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漢與集權
經過戊戌變法，加深了自慈禧以下的滿人對漢人的仇恨，庚子拳亂又加深了他們對漢人的猜忌。仇恨的是保皇會、革命黨，猜忌的是有權勢的疆吏。劉坤一公然反對廢立，竟敢與朝廷立異，南省的中立雖然為滿清保存了半壁江山，同時亦證明督撫確是不聽朝廷號令，以致與敵人聯通。但時勢所迫，對於地位已固的劉坤一、張之洞不得不曲意籠牢，對於名噪一時、實力已具的袁世凱，不得不授以畿輔重任。袁任直督二年，連遭彈劾，初指他派餉練兵，恣意無厭，有「帝制自為」之嫌。繼說他權勢過重，為禍亂之源。袁請辭各項兼差未准，維護他的為慶親王奕劻。跟著又有御史直接彈劾奕劻貪黷。在中央與奕劻對抗的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加上兵部尚書鐵良，在地方與袁對抗的為兩廣總督岑春煊。
奕劻、袁世凱認為他們之一再被劾，與瞿鴻禨、岑春煊有關。一九〇六年，岑被調職，但袁所轄北洋新軍六鎮中的四鎮亦收歸陸軍部，雙方的傾軋正式揭開。第二年，瞿、岑失敗【註*】，袁與張之洞均內調為軍機大臣，袁主外務部，張管學部，奕劻的權位如故。慈禧顯係利用政爭奪漢人之權。是後奕劻與袁仍不斷被參，並指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直隸總督楊士驤、四川總督陳夔龍為袁的黨羽，獨不及兩江總督端方，大概因為他是旗人。
*註：庚子慈禧出亡，岑春煊扈駕有功，歷官巡撫、總督，為袁世凱、奕劻所忌。一九〇六年九月，岑左遷雲貴總督，不肯赴任。一九〇七年五月，改授郵傳部尚書，面劾奕劻，排去奕劻的親屬郵傳部侍郎朱寶奎。接著袁的私人黑龍江巡撫段芝貴及奕劻之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亦因瞿鴻禨系御史之劾撤革。時廣東多亂，奕劻謂非岑春煊不足鎮懾，再出岑為兩廣總督。慈禧以奕劻不理於眾口，意欲去之，密商於瞿鴻禨，事為外人所聞。瞿曾請赦免康有為、梁啟超，奕劻乘機誣以謀翻戊戌舊案，正中慈禧之忌。六月，奕劻、袁世凱使人參瞿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當日瞿被開缺。奕劻辭軍機大臣，袁稱病乞假，均不許，瞿系言官續劾袁權重勢高。岑出都南下，逗留上海，負氣不赴廣州，袁系言官劾其驕蹇不臣。兩江總督端方承袁之命，謂岑與康有為、梁啟超交結。八月，岑罷職，九月，袁內召。朋黨之爭，告一段落。
光緒一生受制於慈禧，潦倒困頓，戊戌後，有如囚犯，愁病交集。一九〇八年八月，虛損益甚。時慈禧亦病。「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大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一月初，光緒、慈禧病劇，十三日，慈禧命將醇親王載灃之子，年甫三歲的溥儀在宮中教養，授載灃為攝政王。十四日下午酉刻，光緒卒，年三十八歲，由溥儀繼統，載灃監國。第二天下午未刻，慈禧卒，年七十四歲，距光緒之死不過二十小時，有謂光緒為慈禧謀害，有謂為袁世凱毒死。
溥儀的年號為宣統，尊光緒皇后為隆裕皇太后，大政由載灃裁決。十二月，立禁衛軍，載灃自行統轄，派貝勒載濤、毓朗為訓練大臣。兩週後，即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凱開缺，踉蹌出京，返歸河南彰德。載灃原擬置袁於死，賴張之洞反覆開陳，始獲倖免，怕的是北洋新軍不穩。據說光緒恨袁入骨，及病將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隆裕太后與光緒有夫婦之誼，與載灃有手足之情，親貴載澤（妻與隆裕為姊妹）、載濤、載洵、毓朗、善耆、鐵良輩久欲去袁，保皇黨又暗事運用。慈禧死後，梁啟超致書載灃，並與康有為通電，謂：「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為罪魁，乞誅賊臣。」謠傳袁已被處死。經過四十多天的醞釀，袁終遭放逐。不久徐世昌、唐紹儀內召，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休致。
康、梁派對於袁的罷斥自然大快，深佩「監國英斷」。梁函善耆，請再明正袁的罪狀，宣布朝廷勵精圖治與民更始之意，革命黨人亦將歸心。他所殷期的為赦免政治犯與開放黨禁。載澤竭力阻撓，隆裕亦云光緒晚年的不幸為康、梁造成。皇族親貴所不忘的是如何集權於滿人，尤要掌握軍權。設立禁衛軍後，一九〇九年七月，宣布皇帝自為海陸軍大元帥，由攝政王代理，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註：即參謀本部，一九一一年改名軍諮府，仍以載濤、毓朗為大臣】，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擢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排漢最力的良弼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一九〇九年九月，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十二月，設海軍部，以載洵為大臣。於是陸海軍悉歸載濤、載洵兄弟主管。
