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以萬計市民連日包圍政府總部的壓力下，教育局宣布重新檢討課程指引，並抽起指引中「當代國情」的部分。既然最有爭議的內容彷彿已不存在，國民教育之爭是否應該告一段落？認識國情從來都需要綜合分析而不能割裂施教，所謂的「抽起爭議部分」只是另一種的「語言偽述」，國民教育的實質問題仍未解決。
在討論課程指引之前，筆者必須指出梁振英所謂的「撤科有違香港自由社會特質」是完全扭曲事實。如果市民自發設立「國民教育興趣班」，要教什麼內容當然有其自由，然而中小學學位既受政府承認、經費由公帑支持，政府就有責任監督。再者，香港的中小學向來都會在沒有課程指引之下試驗各式教學活動，撤回課程指引不代表學校就不能夠用其他方式帶領學生認識中國。梁振英的說法要不是對香港的教育制度無知，就是活脫脫的戾橫折曲。
回說教育局表示會抽起的當代國情部分，其實屬於國民教育科國家範疇的4個學習主題，即自然國情、當代國情、人文國情和歷史國情。當代國情主要談及中國現時的政治體制和國策，因為最受爭議而被抽起。不過課程指引在第17頁列明4個主題「都是互為關連、並無先後次序或重要程度之分」，為何今天的教育局卻可以只抽起其中一個而不是全面撤回？是指引寫錯了？還是教育局對課程本身欠缺掌握？細心一想，不難明白指引中所說的「互為關連」更有道理。
「語言偽述」
以自然國情為例，指引提議帶領學生「從多角度思考能源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然而學術研究顯示近年來中國最重要的能源政策，例如關閉小煤礦和扶持國企煤礦，還有西電東輸和西氣東輸，後面全部都有政治任務，中央政府的考量絕對不止於環境保護，而改革的困難同樣處於體制之中。
說到人文國情，指引提議帶領學生「了解民間信仰反映的社會文化意義」，就算我們不談法輪功和政權打壓之間的關係，西藏和新疆的宗教和文化問題豈能和政治體制無關？在欠缺民主體制和言論自由的社會當中，當地人面對外來移民的大舉湧入，可以如何反映意見和參與制定移民政策？文化融和又能從何談起？
來到歷史國情，指引又提議帶領學生「探討歷史名城的發展過程」，可惜事實卻是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的各個歷史名城都經歷了許多災難。以北京為例，原有的城牆就是在建國後以配合城市發展為由拆掉。梁思成保育古北京城的方案被共產黨否決，毛澤東對此更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大多數研究中國的學者都會同意討論中國國情總離不開政治體制，既然教育局也同意現行指引對政治體制的處理明顯不足，則教育局當然不能掩耳盜鈴以為抽起了當代國情就能免除爭議。我們需要的是把所有內容一併重檢，而原有指引的任何部分在新的課程推出前也不應再獲教育局支持。
最後，我們得注意指引之爭只是整場爭議的其中一部分。指引寫得再好，沒有好教師配合也沒用；指引寫得差，沒有好教師把關則更會誤人子弟。可惜自九七以來，政府在人權教育的師訓支援愈來愈少。當教師也未能站在掌握基本人權的觀念，則我們要擔心的未必是國民教育是否成科，而是教師面對一些更潛在的意識形態灌輸時能否和學生一起分辨。長路漫漫，政府的虛招不足以解決問題，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工作尚有許多。
李輝﹕國民教育科爭論中的邏輯錯誤
政府宣布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3年開展期後，由學民思潮掀起的「反國教運動」已取得階段性成果，雙方從此進入新的持久戰階段。雖然反對者理直氣壯，但筆者從學理角度仔細研究過學民思潮的反對理據，發現其中有一些攻、防雙方都不曾察覺的邏輯錯誤（logical
fallacy），值得注意。
例一：「但近日由政府贊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當中內容偏頗，嚴重扭曲民主概念，大力歌頌中共所謂『民主集中制』，赤裸地進行政治灌輸！此證明民間對國民教育淪為『洗腦教育』及成為政治灌輸工具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
四種邏輯錯誤
這一段文字中隱含了四種邏輯錯誤。
1．稻草人錯誤（strawman argument）：把錯誤的論點強加在對方身上，創造出一個「稻草人」，然後去攻擊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浸會大學的教學手冊並非「國教科課程指引」（以下簡稱「指引」），不能因為這個「稻草人」有問題就攻擊「指引」本身，更不能因為「稻草人」洗腦就證明「指引」是在洗腦。在整個運動中，反國教人士不斷針對「稻草人」的錯誤而對「指引」發動攻擊，終於成功對社會大眾「洗腦」，何其憾也。
2．巧合錯誤（coincidental correlation）：以個別巧合情肯定某種因果關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浸會大學只是個別例子，不能因此論斷「指引」必然導致洗腦。筆者相信，將來教協（PTU）出版的教材就可能不會被標籤為「洗腦」。可惜的是，在整個運動中有不少人用類似案例反覆論證「國教科必然洗腦」這一因果關係，明顯誤導公眾。
