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本來是教育議題，但是現在已經演變為一場政治運動，政府與反對國教科人士對峙，政治鬥爭意味濃烈。梁振英政府若想打破僵局，就要降低爭議的政治成分，使之回歸為教育議題，讓社會有廣闊空間，共同探討如何培養具備多元、多角度和獨立思考的愛國學生。而撤科再議，是國教科爭議去政治化、回歸教育議題的出路，期望梁振英正確抉擇。
爭議演變政治鬥爭 官民沒有討論空間
一名匿名中五生，寫信給在政府總部外抗爭的民間反對國教科大聯盟和學民思潮，表示認同國教科教材有偏頗，但就質疑是否要撤科，希望他們能夠理性討論及聽取各方意見云云。不少人與這名中五生有相同意見，特別是政府擴大了開展國教科委員會的討論範圍，使得不少人認為毋須撤科，也可以透過討論解決問題。若國教科是單純的教育議題，事態不至於如此繃緊，官民有很大討論空間，但是國教科事態已經演變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它的政治成分掩蓋了教育成分，就算梁振英政府，也以政治鬥爭心態抗拒撤科訴求。因此，中五生的意見與國教科事態性質脫節。
國教科之政治化，政府是始作俑者。去年5月，教育局發表的國教科課程指引諮詢稿，許多人指出國民教育部分過分強調情意教育，有洗腦之嫌，評估則以學生是否顯露「情感觸動」來衡量，認為甚為不妥。但是，今年4月，教育局頒布的課程指引，並未調整這些敏感部分；然後教育局被揭發資助左派教育團體出版的「洗腦」教材，已經分發給學校，教育局也制訂了盲目愛國準則的「愛國評估」問卷。連串事態，驚醒了家長和市民。迄今政府對教育局涉及「洗腦」，沒有使人信服的解釋，卻堅持按原計劃開展國教科，這樣，使社會人士認定政府在執行一項政治任務，而擴大國教科委員會的職能，以什麼都可以談來包裝，則被視為政府以拖待變，目的只為在學校教授國教科成為事實，製造米已成炊局面而已。
政府就國教科，從打造課程指引到應對早期的反對聲音、近期的群泷抗爭，都顯露政治盤算，這種取態，使本來是非常單純始於個別家長自發的反對行動逐步升級，最新的發展是學聯已經發起大專學生罷課，中小學生罷課也在醞釀。整體事態發展，由單純到複雜化到政治化，與政府的處理有密切關係，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有責任把國教科議題去政治化，使之回歸教育議題，創造空間，讓各方參與討論如何教好國民教育。
政府擴大國教科委員會職能，聲言對「佔領」政府總部廣場的人士不會採取清場行動，這些做法，取態寬鬆，有淡化對峙之意，不過，現在的事態已經非常政治化，這些做法不足以扭轉大局。我們認為，現在是梁振英展示正確領導和展現領導能力的時候，他應該果斷地撤科再議。主要有4方面理由：
（1）事態正朝向全民運動發展，若現在不緩和局勢，令事態發展更深化而激化整體社會情緒時，梁振英和政府將更為被動，屆時處理就要付出更沉重政治代價，對香港絕無好處。
（2）民間對政府已經失去信任，若政府一意孤行，強制推動國教科，官民只會陷入無休止的鬥爭之中。國教科成為橫亙於官民之間的一條刺，社會不可能和諧，現在政府迫切要做的是構建官民互信。
（3）推動國教科並非當務之急，且由課程指引到教材、教學方法、監督以至評估等，都極具爭議，由家長、教師、學校以至整體社會都未準備好，強推只是胡來，不會帶來教好國民教育的積極效果。
（4）梁振英政府開局焦頭爛額，要拿出政績爭取市民支持，但是國教科爭議使社會未能聚焦政策討論，政府為毫無迫切性的國教科而犧牲施政，不但愚蠢，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梁振英已經表明爭取參與2017年的首次普選特首，若糾纏於國教科鬥爭，對他實現這個宏願，會有幫助嗎？
梁振英還未正式就任特首時，對困擾醫院體系與港人的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問題，不惜「僭越」當時的曾蔭權政府，宣示明年不再有內地孕婦配額，這個決定一錘定音，即時解決了曾蔭權政府留下來的難題，贏得各方肯定和讚賞。我們期望在國教科爭議，再看到勇敢果斷、撥亂反正的梁振英，事實上，現在國教科種種爭議，也是曾蔭權政府留下來的「蘇州屎」，梁振英為此而得罪大多數市民，絕不值得。
對內地孕婦撥亂反正 期望梁振英重顯果斷決定
有意見認為，政府一旦改變立場，撤科再議，會損害梁振英和政府的威信。我們認為梁振英和政府堅持錯誤的、家長和社會不接受的國教科，才會損害他們的威信；若他們主導的國教科，內容和教學都符合培養多元、多角度、獨立思考愛國學生的原旨，則梁振英和政府的威信不但不會受到損害，反而會威望大增，得到市民認同和支持。現在，擺在梁振英面前的選擇，存乎一念之間，期望他正確抉擇，為國教科和為香港解套。
紀曉風：高登瘋傳內地女生剖白國教教出撒謊國民
一場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的行動，來到今天，真的可說熾熱如火。如果讀者記得的話，筆者曾撰文指出，國教科不可能在香港推行，原因是中國正實行「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令愛國等於愛黨，香港人不會接受。
然 而，國教科除了會令孩子「愛黨」外，更有着一樣更深層的禍害，令孩子成為「大話精」、成為權力及利益的奴隸。筆者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高登仔」昨天在高登