軍機處仍是行政中樞，過去的大臣大都六人，滿、漢各半。袁世凱罷，接替的為那桐。一九〇九年九月，張之洞卒，漢大臣的地位愈輕。一九一〇年七月，鹿傳霖卒，軍機大臣僅有奕劻、那桐、毓朗、徐世昌四人。徐為唯一的漢人。一九一〇年，奕劻又為御史所劾，上諭謂「親貴重臣，不得任意詆誣」，原參的御史落職，激起都察院全體公憤，聯名抗爭無效。
二、立憲派的請願
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成立不久，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相繼出現，其他類似的社團，不下數十，雖然被禁，仍暗中活動。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成立，議員多為科第或留日學生出身，及曾任官吏的士紳，立憲派聲勢大增，上海、北京及各大都市均有他們的宣傳機關。在張謇策動之下遂有諮議局的三次請願。張謇頗有時譽，重要督撫多和他相識。他任江蘇諮議局議長後，邀請十六省諮議局代表會於上海，組織諮議局請願聯合會，要求速開國會，由直隸孫洪伊領銜。請願團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到京，上書之外，遍謁王公大臣，請於一年內召開國會。所得的答覆是國民知識不齊，俟九年預備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再定期召開。代表不滿，準備擴大組織，再度請願，先後成立「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國會速開期成會」。六月，第二次請願，除了諮議局外，有各省商會、教育會、政治會社、旗籍紳民及華僑代表，表示速開國會是國民的公意。清廷的答覆如舊。請願代表定於明年二月，作第三次請願。時日、俄第二次協定及密約成立，英國抗議中國派兵入藏，日、韓訂立合邦條約，大局愈為危急，請願代表決提前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在北京集會。
第三次請願，不僅要求速開國會，並要求組織責任內閣，參與的代表較第二次更為廣泛，各省督、撫亦預通聲氣，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學生罷課響應。十月，十六省督、撫聯名電請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同月，資政院開幕，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不僅民選議員支持請願代表的主張，欽選議員亦多贊同。「各省督撫連翩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為之震悚，始翻然改圖。」十一月四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之期，縮短為六年，一九一三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重加釐訂，預行組織內閣，編訂憲法，各省代表應即日散歸。除江、浙的代表外均甚失望，湖南譚延闓、湖北湯化龍、四川蒲殿俊及孫洪伊等，最稱激昂，輿論指斥朝廷「蔑視代表，直為蔑視四萬萬人」，「革命黨益得利用時機，相為鼓煽，……顛覆政府」。請願代表留京不去，誹議朝政，抨詆親貴。十二月十八日，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奉職無狀，應迅行組織內閣。攝政王援據欽定憲法大綱不許。資政院二次彈劾，攝政王置之不理，遷怨於請願代表。二十四日命先將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撫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一九一一年一月，將號召各省罷學，要求速開國會的全國學界同志會會長溫世霖遣戍新疆。
