工會邀孫訪俄，當係共產國際授意。七月，電請孫與中國各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蘇俄。共產國際大會議決與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勢力聯合，使其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時吳廷康正在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曾與孫在上海相見。十月，孫准備回粵，重建政府，翟趣林來書，商談貿易。一九二一年八月，孫覆以地理隔阻，尚不能建立商務關係，惟盼有私人接觸。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表示，願以共產主義立場，贊助國民黨的革命，但不得與共產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馬林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首與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商議。十二月，經廣州至桂林訪孫中山，勸容納共產黨員，與共產國際聯盟．建立革命武力。孫對俄國革命雖表重視，不過列寧的主張不盡和他相同。此時他志在北伐，如果聯俄，英國必然不喜，勢將阻撓他進軍長江，但他對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則頗感興趣，因允於在道義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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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席共產國際的為張太雷，出席少年共產國際的為何夢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一稱遠東勞工大會，意在對抗華盛頓會議，中共代表為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北京晨報）記者），及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團體亦派人參加，共計三十餘人。
蘇俄以見擯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自行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孫中山亦以美國拒絕他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為明了蘇俄實況，在與馬林會晤之前，已派張秋白出席莫斯科的會議。共產國際書記齊諾維夫（Zinoviev）在大會報告，主張中共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聯合，對抗資本帝國主義者，警告國民黨對美國的妄想。列寧接見張秋白及中共代表張國燾，討論國民黨、中共合作的可能。二月，翟趣林致書孫中山，重申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友誼與願望。四月，少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
A. Dalin）到粵與孫續商，仍無結果，但孫對香港海員罷工的援助、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全國社會青年團代表大會之在廣州舉行，足証孫對中共態度的友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是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動運動等事，都是擁護民主政治的証明。中共的主張共有十項，其中之一即是與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社會主義各團體建立聯合陣線反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顯然是追隨共產國際的步調，放棄了對其他政黨的排斥態度，實為策略上的大轉變。七月十六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會大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時黨員一百二十二人，出席代表十二人，討論的中心，為與國民黨合作問題。決議是號召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參加民族革命，與國民黨暫時聯合，但並不放棄共產黨的組織，仍獨立的為無產階級奮斗。宣言中明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高尚德為中央委員，陳續任總書記。不久馬林又自莫斯科來上海，在他的要求下，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員舉行會議。馬林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作有組織的結合，不贊成聯合陣線。陳等一致反對，馬林謂此係共產國際所決定，必須尊重。陳等唯有服從，惟國民黨須依民主原則改組。
掌握國民黨兵權的陳炯明是屬於無政府派，據說一九二〇年四月，蘇俄代表前來漳州與晤，是否果有其事，雖不敢必，不過就日後陳獨秀之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看來，中共與陳炯明實有相當關係。一九二二年四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失和，決裂在即，陳獨秀於孫、陳之間，何去何從，猶疑不定。及陳炯明對孫實行叛變，中共始決定與陳炯明斷絕關係。請孫中山召開革命團體會議，原因是陳炯明的聲望無法與孫同日而語。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不成，在赴滬船中，考慮今後動向，認為必須改弦更張，爭取外援。聯德尚無眉目，惟有聯俄。八月中旬，孫到上海，陳獨秀、馬林及越飛的代表先後來見，所談當不外聯俄、容共，容共則為聯俄的第一步。五四以來，孫對於青年動態極為注意，他之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目的即在擴大基礎，現在愈感有此必要。八月下旬，首准陳獨秀、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九月，設置國民黨改進委員會，及改進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及到過蘇俄的張秋白均為委員。
蘇俄於聯好孫中山外，對於新近崛起的直系強人吳佩孚亦至為重視（見509 頁）。李大釗及直系政客孫洪伊與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均有交誼，透過他們的運用，吳允由李推介得力之人，組織鐵路工人，排除交通系梁士詒的勢力，免為奉系所用。
①直奉戰爭時，中共領導下的京漢鐵路工人助吳運兵，頗稱得力。戰後有六名中共重要黨員，分任京漢、京奉、京綏、津浦、正大、隴海鐵路密查，吳復通令保護工人，更給中共以不少方便。中共稱道他是反日者，"倒張（作霖），去徐（世昌）是差強人意的事"，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並推動吳與孫中山的合作（見481 頁），一九二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已與吳會晤，此人或者就是吳延康，介紹人為李大釗。一九二二年八月，又有蘇俄記者到過洛陽，受到吳的歡迎，李本人亦數至洛陽。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率代表參加，會中曾討論聯吳、聯孫問題。共產國際要人拉狄克（K.
