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的陳佐洱近日發表新書《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記錄了中英在香港政權移交前的鬥智內幕。他表示最艱難的是阻止英方花掉港府當時所有財政儲備的「經濟戰」。
保證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的中英談判是一場智慧碰撞、軟實力較量。
當年談判過程中，中方代表陳佐洱一句針對港英當局飆高社福開支要「車眦人亡」的警告，引來了一場大風波，卻把中方確保香港平穩過渡立場闡述得更為明確。被英國大臣稱為「最難對付但又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國務院港澳辦前常務副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著書，詳述《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披露香港回歸前中英談判過招的秘辛。
香港回歸十五年相安無事，日益繁榮，但回歸交接過程中，大事關係到國家尊嚴，家事涉及居留權和每一個香港人的護照簽發，從解放軍駐港人數到跨越不同政權的財政預算、新機場、設立終審法院，事無巨細都要縝密研究安排。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陳佐洱一家三口搭乘港龍客機，從北京飛往香港，他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開始了中英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具體事宜的磋商，開始了他投身港澳工作的新一頁，並寫下通過談判進而令香港政權順利移交的歷史。這些都紀錄於陳佐洱《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一書中。
為新書《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首發，陳佐洱應邀來到香港，出席新香港人的團體華菁會座談，出席新書發布會及記者會，所到之處深受歡迎。新書發布會現場冠蓋雲集，媒體蜂擁。香港的達官賢士紛紛到賀並在現場排起長隊購書，有的一買三、四本，並請陳佐洱簽名留念。
林鄭月娥出席新書發布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與陳佐洱共同主禮了揭幕儀式。林鄭月娥說，香港回歸祖國過程其中重要的一項，是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這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這份過渡預算案的編制和資產的移交時，她任副庫務司，「非常榮幸有大概一年半的時間，能參與陳先生書本裏所說的工作，見證了部分陳先生在本書中談及的經歷」。林鄭月娥表示：「陳主任當時希望我們的儲備能夠有二百五十億元，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們的財政儲備現在超過六千億元。」陳佐洱即場舉起右手，伸出大拇指，表示讚賞。
《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由香港鳳凰書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劉長樂表示，已預先拜讀了著作，首次披露了中英談判相關階段的以及作為過來人的種種秘辛，凝固了非常獨家、非常獨特、非常有趣的歷史故事。「十五年後，我們重新審視佐洱先生當時的做法、言論和代表中央簽署的各種協議，更能體驗到他的良苦用心，就是為香港好、為香港民眾好、為香港長遠發展好的良苦用心。」
這樣的良苦用心以文字作了記載，令許多過來人感觸。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閱後撰文指：「讀完了你的大作，感慨萬千。你以生動的筆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畫了那個我們共同戰鬥過的、驚心動魄的年代。這是一部優秀的、可讀性和史料性都很強的報告文學。」陳佐洱說：「回憶像潮水般湧來。許多故事歷歷在目。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一字一字把回憶記錄下來。一是真實的，二才是文學的。書寫了一年多，送請有關部門朋友們，還有領導、導師，特別是魯平主任，請他們提意見，對今天書的出版非常有幫助的，我很感激他們。」
