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5日星期三

明報社評: 撤科回歸教育議題 局面就會豁然開朗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本來是教育議題,但是現在已經演變為一場政治運動,政府與反對國教科人士對峙,政治鬥爭意味濃烈。梁振英政府若想打破僵局,就要降低爭議的政治成分,使之回歸為教育議題,讓社會有廣闊空間,共同探討如何培養具備多元、多角度和獨立思考的愛國學生。而撤科再議,是國教科爭議去政治化、回歸教育議題的出路,期望梁振英正確抉擇。

爭議演變政治鬥爭  官民沒有討論空間

一名匿名中五生,寫信給在政府總部外抗爭的民間反對國教科大聯盟和學民思潮,表示認同國教科教材有偏頗,但就質疑是否要撤科,希望他們能夠理性討論及聽取各方意見云云。不少人與這名中五生有相同意見,特別是政府擴大了開展國教科委員會的討論範圍,使得不少人認為毋須撤科,也可以透過討論解決問題。若國教科是單純的教育議題,事態不至於如此繃緊,官民有很大討論空間,但是國教科事態已經演變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它的政治成分掩蓋了教育成分,就算梁振英政府,也以政治鬥爭心態抗拒撤科訴求。因此,中五生的意見與國教科事態性質脫節。

國教科之政治化,政府是始作俑者。去年5月,教育局發表的國教科課程指引諮詢稿,許多人指出國民教育部分過分強調情意教育,有洗腦之嫌,評估則以學生是否顯露「情感觸動」來衡量,認為甚為不妥。但是,今年4月,教育局頒布的課程指引,並未調整這些敏感部分;然後教育局被揭發資助左派教育團體出版的「洗腦」教材,已經分發給學校,教育局也制訂了盲目愛國準則的「愛國評估」問卷。連串事態,驚醒了家長和市民。迄今政府對教育局涉及「洗腦」,沒有使人信服的解釋,卻堅持按原計劃開展國教科,這樣,使社會人士認定政府在執行一項政治任務,而擴大國教科委員會的職能,以什麼都可以談來包裝,則被視為政府以拖待變,目的只為在學校教授國教科成為事實,製造米已成炊局面而已。

政府就國教科,從打造課程指引到應對早期的反對聲音、近期的群泷抗爭,都顯露政治盤算,這種取態,使本來是非常單純始於個別家長自發的反對行動逐步升級,最新的發展是學聯已經發起大專學生罷課,中小學生罷課也在醞釀。整體事態發展,由單純到複雜化到政治化,與政府的處理有密切關係,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有責任把國教科議題去政治化,使之回歸教育議題,創造空間,讓各方參與討論如何教好國民教育。

政府擴大國教科委員會職能,聲言對「佔領」政府總部廣場的人士不會採取清場行動,這些做法,取態寬鬆,有淡化對峙之意,不過,現在的事態已經非常政治化,這些做法不足以扭轉大局。我們認為,現在是梁振英展示正確領導和展現領導能力的時候,他應該果斷地撤科再議。主要有4方面理由:

1)事態正朝向全民運動發展,若現在不緩和局勢,令事態發展更深化而激化整體社會情緒時,梁振英和政府將更為被動,屆時處理就要付出更沉重政治代價,對香港絕無好處。

2)民間對政府已經失去信任,若政府一意孤行,強制推動國教科,官民只會陷入無休止的鬥爭之中。國教科成為橫亙於官民之間的一條刺,社會不可能和諧,現在政府迫切要做的是構建官民互信。

3)推動國教科並非當務之急,且由課程指引到教材、教學方法、監督以至評估等,都極具爭議,由家長、教師、學校以至整體社會都未準備好,強推只是胡來,不會帶來教好國民教育的積極效果。

4)梁振英政府開局焦頭爛額,要拿出政績爭取市民支持,但是國教科爭議使社會未能聚焦政策討論,政府為毫無迫切性的國教科而犧牲施政,不但愚蠢,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梁振英已經表明爭取參與2017年的首次普選特首,若糾纏於國教科鬥爭,對他實現這個宏願,會有幫助嗎?

梁振英還未正式就任特首時,對困擾醫院體系與港人的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問題,不惜「僭越」當時的曾蔭權政府,宣示明年不再有內地孕婦配額,這個決定一錘定音,即時解決了曾蔭權政府留下來的難題,贏得各方肯定和讚賞。我們期望在國教科爭議,再看到勇敢果斷、撥亂反正的梁振英,事實上,現在國教科種種爭議,也是曾蔭權政府留下來的「蘇州屎」,梁振英為此而得罪大多數市民,絕不值得。