Radek）的報告，提及中共對吳的支持，謂吳係中國聯合陣線必需的人物，似乎認為他的重要性在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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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時交通總長為直系的張志潭。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與越飛代表的會談，有欠順利，使他感到"麻煩"。此後一面著手改進黨務，一面部署收復廣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說明今後政策，一為本民族自決之義，對內增進全國文化，對外謀求世界民族平等，改正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二為廢除以資產為標准的選舉，確定人民自由權﹔三為力謀社會經濟的均等發展，限定私人土地所有權，制定工人保護法，徐謀勞資的地位平等，改良農村組織，徐謀地主佃戶間的平等。雖與共產黨的主張仍有距離，然已具有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意義。是後各級黨部工作均有中共黨員參加。①
國民黨作風不變，同時滇、桂軍在孫中山策動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自廣西長驅東下，國民黨的聲勢重振。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軍佔領廣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謂國民黨為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應與實行合作。同月，越飛至上海面晤孫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孫、越發出如下公報：共認蘇維埃制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越飛重認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對華宣言原則，蘇俄准備拋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中東鐵路管理辦法由中、俄協商﹔蘇俄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為防制白俄，俄軍不必立時撤退。
共同公報發表後，越飛赴日本，孫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時聯俄容共尚未收實效，軍事財政紊亂不堪，粵人痛恨滇、桂客軍，怨毒轉集國民黨。但中共在各地的活動則大有開展。宣傳刊物上海有《向導》、《前鋒》、《中國青年》，廣州有《新青年》、《新學生》，北京有《政治生活》，長沙有《新時代》，上海大學無異其訓練機關。②群眾運動多由中共領導，如民國裁兵運動大同盟，女權運動大同盟，收回旅順大連、取消二十一條示威，反對北京教育總長請願，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漸成青年的口號，工人罷工風潮亦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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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中央黨部總務部林祖涵，北京交部總干事李大釗，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籌備主任夏曦、劉少奇。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八十餘人亦均成了國民黨員，周恩來任國民黨駐歐支部總務主任，李富春任宣傳科主任，聶榮臻任巴黎通訊處長。
②上海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名為國民黨創設，於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長，教授多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蔡和森、鄧中夏、沈雁冰（茅盾）。一九二五年六月，被租界工部局封閉。
孫中山越飛的公報為國民黨公開聯俄的表示，六日後發生的京漢鐵路工潮為吳佩孚實行與中共分手的表示。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吳轄區內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及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北京、唐山學潮洶洶，吳認為是中共和他為難。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被吳武力解散，下令逮捕李大釗。京漢鐵路總工會移往漢口，二月四日，全路罷工，拒絕吳的復工命令。二月七日，漢口、長辛店工人三十餘名，被軍警殺害，中共稱之為 "二七"慘案，斥吳為國民公敵，共產國際亦痛加詆責，蘇俄的聯吳努力失敗，中共與吳的關係破裂。是後蘇俄與吳雖偶有接觸，然合作已無可能。加拉罕與北京政府談判時，吳之贊成中俄復交，是為了想取得俄國部分的庚子賠款，同時仍欲以蘇俄牽制張作霖。
四、國民黨與蘇俄、中共實行聯合
孫中山雖已決定聯俄容共，但他的政治運用，尚無顯著的變化。在與越飛發表公報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在統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諸省暫時劃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機關及債權人、農工商各團體代表監督，實行化兵為工。裁兵首須得直系贊同，孫回粵後，命胡漢民、汪兆銘、孫洪伊為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借款最好由英國承擔，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應香港總督之宴，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廣州英國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筑路，並發表演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孫的秘書陳友仁宣布孫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給以財政援助，用英、美專家致力建設，①可見尚不欲專聯蘇俄。
蘇俄對於孫的以上舉動自感不安。五月一日來電，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兩周後馬林再至廣州，勸孫徹底改組國民黨。共產國際訓令中共，務使國民黨成為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運動陣線的領導者，注意工農，阻止國民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妥協。其實直系和英國對孫中山的表示，不僅毫不為動，且敵視愈甚，不惜以種種手段顛覆他的政權。蘇俄的援助則愈具體化，開始派遣軍事顧問前來，②並給以二百萬元的貸款。孫為保持現有據點，以圖將來發展，不能不認真考慮容共問題。與越飛在日本相處的廖仲愷一力贊成，說是國民黨的歷次失敗，由於專恃軍隊，為兵所制而不能制兵。制服軍隊須靠黨員，國民黨僅有少數干部，黨員無多，急當改組以救其弊。何況國民黨在國際上缺少朋友，蘇俄既來聯絡，便不應拒絕它的黨徒中共。五月二十一日，孫請馬林協助計劃黨的改組。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由於馬林的堅持，通過今後活動集中於國民黨的發展，改組國民黨為真正的政黨，加強其在工人農民中的影響力，使與蘇俄接近。大會宣言承認國民黨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處於領導地位，惟須拋棄依賴外力，專力軍事，及忽視對於民眾宣傳的觀念，所說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完全相符。③