討論區貼了一篇，由「一位內地女生的自白」並名為《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的文章，是一名內地女生以「過來人」的身份，講述接受內地的「國教科」所 帶來的禍害。
文章開首時，作者提到自己在內地接受了16年的教育，先在小學時就有一門思想道德課，「何謂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自然就是要愛黨愛國愛人民」；中學時代，思想道德課變成了「思想政治」；到讀大學時，就修讀形勢與政策、馬列思想毛概鄧小平理論。
作 者認為這些國教科是成功的，「因為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竟然還是能被一代一代人當那麼回事重複了數十年」。她認為，白紙黑字的文字並
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地方是，「我們明知它是謊言，卻仍要認真地抄寫回答每一條題目，麻木地寫下那些言不由衷的諂媚之語，又有多少老師明知它的徹底荒唐，卻 要把它當做真理來說教，更作為判斷學生道德思想的準繩」！
因此令中國的基礎教育界變得撒謊成性，「我們只要說出真心話，就被批評及拿低分，成為壞學生……老師為了國民教育的威權而可以放棄真相，放棄真理，放棄良心，隨意地說假話，說謊話，更以此為榮，以此作為得利的門路」。
學生面對老師，明知是真相都不敢說出來，「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權力與利益，什麽自我，什麽良心，什麽真理，都必須屈從在它面前……你唯一可做的不僅要屈從這權力，更要參與到這權力的強化中去，於是好處自然源源不斷滾滾而來」！
說到這裏，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教科的禍害，「國民教育的推行，只是要告訴你，這個世界，真實不重要，良心不重要，所謂歷史真相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利益與權力」。
而接受了國教科的人，大多都不相信共產黨，但仍沉默地生活，因他們在制度中已成為了既得利益者，「更以各種合理化的理由來粉飾制度的罪惡和黨國的滿手血腥……其中大多的人，都是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地這樣活着」。
雖然作者不知國教科會否令香港成為今日的中國，但她呼籲要停止推行國教科：「它要培養的，不是共產黨的奴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它要塑造的，不是鐵屋中沉睡的人，而是裝睡的人。因為，沉睡的人，你總有辦法去喚醒。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筆者看畢全文後，深有感觸，追查下，發現作者雖是內地人，但現正在香港生活，筆者有幸找到她作電話專訪。她的名字叫胡清心，今年26歲，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四年前從出生地上海來港，在中大修讀神學。
胡 清心向筆者說，內地的國教科已經令中國社會毫無道德底線，為錢為利益，可以毫無良心、沒有做人的基本道德。她舉例指出，有一名在上海經營餐館的朋友指，全
上海有三成的餐館都不會清洗蔬菜的，因為可慳回清洗工作的工錢，更有同業指這是「行規」，但實情是不顧客人的健康。另一個例子是，她有一個女同學的父親是 共產黨黨員，當年會向她說「黨的好」，但現在退休後，就非常關心香港示威遊行、國教科的情況，更表示支持。胡清心估計，他在黨內時，是不敢說真心話，退休
後就可暢所欲言。
胡清心從小至大都是一名基督徒，這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她指父親原來是在大學有教籍，但因父親「講真話」，又沒有討好上司，結果喪失了教籍。而父親會說真心話的性格也影響了她。
她來港後，更有着一點點的變化，「喺內地對好多事都不滿，但唔知道不滿嘅道理喺邊度，仲以為係情緒問題」，但來港後，聽到更多聲音，吸收更多資訊，可作理性批評，「嚟到香港四年，令到我思考到，先可以寫出呢篇文」。
另一方面，胡清心在南京大學修讀歷史系，教師及同學都可守住讀歷史科的獨立性，所以令她就學期間，釐清過往受國教科的「洗腦」影響。她認為，要認識國家，讀歷史科（中史）已經可以了，而一門真正的國教科，絕不能缺少修讀歷史及地理兩大學科，還要透過新聞得悉時事現況等等。
丁望: 官違兒童公約 學生絕食請願
香港官方在新學年推行「國民教育」（下稱「國教」），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的爭議。
繼「七二九遊行」（八萬人參加）之後，有「九一集會」（四萬人）和「九一絕食接力」，對「政治教育」（下稱「政教」）模式的國教表達異議。
在和平請願者中，有許多中、小學生和家長、老人。