對內地孕婦撥亂反正   期望梁振英重顯果斷決定

有意見認為,政府一旦改變立場,撤科再議,會損害梁振英和政府的威信。我們認為梁振英和政府堅持錯誤的、家長和社會不接受的國教科,才會損害他們的威信;若他們主導的國教科,內容和教學都符合培養多元、多角度、獨立思考愛國學生的原旨,則梁振英和政府的威信不但不會受到損害,反而會威望大增,得到市民認同和支持。現在,擺在梁振英面前的選擇,存乎一念之間,期望他正確抉擇,為國教科和為香港解套。

 
紀曉風:高登瘋傳內地女生剖白國教教出撒謊國民

一場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的行動,來到今天,真的可說熾熱如火。如果讀者記得的話,筆者曾撰文指出,國教科不可能在香港推行,原因是中國正實行「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令愛國等於愛黨,香港人不會接受。

然 而,國教科除了會令孩子「愛黨」外,更有着一樣更深層的禍害,令孩子成為「大話精」、成為權力及利益的奴隸。筆者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高登仔」昨天在高登 討論區貼了一篇,由「一位內地女生的自白」並名為《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的文章,是一名內地女生以「過來人」的身份,講述接受內地的「國教科」所 帶來的禍害。

文章開首時,作者提到自己在內地接受了16年的教育,先在小學時就有一門思想道德課,「何謂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自然就是要愛黨愛國愛人民」;中學時代,思想道德課變成了「思想政治」;到讀大學時,就修讀形勢與政策、馬列思想毛概鄧小平理論。

作 者認為這些國教科是成功的,「因為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竟然還是能被一代一代人當那麼回事重複了數十年」。她認為,白紙黑字的文字並 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地方是,「我們明知它是謊言,卻仍要認真地抄寫回答每一條題目,麻木地寫下那些言不由衷的諂媚之語,又有多少老師明知它的徹底荒唐,卻 要把它當做真理來說教,更作為判斷學生道德思想的準繩」!

因此令中國的基礎教育界變得撒謊成性,「我們只要說出真心話,就被批評及拿低分,成為壞學生……老師為了國民教育的威權而可以放棄真相,放棄真理,放棄良心,隨意地說假話,說謊話,更以此為榮,以此作為得利的門路」。

學生面對老師,明知是真相都不敢說出來,「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權力與利益,什麽自我,什麽良心,什麽真理,都必須屈從在它面前……你唯一可做的不僅要屈從這權力,更要參與到這權力的強化中去,於是好處自然源源不斷滾滾而來」!

說到這裏,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教科的禍害,「國民教育的推行,只是要告訴你,這個世界,真實不重要,良心不重要,所謂歷史真相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利益與權力」。

而接受了國教科的人,大多都不相信共產黨,但仍沉默地生活,因他們在制度中已成為了既得利益者,「更以各種合理化的理由來粉飾制度的罪惡和黨國的滿手血腥……其中大多的人,都是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地這樣活着」。

雖然作者不知國教科會否令香港成為今日的中國,但她呼籲要停止推行國教科:「它要培養的,不是共產黨的奴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它要塑造的,不是鐵屋中沉睡的人,而是裝睡的人。因為,沉睡的人,你總有辦法去喚醒。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筆者看畢全文後,深有感觸,追查下,發現作者雖是內地人,但現正在香港生活,筆者有幸找到她作電話專訪。她的名字叫胡清心,今年26歲,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四年前從出生地上海來港,在中大修讀神學。

胡 清心向筆者說,內地的國教科已經令中國社會毫無道德底線,為錢為利益,可以毫無良心、沒有做人的基本道德。她舉例指出,有一名在上海經營餐館的朋友指,全 上海有三成的餐館都不會清洗蔬菜的,因為可慳回清洗工作的工錢,更有同業指這是「行規」,但實情是不顧客人的健康。另一個例子是,她有一個女同學的父親是 共產黨黨員,當年會向她說「黨的好」,但現在退休後,就非常關心香港示威遊行、國教科的情況,更表示支持。胡清心估計,他在黨內時,是不敢說真心話,退休 後就可暢所欲言。

胡清心從小至大都是一名基督徒,這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她指父親原來是在大學有教籍,但因父親「講真話」,又沒有討好上司,結果喪失了教籍。而父親會說真心話的性格也影響了她。
她來港後,更有着一點點的變化,「喺內地對好多事都不滿,但唔知道不滿嘅道理喺邊度,仲以為係情緒問題」,但來港後,聽到更多聲音,吸收更多資訊,可作理性批評,「嚟到香港四年,令到我思考到,先可以寫出呢篇文」。

另一方面,胡清心在南京大學修讀歷史系,教師及同學都可守住讀歷史科的獨立性,所以令她就學期間,釐清過往受國教科的「洗腦」影響。她認為,要認識國家,讀歷史科(中史)已經可以了,而一門真正的國教科,絕不能缺少修讀歷史及地理兩大學科,還要透過新聞得悉時事現況等等。

 
丁望: 官違兒童公約 學生絕食請願

香港官方在新學年推行「國民教育」(下稱「國教」),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的爭議。