請願不准，立憲派已無可再忍。高壓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議相機反抗，遇有可以發難之事，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他們的公開報告亦說國勢危殆，外有列強環伺，內則昏耄老臣把持（指奕劻），將有亡國之禍，今後「非一請願書可以力爭，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利圖之」，暗示和平要求絕望，惟有別採有效途徑。梁啟超在三次請願之前，已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一九一六）召集國會為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現在更為憤懣，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九一一年初，外有日、俄對錦璦鐵路的抗議，俄又藉口陸路通商問題提出無理要求，緬甸英軍強佔滇邊片馬，漢口英租界巡捕槍殺華人；內有廣州將軍被刺。四月，廣州革命黨的起義，更使滿清當局膽悸。五月八日，頒佈內閣官制，設立責任內閣，裁撤舊內閣、軍機處，以示履行上年十一月四日的諾言。新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二人，各部大臣十人，計漢人四名，滿人八名，蒙古一名，滿人中皇族又佔五名，人稱為皇族內閣【註*】。奕劻聲名狼藉，餘或昏庸無知，或為紈絝少年，攝政王優柔而寡器識，不到半年清的政權即告瓦解。
*註：漢人為協理徐世昌、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蒙古為理藩部壽耆，滿人為總理奕劻、協理那桐、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部紹昌、農工商部溥倫，皇族為奕劻、善耆、載澤、載洵、溥倫。
三、愈挫愈堅的革命軍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革命黨至少八次起兵，雖均告失敗，然「前仆後繼，意氣彌厲」，「經一次失敗，多一次進步」。檢討過去的得失，不再作無把握而不足制滿清死命的零星軍事行動。加之官方搜捕益嚴，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生活艱難，一部為立憲運動所迷惑，日本、香港、越南不准孫中山居留。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復對他不諒，力事詆毀，引起同盟會的內訌，所以一九〇九年革命氣氛至為消沉。梁啟超曾欣喜地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汪兆銘於憤激之餘，認為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偽立憲，昭雪對黨人的誣詬，振起消沉的人心，決從事暗殺，選擇的對象為足以轟動內外的監國攝政王載灃，使國人知道立憲，絕不能弭革命風潮。一九一〇年四月，汪以事泄被捕，清廷恐與革命黨結不解之仇，處以永久監禁，心理上已為革命黨所懾伏。
一九〇九年春，孫中山以不為暹羅、新加坡所容，前赴美國籌款。黃興、胡漢民留香港，主持國內計劃。清季之派遣留學生和廣興學堂是為改進軍事、政治、教育，鞏固權力；編練新軍是為「防家賊，非為禦侮」，結果不少學生與新軍同情革命，參加革命。同盟會與新軍早有關係，新軍第一次採取行動為熊成基在安慶的舉事。趙聲、倪映典在江南被撤差後，南來廣州，與黃興積極聯絡新軍，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發動，當天失敗，倪映典以下死者百餘人。經年的經營，又付東流。
孫中山在美得敗耗，趕往檳榔嶼，約黃、趙、胡來會，決再向華僑募款，捲土重來【註：一八九五年之役，除檀香山及香港華僑捐助萬餘元外，餘為孫所自籌。一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各役共費約二十萬元，多為南洋華僑及浙江張人傑所出，此次約募得十九萬元】。全盤計劃仍為攻奪廣州，得手後，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為黃在湘、鄂，趙在江南各有潛在力量【註*】。
*註：武漢、長沙方面的主持人為宋教仁、居正、孫武、譚人鳳、焦達峰，上海方面為陳其美。此外，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有不少與同盟會有關的地方性革命團體出現，如陝西的「同盟堂」，貴州的「科學會」、「自治學社」，安徽的「信義會」，湘、鄂尤多。廣西、四川、雲南、直隸、江蘇、浙江、福建、東北的革命黨人均在聯絡新軍、學生、會黨。一九一〇年，長江各省民變及兩廣、川、黔、滇、閩叛亂蜂起，形勢確有可為。
孫中山以南洋各地不能久留，再赴歐、美，由黃興等於香港設統籌部，廣州亦分置機關，青年婦女參加者不少。擔任發難的「選鋒」數百，大都為來自各省及海外青年，以廣東、福建籍居多，四川、廣西、安徽、江蘇次之，有學生、教員、新聞記者、軍人、工人、農人、商人，均抱必死決心。林覺民、方聲洞的遺書，尤為悲壯悱惻，一字一淚。
準備已近完成之時，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忽有華僑青年溫生才單獨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廣州加緊戒嚴，起義計劃改變。最後定於四月二十七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路發動。黃興親率一百七十餘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總督張鳴岐雖逃，水師提督李準的大隊已至。黃興苦戰一晝夜，所部大半捐軀，第二天趙聲、胡漢民統二百餘人趕到，然已無及。是役革命黨殉國遇害者八十六人，皆為成仁取義的民族英秀，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遺體葬於黃花岡。黃興痛不欲生，趙聲不久病卒。但久蟄的人心則因此次的壯烈犧牲而大為興奮。
