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擁有先進科技的文明竟然會選擇自我毀滅，這似乎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不幸，這種情況卻正在發生。
自然界充滿着「臨界點」、「反饋作 用」和「延滯效應」。筆者之前提過，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革命前期升愈兩度這個「臨界點」，則極有可能令世界上的凍土
（tundra）融化而釋放出巨量甲烷（methane）。而由此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透過「反饋作用」（即「滾雪球效應」）令全球溫度急劇飆升。
事 實是，我們今天離這個臨界點只有一點二度左右。但由於自然界的「延滯效應」，科學家再告訴我們，即使我們能夠於此刻便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今大氣層內增
添了的二氧化碳仍會繼續發揮它的增溫作用，以至全球溫度在本世紀內仍會升近一度。也就是說，人類已經十分接近懸崖的邊緣，但文明的列車卻仍不斷向前衝……
前文亦指出，氣候災變所導致的水源短缺、糧食短缺、蟲害、瘟疫、熱浪、山火、颱風等，將令社會秩序及至國際秩序崩潰。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場大戰中落敗，什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國族昌盛、世界和平等目標都會成為泡影。
那麼迄今「戰況」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我們現時所做的，與我們必須做的，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落差。我們就像法國「溫水煮蛙」寓言中的青蛙，雖然水溫已一步一步上升，卻仍然沒有逃難的意志和決心。
巨 大的人道災難已經逼在眉睫，而每一刻的拖延都只會令災難升級。二〇〇九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失敗收場，今年十二月屆滿的「京都議定書」無以為繼。但我們是 否就此坐以待斃？筆者對此當然絕不接受。我在此強烈呼籲：所有環保團體、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有良知的學者及至公民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務必站出來兼大聲疾
呼：為了我們，更為了我們的後代，政府必須把「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of the economy）放到最高的戰略位置。
如 何「去碳」而又保持能源供應？開源節流是也。開源是大力盡快開發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如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而節流是以高科技及改變生活方式以減低能源消耗。最關鍵的政策是立刻引入逐年遞增的碳稅（carbon
tax）和大力資助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過渡期間還必須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電費補貼。
請大家自問：這些政策真的這麼難嗎？說它們會嚴重打擊經濟乃天下間最大的笑話。世界毀了的話，還有什麼經濟發展可言呢？還是那一句：「人民帶頭的話，政府自會追隨。」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八
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 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
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
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 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
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新自由主義」對社會 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 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 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
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二十一世紀文明重建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最激動人心的時代！
眾多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富裕社會裏，更多的消費往往不能帶來更大的快樂，反而會導致種種壓力 而帶來焦慮不安。「消費主義」不但正在摧毀地球，也喪失了增進人類福祉的效益。一些較為清醒的新世代年輕人，已開始追求一種物質較為簡樸但心靈卻豐盛的人
生（稱為生活上的downshifting）。
另一方面，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則顯示，自私固然是人的天性，但守望相助也是人的天性，而且兩者都是進化的產物。荀子和孟子並無矛盾：「法」應用來「抑惡」、「道德」則應該「揚善」，而後者絕非理想主義，而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
甘 地說得好：「大自然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卻不可能滿足他們的貪念。」（Nature can meet everyone's needs, but not
everyone's greed.）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接受訪問時則說：「人類的文明必定會走回頭路。但這個轉變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作出，將是契機與災難的分別。」
認清問題之所在我們便必須付諸行動。作為「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一部分，「佔領華爾街」（與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或會暫時偃旗息鼓，但這只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開始而不是終結。
除 非我們消極地接受文明大倒退（以及因此導致的人道大災難）這個宿命，否則二十一世紀必須出現David Korten在The Great Turning書中所描述的「文明大轉向」（the
Great Turning）。這個轉向必然包括企業的改造、政府的改造、社會的改造以及國際的秩序的改造。而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造。
這個轉向不會自動地發生，而必須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斷探索和努力。我們經歷了二十世紀共產政權的慘痛教訓，因此其間必須堅持開放與民主的核心價值。「抗爭是硬道理」，但「民主也是硬道理」。
「華盛頓共識」破產，絕不表示「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是康莊大道。在民主自由、社會公義和生態和諧各方面，後者與前者一樣不可持續。在「反資反共、反霸反專」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開創一條文明新路。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這個問題應該由所有看畢這二十篇文章的年輕朋友來回答。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二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