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星期四

江迅: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生死疲勞」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曾經表示,作家太富貴寫不出好作品,太窮困也不好,而在相對中立的狀態,作家既可了解貴族上層,又可隨時接觸下層民眾。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全球中國人是一大鼓舞,顯示他多年來在文字上的「生死疲勞」,終於獲得全球文壇的桂冠,也帶來現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榮譽。

《生死疲勞》是莫言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魔幻現實筆觸的重要實驗。

他將面對全球媒體的鎂光燈,也將會在瑞典發表重要的演講。讓一個叫「莫言」的人,站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頗有幾分諷刺意味。三十年前,當那個名叫「管謨言」的人,把自己名字中間的「謨」字,一分為二變成「莫言」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私自改姓易名的叛逆行為所包含著的意義。

他說,當時只是想很多作家都有筆名,自己也該有一個,於是用了「莫言」。當他注視這個意味著不說話的筆名時,想到了多年前父母的教導。那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極不正常,人們普遍喪失安全感,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只有欺騙和防範,許多人因言招禍,一語不慎,帶來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後果。他偏偏是饒舌的孩子,記憶力好,口語表達能力好,又有著人前說話的強烈慾望。但每當他欲施展說話才能時,母親總提醒他:少說話啊。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離開父母的眼睛,他還是要滔滔不絕地說。

被人們普遍認為離諾貝爾文學獎距離最近的中國作家之一的莫言,六歲進學校讀書,他因罵老師「奴隸主」受警告處分。從小他就像自己筆下《四十一炮》中的炮孩子,有著以三寸不爛之舌而舌戰群儒的衝動。不過,這個以「莫言」為戒的山東漢子,後來把說話的慾望全都傾注在小說裏了,在作品中,能時時讀到充滿進攻型的語言。

但在生活中,莫言總是謹言慎行,從不見他放大炮。在他的長篇《豐乳肥臀》受批判後,他選擇沉默,以擱筆兩年的決絕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在頒獎典禮前夕,莫言接受了訪問,似乎不再「謹言慎行」,千言萬語,何若「莫言」。

你說過作家不能太富貴,怎麼理解?

先說一個很樸素的民間故事,有個養鷹的說,獵鷹不能吃得太飽,牛肉吃多了,它就沒必要去追襲獵物了,但也不能太餓,餓過頭就飛不動了,只能吃得七八成飽。既要有體力,也要有那種追捕獵物的慾望才行。作家也一樣,太富貴了,家裏僱了四個褓姆,出門有兩個保鑣,有億萬身家,他創作的動力就基本沒有了。這種時候,他的心靈無法與普通人溝通,文學說到底還是反映底層人的文學,反映下層人的生活,反映不幸者、受迫害者、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生活。

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不是也有描述貴族生活的嗎?

更多的還是反映最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態,反映人生疾苦,這樣的作品才有廣泛的群眾性,才有社會期盼的價值。一個作家一旦富貴到相當程度之後,與下層的人們群眾那種血脈之間的聯繫就切斷了。因此太富貴就很難寫出好的文學來。當然不能太貧困,吃了上頓沒下頓,首先就要解決溫飽問題,要解決養家餬口,這樣的條件下去寫作,也就顯得很奢侈。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與下層群眾保持一種密切聯繫,這樣才可以處在一個相對中立的狀態,既可以往上看,了解貴族的上層人物的生活狀態,又可以與下層人隨時接觸,如此上下自如,才能寫出比較立體的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的小說。

你怎麼看當代文壇不少作家熱衷玩技巧的現象?

這是每一個作家都要經歷的一個過程,年輕人總是蔑視過去的經典著作,尤其對現實主義的作品,喜歡玩技巧,玩結構,玩語言,玩意向,玩象徵。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意識到,這些東西都是華而不實的「花活」,遠離了小說起源和小說存在的最根本的價值。小說是講述故事的一種方式。自從十八、十九世紀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小說推到一個頂峰之後,讓後來的小說寫作者感到相當尷尬的境地,如果按照這樣的寫法來寫作,前面的高峰是無法超越的,因此才有了後來歐洲和美洲的新小說的流派,純粹從技巧入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法國的新小說,各種各樣的講述故事的小說技巧,事實證明都是曇花一現,只有現實主義的好好講故事的小說,是常春不衰的。

從你的作品看,都在好好講故事,是否就是你的追求?

說書人是小說家的鼻祖,聽書人就是要聽一環一環揪人心魄的故事,每段故事都留有懸念,講述故事是小說起源的最根本理由,也是小說家的天職。到我這樣的年齡,慢慢悟到,一個小說家歸根結蒂應以講故事為天職。當然這種講故事也包含了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環境。這大概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作家們走過的坎坷路,經二十多年的探索,意識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說的技巧,儘管拓寬了小說的表現手法,但如果把講故事忽略的話,勢必會讓越來越少的讀者更少了。最近這幾年,法國、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誕生了很多前衛的小說流派的作家,已經回到好好講故事的本質上來。當然講故事並不排除小說技巧。

德國漢學家顧彬尖銳批評說中國當代作家「沒有受過完整教育,不懂外語,所以很難寫好小說」,你怎麼回應?

顧彬是我老朋友了,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去德國,他熱情接待我,交談甚歡。中國作家應該有一種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不要一聽到刺耳之言就暴跳如雷。顧彬的觀點是偏激了一點,作為漢學家,面對浩如煙海的當代中國文學,閱讀量難免掛一漏萬。我相信有很多符合他好小說標準的當代文學作品,他沒有讀到。

顧彬認為中國作家沒有表現出獨立思想,對人生和社會的獨立思考不夠。這種批評有道理,應引起警醒。我們長期以來在那種集結化的環境裏,儘管對這種集結的模式化的思想深為反感,但就像一只鳥在籠子裏長期被關,突然被放出來,儘管可以飛翔,但它飛得是不自由的,是那種被關在籠子裏的狀態限制了。就這一點,顧彬作為讀者,有權發表看法,不必非要跟他辯論。

你說,顧彬的觀點偏激了一點?

他有些觀點並不那麼嚴密,從邏輯上講是有漏洞的。比如他認為,中國當代作家所以寫不出世界水平的文學作品,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其實沈從文小學都沒畢業,我說沈從文是我們的「擋箭牌」。儘管顧彬也對我作了嚴厲的批評,但有一個顧彬在邊上發出刺耳的聲音,絕對比沒有要好。他讓我們認真的思考,不要沾沾自喜。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判斷跟顧彬還不太一樣。

總體上,你怎麼評價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

我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取得了可以用「輝煌」兩字來形容,即使長篇小說沒有《靜靜的頓河》(俄國作家蕭洛霍夫的作品)這樣的偉大作品,但在中篇和短篇領域,我國許多作品完全能與世界上優秀作品媲美。我不太同意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比較,他認為當代文學不如現代文學。

我們這一批作家不如當年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那一批作家,這種說法基本成立,魯迅他們達到的時代高度,現在的作家確實很難達到。但是從總體水平上講,當代作家比五四作家要高,只是缺少高峰。當代文學是一片高原,現代文學有幾座高峰,從普遍的高度講,當代文學比現代文學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