四、求生與抗捐搶糧
清季財用入不敷出，辛丑之後愈甚，惟有多方羅掘，加稅派捐，復三令五申，嚴飭籌解。在政府威信掃地，民不聊生，反感日熾之時，自易激起事變。一九〇二年為了反對分派賠款，各省屢有聚眾抗拒之事。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為了反對舉辦新政的苛細雜捐，復有搗毀官署及罷市之事。一九〇六及一九〇七年為了饑饉無食，搶米之事特多，最富庶的江、浙兩省，約達三百數十次，至一九〇八年不息。同時學堂及警察、釐金、郵政、鐵路等局，常被搗毀，內河輪船連遭截劫。
尤值得重視的為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全國性的民變，此與清廷的財政措施大有關係。此時歲出超過歲入約八千萬兩上下，其中六千萬兩是由於對外賠款。一九〇九年一月至四月，陸續頒行「清理財政章程」、「清查財政處章程」，派置備省財政監理官，正遇到米穀歉收，以華東為甚。一九一〇年夏秋之交，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大錢莊及最大的源豐銀號的倒閉，亦有影響。兩年之內，江蘇、浙江、安徽的暴動，遍於各地，不下二百餘起。
一九〇九年以江西為烈，一九一〇年以湖北、湖南為烈，長沙事件，更是震動內外。湖南災情特重，米價飛揚。四月，長沙饑民請願減價平糶，鬧哄巡撫衙門，搶劫米店，警察武力彈壓。饑民縱火燒巡撫衙門、稅局、官錢局、大清銀行，波及洋行、教堂、領事住宅，軍警開槍，死傷者數十人。詔將巡撫岑春煊革職查辦，其他文武官員及囤集居奇、挾私釀亂的士紳，均遭懲處。但動亂仍然不止，湘潭的「神拳黨」公然與官兵接仗。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以鄂督為岑春煊及士紳曲脫，要求復查。上諭責其不安本分，如再藉名抗阻地方公事，從嚴參撤，民氣愈為不平。同年江北安徽饑民一再滋事。
一九〇九及一九一〇年，直隸以不堪苛捐，時有暴動，有眾至數萬者。一九一〇年河南不少縣署被人民搗毀，有眾至二萬人者。山西人民因抗拒官兵，死傷動輒逾百。山東萊陽事件最為慘重：五月，萊陽四鄉「聯莊會」要求清查備荒積穀，停止苛斂不遂，領導人被拘。六月，憤而焚燒鄉董房屋，包圍縣署。七月，官兵恣意燒殺，鄉民數萬圍困縣城，官兵開砲轟擊，傷亡一千餘人。一九一一年豫東各地荒歉，餓死十餘萬口，豫南饑民擾及鄂北。
一九一〇年廣東人民因反對調查戶口，聚眾滋鬧，經月不止，連州城池被佔。廣西全州不靖。四川、雲南縣城失陷或被圍。貴州抗拒官兵案件達七十餘起。奉天及新疆亦有類似之事。
總之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的民變成了普遍性，或為抗捐，或為搶糧，總不外為求生存，雖非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其不滿現狀，仇視政府則一，而以長江各省為最。為了維護權利，引起對外運動，至是亦高潮再起，對革命黨而言，均屬有利情勢。
五、護權與爭礦、爭路
庚子之後，中國人的愛國心及民族意識與日俱張，對內是要改造或改良政治，對外是收回喪失的利權。一九〇七年以來，日、俄步步侵略，各國分贓勾結，尤為強烈的刺激。一九〇八年日本輪船「第二辰丸」因偷運軍械，在廣東領海被扣，清廷反答應道歉、賠款、懲官。上年廣東已有「國權挽救會」的組織，至是上海、廣州實行抵制日貨，為時將近一年，並舉行國恥紀念會。一九〇九年葡萄牙要求澳門擴界，粵人開會反對，上海亦有反對英人推廣租界之事。
收回路權運動，一九〇五年已稍有所成。此後在礦權方面，對於各國的要求，不只民間反對，政府亦不肯輕讓。山西自設礦務公司，紳商堅持撤廢英國福公司的辦礦合同，於一九〇八年實現。是年法國承辦的福建礦務合同期滿，亦收回自辦。一九〇九年，河南紳商組織中原公司，以抵制福公司，結果改為雙方合營。安徽各界要求取消英人開採皖南銅官山礦合同，召開抵制大會，於一九一〇年贖回。一九〇九年山東保礦會收回德人的五處礦權，一九一一年又收回膠濟線、膠沂（沂州）線、津浦線礦權。英人承辦的四川江北廳煤礦於一九〇九年收回，法人在雲南的礦權於一九一一年收回。被英人侵佔的開平煤礦，未能全部收回，一九一二年議定與灤州礦務公司聯合辦理。收回礦權已蔚為一種國民自覺運動。