繼「七二九遊行」(八萬人參加)之後,有「九一集會」(四萬人)和「九一絕食接力」,對「政治教育」(下稱「政教」)模式的國教表達異議。

在和平請願者中,有許多中、小學生和家長、老人。

官方為國教編寫的「指引」,關於「當代中國」的部分有不少偏失,甚至謬誤。其引人爭議之處,本欄的解讀是:一、着力於以「感情引動」培育「愛國感情」,與北京「愛黨愛國」的政教比較,令人有「似曾相識」的困惑;二、對「當代中國」的陳述,類似「一邊倒」式的「正面教育」模式,有掩蓋歷史真相之弊;三、缺乏關於「當代中國」的理論框架,不少學術概念如國家、民族、族群(社群)模糊或混亂;四、相關的諮詢和教學的準備不足,未讓學生有充分的諮詢權、參與權,涉嫌違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三步倒陰影 為後代焦慮

長達173頁的「指引」,是了解、探討國教爭議的「載體」;未詳讀全文,不足以了解「真相」。本人花了幾天時間,詳閱「指引」和香港、北京的相關文獻,自信了解「指引」構想中的國教。

「指引」的結構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德育,二是號稱「國民教育」的「當代中國」;而「當代中國」(或曰國情教育)又分為自然國情、當代國情、人文國情、歷史國情(頁17)。

德育的部分,着墨於價值觀和道德修養,本欄把它歸納為兩大脈絡。一是儒家道德論、價值觀,如仁、義、禮、智、孝、誠信(頁2935);二是全球的普世價值(頁28-1119)。這部分沒有引起社會爭議。

第二部分的爭議卻甚大,其主因之一,就是本文第四小段提及的四大偏失(或謬誤)。

第一部分無爭議、第二部分有爭議,足以說明請願者並非「無理取鬧」、「為反對而反對」,而是明辨是非,以理性維護合法的權益。

「指引」中的國教有不少偏失,引起許多人的憂慮,擔心後代「活在虛假的歷史」中,不能了解「當代中國」發生過的事(如思想改造運動、大饑荒、文革、八九學潮和六四事件)。這是母愛、父愛、社會關懷的體現。

有網站引述家長的話,稱懷疑官方的國教是「谷開來的三步倒」(毒藥)。「三步倒」之說或是氣憤之言,但許多市民特別是學生家長有濃厚的焦慮感,是很自然的事。

《管子.牧民》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惡危墜,我存安之」;又云:「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國教引起爭議和持續的請願、絕食,官方的政令不暢,正是因為許多市民有面對墜崖危險(危墜)的焦慮,官方卻缺乏兼聽的誠意,恰如《荀子.解蔽》言:「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更無讓民眾有安全感(我存安之)的民本觀。

高官向公眾說的,仍是「我說你聽」的一套。這種「官式固執」,不能「釋眾疑」。

靠長官意志 缺政策共識

施政水準高的政府,着力於治理意見的溝通、民間社會的激活,增強政策的正當性和民意認受性;以政策認同的凝聚力,構建政令的暢順之道。

香港的一些高官,則常以「長官意志」行事。最「出格」的一例,是前朝長官放任「雙非婦生港仔」,造成公共資源的外耗和港人缺產床之窘,迫使孕婦上街請願。

國教的「指引」,也是前朝「長官意志」的產物。前朝和本朝的一意孤行,積聚了民怨。

「指引」只在官網諮詢,不只是方式單一,時間也太短,社會各界的討論並不充分。更值得關注的,是涉及學童的重大公共政策,竟沒有面向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專場諮詢,有違《兒童權利公約》之嫌。

聯合國於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於1994年在香港生效。按此公約,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有社會的參與權(right toparticipation)和受保護權(right to protection)。第三條規定,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重要考慮」(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hall be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指引」未專門向學童諮詢,「指引」中的國教是否符合兒童切身利益的「最大化」,引起擁有子女保護權的家長之質疑,是官方應正視的「社會困惑」。

家長群如果向香港法院提請司法覆核,或者向聯合國有關機構申訴,它們諒會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受理。

勿只爭朝夕 延一年再議

對於國教的社會爭議,本欄於82日發表的〈媽媽和嬰兒車
乘載社會良知〉,提出「先緩期一年」的中性建議:「當務之急,是把國民教育的推行至少緩期一年,期內重新展開全面的諮詢,舉辦專家聽證會,公布官方參考教材樣品,公示所有國民教育的資助項目」。

緩期再議,順應民意和社會公義再定奪,才是善治。為了「面子」硬推有爭議的政事,導致官逼民反的僵局,在中國大陸,尚且有應對群體抗爭的廣東烏坎模式、雲南孟連模式,香港為何不能有模式創新,何必困囚於「面子觀」而不緩解民怨?

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自以為後台硬,「只爭朝夕」強行高鐵化,任意「加速」造成安全隱患。這種「只爭朝夕」應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