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何芝君」三字時心裏揪了一下。同名同姓的香港七百萬人裏不會少，但這三個字確實在喧雜的辦公室清晰可聞，那是她絕食送院的當天。讀了江瓊珠代筆的〈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後，二十三年前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外的風餐雨宿湧上心頭。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香港巿民天天到新華社遊行示威，美國東岸的一批香港學生也組織了行動，儘管和香港動輒幾萬十幾萬以至幾十萬相比，人數上完全不成比例，可這短短幾天在大使館外的示威，把從未參加遊行的學生從學校——宿舍兩點一線的刻板生活拉出來。
我是在紐約《星島日報》讀到北京和香港的波瀾壯闊大示威，聽說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外有香港學生行動，本來是央求哥大法學院的W和康奈爾醫學院的L開那部七九年破Buick南下華府。碰巧兩人功課忙得不可開交，我只得獨個坐三小時火車過去。華盛頓很小，Union
Station出來後，拐個彎就到著名的Dupont Circle，這裏是使館區，中國大使館是四層高的褐色石磚房子，門外豎了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桿。外邊停了幾部警車，警察都倚在車邊閒聊，斜對著大門的馬路另一邊有幾十個學生拿著標語牌，大多是從附近馬里蘭州或弗吉尼亞州過來，何芝君那時在馬里蘭大學念博士。這次示威的組織者是誰已經忘了，清楚記得的是何芝君走過馬路去大使館遞信。她一過馬路，幾個警察轉過頭朝她走來；中國大使館拒絕收信，她前後去了幾次遞信。
揪心是二十三年來中共對異議聲音一直不聞不問，這種處事手法近年傳到香港。國民教育爭議七月中爆發以來，特區政府不聞不問，「以我為主」，對學民思潮和家長關注組甚至社會的反對呼聲音視若無睹。這不僅是梁振英政權的意識形態折射，更多的是左傾路線抬頭的結果。可以想像，國民教育科這一回戰之後，左傾路線若然不改，類似的硬推還會陸續有來。
七月中那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把中共形容為「無私，進步，團結」政黨的時候，香港社會肯定沒有誰會料到，兩個月之後事態會發展成為香港巿民重新認識自己的政治啟蒙運動。一向慵懶的香港人很多事都是逼上梁山，戰後幾十年來，香港定位是搵錢至上，求個安飽，政治扔在冰箱冷凍。今天我們投票選立法會議員，不妨等待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我猜，不可能像其他高度發展國家或地區那樣的超逾七成，原因很簡單，香港巿民本質政治冷感。從管治角度而言，民眾政治冷感或被冷感是政令通行的絕佳主觀條件，新加坡便是如此：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則是另一個層次的事，不必老百姓來煩。當然，在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新加坡民眾搞政治的代價高昂，種種因素造成被動的政治冷感，客觀上為施政掃除障礙。
人民政治冷感掃施政障礙
這種想法毫無疑問與世界發展違悖，不少國家及地區卻甘之如飴，我相信中共對香港的長期政策也是如此。只是董建華上台後未及暖蓆即爆發金融風暴，曾蔭權接棒之後政治休兵只搞經濟民生，梁振英到來後，香港新加坡化的趨勢很明顯，政綱內的民生經濟議題盈千纍萬，民主事務一帶而過。這種意識形態在梁振英上台後的幾次大示威及其後的餘波都能看出端倪，四十萬人的七一大示威，九萬人的反國教科示威，梁班子完全不當揮汗如雨的幾十萬人是一回事。這也許有反應緩慢的原因，我總有一種感覺，這更多是左傾路線抬頭之故。這種無視香港實際情況的思考模式，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成為香港政治主流。
香港問題不簡單，一手擘劃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做過黨總書記曾是總參謀長，看問題有其恢宏格局。從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二年退出政治前台，鄧小平至少公開三次警告左傾思想。一九九二年南巡期間，鄧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鄧小平這番話到今天都應該被中共主政者奉為圭臬，文化大革命就是極左路線的悲劇。文革結束後，大陸對左傾路線心生警戒，左傾表面看來很激進、很革命，但實踐起來很容易脫離實際，不但達不到預期目的，還會造成損失。中共黨史上三次影響最深遠的左傾路線主義帶來的衝擊於今猶在，其中兩次是死人六千萬的大躍進，以及整整一代人受害禍延深遠的文化大革命。然而論到根本影響，應是幾乎要中共亡黨的王明左傾主義路線。