陳佐洱對亞洲週刊表示，後半生與香港有不解之緣，雖然離開國務院港澳辦崗位，但還在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主要還是負責政協方面的港澳事務，每天要看香港的報紙，關心香港的陰晴雨雪。陳佐洱依然關心香港，關心香港人。他注意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反「一簽多行」及水貨客，以至新界東北發展問題，陳佐洱強調中港是一家人，任何事情都可透過協商解決，不贊成外界用「中港矛盾」來形容有關問題。他對於有反水貨客示威者高舉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旗感到心痛，認為「這面旗子應該進歷史博物館」。
回歸談判是艱辛的軟性較量，陳佐洱以《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還原歷史真實，書中記錄了中英在香港政權移交前一段時間鬥智的精采篇章，還不時以輕鬆的筆觸描寫談判之外的餘興。
回歸前與英方在談判桌前數次交手的陳佐洱認為，最艱難也最關鍵的是「經濟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園計劃」，即機場與港口發展策略。計劃預計花費一千二百四十七億到二千億港幣（約一百六十億至二百五十六億美元），幾乎要花費掉港府當時所有的財政儲備，並大規模舉債來建設機場、港口。結果會使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只剩下五十億港幣。陳佐洱覺得所謂「玫瑰園」對於未來的香港，可能是一枝扎手的玫瑰，當時的中方談判專家組經過謹慎研究後也證實了這一點。這樣做，英方在
「走人」之後，留給香港只能是一個窮殼子、爛攤子。對此，中方談判組給予了態度堅決的回應。
起初，英方拒絕中方介入香港新機場建設。中方隨即表示，如果英方拋開中方「單幹」，那麼，整個工程的支付以及相關債務，一九九七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概不負責。這一明確表態讓英國人重新回到談判桌前。一九九一年九月，中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港英政府修訂新機場建設計劃，並承諾，將最初預留給特區政府的五十億財政儲備提高到二百五十億港幣。
車毀人亡論獲港人支持
香港人熟悉陳佐洱這個名字，源於當年陳的「車毀人亡論」。當年有不少批評他的聲音，令他承受壓力，末代港督彭定康更「掉包」表示中方說提高福利就要車毀人亡，還說陳佐洱講在崎嶇的山路上有一部高速賽車，賽車司機就是香港人，原話被彭定康偷換概念，把司機「彭定康」換成香港人，但不少香港市民還是支持陳佐洱的觀點。九五年他從北京乘飛機回香港，一個坐在後排的香港同胞站了起來說﹕你是陳代表嗎？你這車毀人亡論說得好啊，我們支持你。有一次他在香港乘計程車，的士司機在後視鏡裏面認出他，說﹕陳代表你那番話說得好，他們英國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錢都花完，你要替我們看住這筆錢啊。陳佐洱下車的時候，司機還執意不收他的車費，陳最終堅持付了車費，並為這位的士司機簽名留念。回想起這些，陳佐洱說，當時，這些支持讓他感覺到非常溫暖。
駐港先頭部隊人數之謎
確定駐港先頭部隊的人數並如何讓英國人接受，書中詳盡透露，中方談判人員的睿智及配合默契的小故事，令讀者看到緊張的談判中還能會心一笑。當年中方定下的駐港先頭部隊人數底線是五百人，在最後一次談判時，陳佐洱心裏突然冒出「五百零九」這個數字。他解釋道，「九」這個數字在中國有很濃厚的文化內涵，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歷時長久，多有波折，終於走到了瓜熟蒂落之日，香港回歸在即，頗有些「九九歸一」之感，最終被接受。
英國人又提出進駐威爾斯親王大廈的中國軍人太多，中方機智地回應，這裏是英軍的三軍總部，也將是香港回歸後駐港部隊的指揮中心，按中國慣例，重要場區的防務安排設雙崗。英國人無法再有異議。
《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是部記載香港回歸重要歷史片段、揭開談判秘辛的大作，也承載了作者對國家的責任及對香港的一份熱誠。
洪清田：陳佐洱神來之筆與「離晒大譜」
這個多星期的陳佐洱，不像我二十多年前開始認識的陳佐洱，也不是我預期的陳佐洱。
陳佐洱是文教出身，教書、寫作、做記者，轉任政治和 行政事務和黨工，參與香港問題和中英較量。或許是我的過度閱讀，所以他的文人的超越式思維和心意應用於中英港三方之日的多陣多元實戰，一言一動不甘於一般
官僚的按章機械「事務操作」，而是加入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自主創新，常常由眼前事件觸動背後和深層基本原理、規律和邏輯系統，扯動中英港三方前世今生的層 層錯綜複雜的神經網絡，結果有時是神來之筆的矛盾辯證統一，如有神助，有時卻離晒大譜，在歷史的對立面，反普世潮流。