3．混淆相關和起因（confusing correlation and causation）：無可否認，「稻草人」與「指引」高度相關，但兩者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稻草人」出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偏左急進，浸大相關人士缺乏獨立思考，教育局因為尊重學術和出版自由而沒審查教材等等。這些問題是當事三方的錯，為何要把污水潑到「指引」身上？！
4．以果證因（affirming the consequent）：用結果反過來證明原因，最常見的形式就是：「A暗示B，如果B是正確的，A就是正確的」，事實上並不一定如此。例如：A＝政府想洗腦，B＝有人就會出洗腦教材，由A至B的推理是正確的，但由B反推至A就是錯誤的。
例二：「此外，現時政府資助國民教育機構的準則欠缺透明度，只怕將來市面上絕大部分國民教育教材都會以政治正確及避談敏感議題為依歸。」
這段文字中隱含一種滑坡錯誤邏輯（slippery slope fallacy），即用一連串的「可能性」作為「必然性」進行不合理的因果關係推理。其內在的邏輯推理是：現時政府資助國教機構的準則欠缺透明度，所以將來政府必然欠缺透明度，因此將來市面上必然只有政府欽點的機構提供教材，於是大部分教材必然都會政治正確。其實，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推理只是建基於某種「可能性」，結果並不必然出現，結論自然有誤。而類似的說法還有：「加上過去政府贊助的內地交流團及國民教育活動均是『報喜不報憂』，只對國家歌功頌德，反映將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只是一種政治灌輸工具。」其錯誤就如同以下說法：A過去偷過東西，所以將來一定會偷東西。
另外還有類比錯誤（false
analogy），即將兩個不同的事物進行類比，認為發生在A的情也必會發生在B上。這樣只看到了兩者表層的共性，而忽略了深層的差異。例如，學民思潮在立場聲明中將「指引」標籤為「教育界23條」，認為兩者同樣「非常含糊和模棱兩可」（但這不是事實），所以，既然23條可以撤回，「指引」也應撤回。其實兩者並不具備可比性，一個是法例（具有強迫性），一個是課程指引（非強迫性），而且發生在23條的情也不一定會發生在國教科。
雖然學民思潮已取得初步勝利，但並不代表他們言之有理和思維正確。他們只是成功利用了社會大眾的深層恐懼心理和表面情緒反應而取得了成功，是「盲拳打死老師傅」的典型案例，值得學界反思。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詳細官方聲明見http://scholarism.com/
黃偉豪﹕反國民教育與立會選舉的啟示
最近短短一個多星期之內，香港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是由學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組織所發起的「佔領政府總部」和絕食的行動，另一件大事當然是立法會選舉。兩者均不是個別的獨立事件，同時反映了社會和政府的對立、撕裂和博弈。是否能夠真正理解和掌握這些啟示，將會對今後香港民主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首先，反國民教育運動絕非單一議題的事件，而是一國兩制的承諾不保，甚至連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守不住的情下，所爆發出來的運動。換句話說，反國民教育運動，是香港本土意識及港人身分價值的蘇醒，可以被視為由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到反高鐵事件的擴大和延續。
要強調的一點是，以上運動反映的不是否定中國作為祖國和母體的香港獨立運動，而是在愛國的大前提下，如何維持香港價值及生活方式不變的運動，這正正是捍衛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承諾。如果，內地化及西環治港的趨勢不變，即使反國民教育的風波最終平息，也很快有另一輪的運動來接力。而在一國兩制的城牆塌下、中港的政治命運連成一線時，
它隨時演變成一場抗共運動，情跟八九六四後的香港甚為相似。
弔詭和矛盾的是，當社會出現了強大和活躍的民間力量，以社會運動的形式來向政府施壓，由今次立法會的選舉結果所顯示，這一股力量卻未能完全轉化成選票和議席，使議會成為帶動香港社會改革和轉變的核心。
公民社會主導未來關鍵發展
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和複雜的，但不容忽視的是，從梁振英政府的超低民望所見，不少建制派政黨的選民和支持者，本身也是反政府的。因此，泛民和建制派選民的分歧，遠遠不及政府和社會的對立及撕裂。而且泛民和建制派選民，也存在覑共同及跨階層的利益，因而有相當的合作空間，反對雙非、反對擴大自由行及反對新界發展均為一些具體的例子。
由此可見，主導香港未來數年關鍵發展的，已不再是政府或議會，而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首要任務，便是增加團結和加強整合。因為萬一在一個弱勢政府倒下或自我撤離時，就好像當初特區政府對反國民教育運動不聞不問的時候，公民社會便成了避免社會進入混亂局面的重要支柱。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