馬林與孫中山商定派遣代表團赴俄，由孫的參謀長蔣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率領。十月六日，蘇俄駐北京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三）抵廣州，作為蘇俄駐廣州的代表， ④最大的任務為促使國民黨早日徹底改組。當他初見孫中山時，首先應允孫的軍事物資援助要求，強調中俄革命均為民族主義的奮斗，蘇俄的成功，實得力於黨。國民黨的使命為完成中國統一與獨立，如假以半年時間，可使廣州成為國民黨的鞏固基地，一、二年內革命精神將普及全國，但必須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中政治工作。孫大為所動，十月十日，設置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由鮑羅廷擬定改組方案。鮑羅廷一面告訴中共領袖，謂穩定國民黨為穩定共產黨的基礎，一面公開談話，謂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獨立奮斗的引導者，倘再濟以軍事精神及民眾組織，勢力將益增強，必能統一中國，使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的奴役。十月二十五日，孫派定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與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均在內，鮑羅廷為顧問，准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十一月，陳炯明軍逼攻廣州，鮑羅廷勸孫採行新農工政策，動員農工，共同抵抗，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訓練義勇軍，成立農工及中產階級調查委員會與黨員訓練所，後者由鮑羅廷負責，使黨員學習蘇俄革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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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時香港總督為斯塔布斯（Sir Edward R. Stubbs），廣州總領事為杰爾孫（Sir J. J. Jamieson），三月，梁土詒曾在香港代孫活動借款，建筑鐵路。
②蘇俄顧問於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北京，十月到廣州。
③共產國際訓令係五月二十四日發出，遲至七日十八日中共始收到。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六月十日開始，十九日終了。但共產國際的此項意旨，仍可先由馬林轉達。時中共黨員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會代表三十人，陳獨秀瞿秋白主張服從共產國際決策，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反對。卒依馬林主張，通過中共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當選中央委員即在此時。
④鮑羅廷即Gruzenberg，為猶太人，幼年受教育於立陶宛，參加革命運動。一九○
六年在倫敦活動，一九〇七年來美國，居波斯頓、芝加哥。一九一八年返俄，受知於列寧。一九一九年派往西班牙、墨西哥、荷蘭。一九二一年赴土耳其，助凱木耳（Kemal）抗英。一九二二年被英國拘禁六個月。一九二三年七月來華，先至奉天晤張作霖，繼到北京見加拉罕。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加拉罕來電祝賀，表示蘇俄對於中國人民自由獨立的敬愛和同情﹔中共發表宣言，號召人民集結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開會期間，列寧去世，大會去電吊唁，休會三日，各機關下半旗，全體代表向鮑羅廷鞠躬，以示哀忱。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國民黨，並擔任要職。①最足以表現此次大會意義的為所發布的宣言，這篇宣言是廖仲愷、胡漢民、汪兆銘及中共黨員瞿秋白與鮑羅廷起草，指出中國禍亂皆為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以致政治、經濟生命皆為所制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包括中國民族自救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惟有國民黨與多數民眾結合，反對帝國主義，中國民族方能獲得真正自由獨立。民權主義包括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與團體，均得享有。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黨正從事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民工人的特殊階級，為農民工人而奮斗，亦即農民工人為自身而奮斗。國民革命運動必待農民工人參加，然後方能決勝。新的政綱，對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要﹔對內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權，增進農民工人生活為要。以上措置和表示，與共產國際的主張大致吻合，亦即日後中共所指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以反抗帝國主義為中心。根據這些原則，國民黨聲明維持中俄北京協定，發動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廢約同盟，舉行收回教育權運動，反文化侵略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周。②工人運動繼續推進，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在北京成立，廣州工會組織工團，勞動節開會慶祝，孫中山講演反抗外國經濟壓迫。農民運動更為積極，特設農民運動講習所，③孫中山講演農民大聯合，耕者有其田。各縣有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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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居四分之一，組織、工人、農民各部及上海、北京、漢口執行部的實權，均操於中共黨員之手。
②九月七日，為辛丑條約簽字之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號召民眾與國民黨合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
③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先後由中共黨員彭湃、毛澤東擔任。學生三百餘人，為以後農民運動的干部。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力圖擴張，國民黨的部分高級干部深恐喧賓奪主，一再檢舉，指為志在借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中共黨員對國民黨亦暗事打擊，公開譏評。於是有政治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及聯合部（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設置，以便調處。政治會議有如共產黨的政治局，以鮑羅廷為高等顧問，聯絡部由政治會議、共產國際及中共三方代表組成。
這時廣東大半仍為陳炯明所有，不時蠢動。盤踞廣州的滇、桂軍驕橫抗命，商團尤為心腹之患。商團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原為商民對抗滇、桂軍的武裝自衛組織，後以恐懼實行共產，轉而敵視國民黨，香港政府從而構煽，與陳炯明勾結。一九二四年八月，商團團長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蒙蔽手段，自海外購運槍械，被廣州政府扣留。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實行罷市，強求發還。廣州政府准備武力制止，英國代理總領事發出警告，聲言如攻擊廣州市區，英國海軍即實行干涉。孫中山急欲北伐，策應北方反直系戰爭，別尋出路，初時多方遷就，商團態度更為強硬。適蘇俄軍火到粵，孫中山決採斷然處置。十月十五日，商團一萬二千人全部為蔣中正指揮的粵軍、滇軍、各軍事學校學生、工團軍、農民自衛軍所擊潰，①西關商業區被毀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