不再虛心追尋因由
二十多年前陳佐洱有他開放思想和感情的一面，上任可能像內地開放改革初期那樣，把問題和現實估計得無以復加的大和惡化，視危機、困難為必然和自然（甚至「應然」），他自我定位和期許就是要解決問題和改變現實。
他面對香港和中英港三方的問題和現實，如飢如渴學習，「見異而喜」、「視反為正」，合了馬克思講的唯物主義者、辯證主義者「要改變現實必須尊重現實」。他還有點唯心主義者的宏大心胸心願、想像力和意識力，結合唯物主義者的方法和進程，欣然「實事求是、實事實辦」。
有一次我在文章中讚他一下，他說內部有人不滿（「你對外講好話，我們做醜人」），叫我別讚他了。
港澳辦下來後，他轉職政協，我想他的文學、文化素養和人文視野正是政協所需。政協1949年原是主權體，給人大取代後，變成具中國特色的「退休人士上議
院」，距「實」的政治和行政稍遠一點，上到「虛」的文史哲思想感情，對內近年一重點是搞民企商界關係，對外是台港關係。我想他離開黨政前線後，可能跳出當 年一趟又一趟的徒手內搏，抽離一卜、沉澱一下思緒，站高看遠一點，發揮一點(唯心主義者)宏大心胸心願、想像力和意識力，結合唯物主義者的方法和進程，產 生另一種欣然「實事求是、實事實辦」。這是中國很需要的。
這次出版傳記和記者會（9月20日）的發言，距我認識和預期的陳佐洱很遠，簡直判 若兩人；他仍自己釘在當年一趟又一趟的徒手肉搏，沒有跳出、抽離和沉澱。記者會的發言，不符事實和犯駁不少，這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犯了一個錯誤——
問英人治港的主觀動機立意而非問客觀效果，以前者為主和否定後者（是典型的千百年「中國文化病」）。
更大的問題是他的心態、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倒退，令人重溫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政經建制百多年來幾個「以我為主」階段的無限封閉體世界觀。
以 前他視問題和現實的危機、困難為必然和自然（甚至「應然」）的唯物主義者不見了，如今變成「唯天經地義主義者」、「以我為標準、由我下定義」的「應然＝自
然＝實然＝必然」，香港現實中的問題、困難和危機都是「不應如此」的，不應存在和出現的，沒任何理由存在和出現的，沒有任何正當性（也不知道怎麼會這 樣）。天經地義的大是大非竟給顛倒了，他不再虛心、務實、開放思想認真追尋因由，而是香港（世界）對不起他和他代表的天經地義。這是十足的（機械）唯心主
義者。
對香港現象感不忿
或許是我的過度閱讀，陳佐洱側面折射中國、中國中央和地方黨政機構和政策、中國人對本身及對香港十多二十年的轉變，內內外外因素、個人性格和集體性格交叉感染與激化，互為因果和條件。
最近昂山素姬在美國演講又以「學習」為主題，說「緬甸除了提供美國貿易和投資機會，還有一個機會是讓美國從緬甸發現美國本身和全球問題」。這句話原理上也適
用於香港和中國——「香港除了提供中國法治、行政、商易和金融、投資機會，還有一個機會是讓中國從香港發現中國本身和全球問題」。
香港是現 代化的「先行者」，百多年率先嘗循序漸進試換上由個體主義、世俗主義、自由、民主、科學、人權、法治、多元開放的基本準則、邏輯和原理組成「現代」的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家庭及個人。香港和香港人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個體化、自由和自主的基礎由下而上，重構個人、社會、國族和世界的 結構，讓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家庭及個人成為「次實體」和「次次實體」，由它們自治，形成內在的自由秩序，一起踐行個人、社會、國族和世
界的「動態平衡」自由秩序和形態。
這個「香港」代表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一次完整、成功實踐，創出政經、法治管治奇迹。過程中，香港自然而然和中國一套大同大異，交流、衝突和融合、差異化，也自然而然向中國示範。這是「後辛亥革命」的歷史議程和香港及香港人的角色。
近 期香港令陳佐洱不忿的現象，本身對錯是次要，最重要的人文訊息是——港人百多年由辛亥革命到今天六十年屢對中國「勸善」徒勞（又不反省）的反彈。當年我對
他說：「鴉片戰爭和香港孽種異端是國恥，但如果不能從中找出自己的問題和現實現象的正反面、轉壞事為好事，白付代價，將是更大國恥」。港人舉九七前旗幟， 如果中國不能、不願、不屑從中找出自己的問題和現實現象的正反面、轉壞事為好事，中國會怎樣？香港會怎樣？往下一二世紀的世界會怎樣？三四十年我的「香港
學」，不單為香港和中國，也為世界。
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T學院訪問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