說到三十年代的王明，有人會認為老舊了一些，但王明當年的情況與今天的香港在某些方面上有著二而一的相同，前車足堪可鑑。王明的左傾路線主要犯錯在於否認中間力量的存在，認為國民黨各派及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敵人，要一切鬥爭、全部反對。類似這些言語最近在香港重現，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說實話，回歸之後左傾思想長期存在，不過當全國都在談落實「一國兩制」，這邊的左傾路線就沒有多大空間。到了近期國民教育科爭議，類似王明路線的文字及話語終於來到。當然，從言論自由層次來說，說這些話並無不可，但是只要明白香港政治真像的都不可能一笑置之，因為這種幾乎要搞人人過關、打倒「舊社會渣滓」的言論，反映的不僅是少數左派人士的看法，而是一大批人的根本態度。
當這些言語實踐時就成為冒進主義，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把只能在未來實現的理想放在當下來做。講這段話的人是毛澤東，老毛說這些話時還未沖昏頭腦，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實踐論》的內容。當時中共羽翼未豐，看事做事比較客觀，強來胡來只會帶來更大傷害，用中共的術語來說是「做不了工作」。鄧小平追隨中共多年，對左傾路線了然於胸，過了半世紀還記得，尋且要向來訪的外國政要說出來，為的就是防左。香港的國民教育科爭論到執筆這刻還未收科，除了政府硬闖，更多的是左傾思想冒起成為主要論述的根據，這就是老毛批評的「只能在未來實現的理想放在當下來做」。國民教育可能於某些人來說是理想，卻不是今天香港的集體目標，興許過了三五十年才會是也說不定，主其事者要在今天強攻香港社會，無視客觀上香港根本不可能接受如斯洗腦的廉價愛國教育。這和所謂港英餘孽沒有關係，和英美政府也無大干連；至於說學民思潮有背景，這種帽子其實不可能在香港行得通——這些走出來的人早是玻璃般透明，倘真是和英美勾結或背有靠山，還能逃得過監視？
苦大仇深左毒未清
國民教育科的爭議，香港社會出現不同聲音以至上街示威很稀鬆平常，用中共的話語來說，這些不同看法的爭論連人民內部矛盾也談不上，但到了左派口中就變成敵我矛盾。讀報看電視看到聽到一些文革味道濃烈的言語，不明就裏的還以為是譴責日本侵佔釣魚台的公報，香港用得着這種遣詞用句麼？香港一些左派人士仍有着「苦大仇深」思想，任何事物都用二分法來看，非黑即白，非敵即友，那股與世相遺的味道揮之不去。熟悉香港歷史的會明白一九六七年暴動的前因後果，那是左毒未清的結果；然而之後的總結如何，是把原因都推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身上，有沒有在具體執行時「寧左勿右」作怪，這都必須認真對待。
也許一些事當事人難以宣諸於口，這或涉及如何放下虛幻身段重新找回自己。這是一段過程，卻不一定漫長艱辛，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以「絲韋」為筆名寫過一篇〈感慨萬千〉，很值得今天滿腦子發熱的人參考：
「……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傳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而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哪裏去了？」
絲韋，原名羅承勛，又名羅孚，曾是中共黨員。一九四八年春來港，繼續編報，直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六七年暴動期間，是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執行委員。
霍韜晦：國民教育科爭議反映香港未來隱憂
香港回歸十五年，依我的觀察，社會裂痕正在加深，各方矛盾浮現，局勢令人憂慮。
回歸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居民都不享有政治權利，但享有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財產；若說核心價值，當以此為主。百多年來，香港人不須政府幫助，憑自己努力，在此地建立了第二個家園，並且使香港成為國際知名的都市。香港的成長故事，證明了柏林（I. Berlin）所說的「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並非空言：只要政府提供自由的空間，民間自有創造的能力。不過問題亦正如其概念所表明：政府的作用始終是消極的，真正的力量還是來自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他們能夠創造，一方面固然有賴於他們的才智和毅力，但另一方面也是來自他們血液中的文化底蘊。這是中國人，一個勤勞的民族，一直具備靈活、樂觀、拚搏、和永不言死的精神的民族。早些年香港人所津津樂道的「獅子山下」的故事，正是這一民族精神的寫照。
回歸前後，獅子山下精神逐漸褪色。民主訴求增加，香港人的政治意識覺醒，要求主宰自己的命運，很自然的要守護自己的成果。於是除自由之外，更要現代的民主、人權和法治，將之一起列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是想表明香港的特色，和內地不同。