官方為國教編寫的「指引」，關於「當代中國」的部分有不少偏失，甚至謬誤。其引人爭議之處，本欄的解讀是：一、着力於以「感情引動」培育「愛國感情」，與北京「愛黨愛國」的政教比較，令人有「似曾相識」的困惑；二、對「當代中國」的陳述，類似「一邊倒」式的「正面教育」模式，有掩蓋歷史真相之弊；三、缺乏關於「當代中國」的理論框架，不少學術概念如國家、民族、族群（社群）模糊或混亂；四、相關的諮詢和教學的準備不足，未讓學生有充分的諮詢權、參與權，涉嫌違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三步倒陰影 為後代焦慮
長達173頁的「指引」，是了解、探討國教爭議的「載體」；未詳讀全文，不足以了解「真相」。本人花了幾天時間，詳閱「指引」和香港、北京的相關文獻，自信了解「指引」構想中的國教。
「指引」的結構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德育，二是號稱「國民教育」的「當代中國」；而「當代中國」（或曰國情教育）又分為自然國情、當代國情、人文國情、歷史國情（頁17）。
德育的部分，着墨於價值觀和道德修養，本欄把它歸納為兩大脈絡。一是儒家道德論、價值觀，如仁、義、禮、智、孝、誠信（頁2、9、35）；二是全球的普世價值（頁2、8-11、19）。這部分沒有引起社會爭議。
第二部分的爭議卻甚大，其主因之一，就是本文第四小段提及的四大偏失（或謬誤）。
第一部分無爭議、第二部分有爭議，足以說明請願者並非「無理取鬧」、「為反對而反對」，而是明辨是非，以理性維護合法的權益。
「指引」中的國教有不少偏失，引起許多人的憂慮，擔心後代「活在虛假的歷史」中，不能了解「當代中國」發生過的事（如思想改造運動、大饑荒、文革、八九學潮和六四事件）。這是母愛、父愛、社會關懷的體現。
有網站引述家長的話，稱懷疑官方的國教是「谷開來的三步倒」（毒藥）。「三步倒」之說或是氣憤之言，但許多市民特別是學生家長有濃厚的焦慮感，是很自然的事。
《管子．牧民》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惡危墜，我存安之」；又云：「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國教引起爭議和持續的請願、絕食，官方的政令不暢，正是因為許多市民有面對墜崖危險（危墜）的焦慮，官方卻缺乏兼聽的誠意，恰如《荀子．解蔽》言：「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更無讓民眾有安全感（我存安之）的民本觀。
高官向公眾說的，仍是「我說你聽」的一套。這種「官式固執」，不能「釋眾疑」。
靠長官意志 缺政策共識
施政水準高的政府，着力於治理意見的溝通、民間社會的激活，增強政策的正當性和民意認受性；以政策認同的凝聚力，構建政令的暢順之道。
香港的一些高官，則常以「長官意志」行事。最「出格」的一例，是前朝長官放任「雙非婦生港仔」，造成公共資源的外耗和港人缺產床之窘，迫使孕婦上街請願。
國教的「指引」，也是前朝「長官意志」的產物。前朝和本朝的一意孤行，積聚了民怨。
「指引」只在官網諮詢，不只是方式單一，時間也太短，社會各界的討論並不充分。更值得關注的，是涉及學童的重大公共政策，竟沒有面向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專場諮詢，有違《兒童權利公約》之嫌。
聯合國於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於1994年在香港生效。按此公約，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有社會的參與權（right
toparticipation）和受保護權（right to protection）。第三條規定，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重要考慮」（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hall be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指引」未專門向學童諮詢，「指引」中的國教是否符合兒童切身利益的「最大化」，引起擁有子女保護權的家長之質疑，是官方應正視的「社會困惑」。
家長群如果向香港法院提請司法覆核，或者向聯合國有關機構申訴，它們諒會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受理。
勿只爭朝夕 延一年再議
對於國教的社會爭議，本欄於8月2日發表的〈媽媽和嬰兒車
乘載社會良知〉，提出「先緩期一年」的中性建議：「當務之急，是把國民教育的推行至少緩期一年，期內重新展開全面的諮詢，舉辦專家聽證會，公布官方參考教材樣品，公示所有國民教育的資助項目」。
緩期再議，順應民意和社會公義再定奪，才是善治。為了「面子」硬推有爭議的政事，導致官逼民反的僵局，在中國大陸，尚且有應對群體抗爭的廣東烏坎模式、雲南孟連模式，香港為何不能有模式創新，何必困囚於「面子觀」而不緩解民怨？
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自以為後台硬，「只爭朝夕」強行高鐵化，任意「加速」造成安全隱患。這種「只爭朝夕」應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