香港人的心態，就在這種核心價值之爭中流露出來，成為中港兩地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源。鄧小平當年早有遠見，提出「一國兩制」，目的就是安香港人的心。但兩制既內含矛盾，處理不當，就有激化可能。香港人身份特殊，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長年寄居於此，安身而未能立命，所以許多人雖然心懷祖國，不過歷史上的傷痕，數十年來國內的政治運動與階級鬥爭，使香港人，乃至海外華人，都心有餘悸，對國內政權的允諾，始終不放心：香港真能在「兩制」之下保持五十年不變嗎？
所謂「聽其言，觀其行」，儘管國內在政策上幫了香港許多忙，但只要國內有改變香港現狀的傾向，香港人仍會反抗。也許香港人太敏感，但造成香港人敏感的原因，卻不在香港人。
正如這一次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政府以行政權力力壓，首先便犯了操之過急的毛病，令人懷疑其真正動機。雖然政府官員宣稱，此事公佈已久，亦已進行過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三個月之諮詢期是否足夠？姑且不問，問題在人心。如何取得香港人信任，纔是關鍵。以程序搪塞，匆匆上馬，有甚麼必要呢？新政府剛剛上台，更不應拒人千里。能進能退，方有智慧。
而且，教育關乎意識形態、敏感話題，公眾反應那麼激烈，政府何妨聽聽意見？事實上對該科的推行，政府事前未有充分準備，教育界亦未有共識。如今在各界的疑慮之下，政府不得不表明：由其所資助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內容與政府無關，各校亦可以自訂教材，並自行決定開設日期。這等於各校自主，使該科內容名存實亡。這是不是笑話？不知道，但緊張的局面應該有所緩和。問題是面子，政府終不肯明言撤回，抗爭者則誓言政府不撤回則不罷休。這就是深層次矛盾所致，雙方對立的心態未解。政府即使讓步，公眾仍不滿意。
所以這一次國民教育科事件，所反映的就不是一個學科的推行問題，而是香港未來的隱憂。本來香港經歷多次時代巨浪的衝擊，由荒涼的小漁村而變成世界有名的都市，然後回歸中國，並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輸送了大量的人材、經濟、資金，貢獻無可比擬。這有甚麼啟發呢？這說明，香港人在經歷了無數苦難之後，仍然沒有磨去那一顆中國心。
歷史可以讓人清醒。過去的殖民地政府，對中文教育尚有相當尊重。我記得五十年前的中學中文教科書，除選有大量古文之外，還有《論語》、《孟子》、甚至《易經》的〈乾文言〉。曾幾何時，這些都被刪掉了。主事者把語文只看作工具，於是中史、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科都次第消失。這是把中國人的文化之根挖掉，使香港人只餘下軀體，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內涵、沒有方向，那何來質素？何來健康的下一代？
教育是立本之事。尤其是國民教育，更是一國精神文化之學，關乎民族命脈，關乎國運存亡。張載所謂：「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不只是知識之事，而是培養國民之人格、志氣與胸襟。此事做得好，我們就會有有承擔力的下一代。所以國民教育教甚麼很重要，選材很重要。不知道今天的國民教育科教甚麼呢？如果能把這一個科目做好，回復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對傳統精神價值的尊重，那就可能找到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共識，而化解兩者的深層次矛盾。
當然，在今天講國民教育不能單講民族主義，那太狹隘。在全球化時代，民族界線正日漸淡除，中國人該有更大的胸襟。但這並不等如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線。你不能否認你的生命來源，你不能否認你的歷史，那是一種形而上的感情，與愛別人不衝突。人應先認識我們自己的根，珍惜前人的奮鬥。
有人說要作世界公民，中國過去先賢先哲，亦有此抱負。天下本來一家，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例如張載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便全無民族色彩，眼光更為遠大。問題是今天各大國仍想爭霸，爭奪資源，日本人連釣魚台也不放過，那麼我們該有怎樣的國民教育？中國遠古就提出的大同社會，怎樣實現呢？
香港的國民教育能否有此理想？用我們的文化去影響世界？培養超越的情懷，仁民愛物？所以問題歸結到最後，國民教育怎樣教？纔是關鍵。不要把國民教育變成為眼前政治服務的工具，是則是之，非則非之，那纔是真正的愛國，對歷史亦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