爭路運動更是如火如荼，由對外變為對內，成了民間與政府之爭。自粵漢路收回商辦，各省紛紛自設公司，自辦本省鐵路。一九〇七年十月，蘇浙鐵路公司請廢除與英人所訂的蘇、杭、甬鐵路借款合同，組織「國民拒款會」，東京留學生及上海、杭州、蘇州士紳分開蘇浙鐵路拒款會。英公使抗議，上諭命「嚴防亂黨從中煽惑」。商辦鐵路頗難籌集巨款，政府當局又思於借款中漁利，限令各省將已准各路，如期完成，否則由郵傳部另籌辦理，最重視的為粵漢、川漢鐵路。一九〇八年派張之洞督辦粵漢及川漢鐵路，次年，與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湘、鄂境內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美國跟著亦請參加。廣東鐵路公司股東堅持自辦，張之洞責其阻撓，命予看管，此為政府採取強制政策的初次表現。張去世後，兩路歸郵傳部接辦，湖南鐵路公司及諮議局繼起反對借款，湖北成立商辦鐵路協會。一九一〇年湖北獲准商辦，英、法、德抗議，並與美國組織四國銀行團，一致要求履行原訂合同，湘、鄂力持不可。同時河南亦反對借款修築開封至徐州鐵路，蘇、浙的拒款運動再起，攻詆盛宣懷尤力。
盛宣懷早年受知於李鴻章，歷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後因張之洞之力，經理漢冶萍公司，督辦鐵路總公司。一九〇三年後，盛的權力大部為袁世凱所奪。一九〇六年，鐵路總公司復為唐紹儀所取代，改置鐵路總局，由梁士詒主之，盛大為失意。江、浙爭路之時，盛謀再起，力主借款。一九〇八年，清政府與英訂立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授盛為郵傳部侍郎，以輿論不容，未克到任。載灃監國，親貴用事，極欲假借款以斂殖私財，並用盛以抗袁世凱系。盛得度支部尚書載澤之助，一九一〇年八月，還郵傳部本官（侍郎），兼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準備與四國銀行團談判。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斥盛為蘇浙鐵路罪魁禍首，不應回任。盛為固寵，益與親貴結納。一九一一年一月，繼唐紹儀為郵傳部尚書，三月，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鐵路公債借款一千萬日元，四月，載澤與四國銀行團訂立整頓幣制、興辦實業、推廣鐵路借款五千萬元。五月五日，給事中石長信疏陳商辦鐵路弊害，主幹路國有，支路民營。八日，奕劻的新內閣成立，盛仍長郵傳部，決定執行幹路國有政策。九日，上諭宣布，所有各省商辦幹路由國家收回，「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明知勢必引起反對，決心施以高壓，既不考慮各方民情久已洶洶，又不知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大動亂隨時可以爆發。
幹路分東西南北四線，川漢路為西幹，粵漢路為南幹的一段，實際要收歸國有的即此兩線，派端方為督辦大臣。五月二十日，盛與四國銀行團成立湖、廣鐵路借款，建築湘鄂境內的粵漢線、川鄂間的川漢線。截至此時，廣東所集股本約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粵境粵漢鐵路需款的半數；湖南所集約五百萬兩，相當湘境粵漢鐵路需款的五分之一；四川所集約一千六百萬兩，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需款的六分之一；湖北所集之數尤少，約百萬兩。如要使粵漢、川漢兩路完成，不知待至何年。川、湘為了集股，有米捐、房捐，並抽收租股（按畝收租股）、鹽股、茶股、土藥（鴉片）股，貧農、小戶皆所不免，鐵路公司職員復侵蝕挪用，而以川路為最，更予政府以口實。鐵路國有政策未可厚非，但在當時則不得人民的諒解，一以列強投資鐵路為一種侵略行為，二以人民對滿清毫無信心，三以紳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剝奪，四以革命黨及請願失敗的立憲派正在俟機而行，於是反對的呼聲隨之大起。
反對最力的當然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盛宣懷為眾矢之的。立憲派控制的諮議局與鐵路公司，開始尚采和平方法，但請收回成命。湖南、四川當局，亦謂商民力能自辦，不甘借債，請暫緩接收。詔嚴行申飭，「如有匪徒煽惑，擾害治安，格殺勿論」。立憲派中的溫和派張謇面勸載灃、載澤、盛宣懷勿操之過急，不為採納，以為兵力可以鎮服。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以粵人不用官發紙幣，紛兌現金，擬擠倒大清銀行，迫使政府讓步，載灃命粵督拿辦，重言「倘敢糾眾作亂，格殺勿論」。旅美廣東華僑，亦還以「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留日學生聲稱「路存亦存，路亡亦亡」。
四川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等一向主張川路自辦，該省鐵路董事會實際亦受他們控制。請願立憲被拒，他們已十分憤慨，對於鐵路國有，更認為是倒行逆施。郵傳部所定的收回四省鐵路公司股票辦法，尤令他們不平。湖北湯化龍請將民股作為路股，許商民以稽查財政權，為盛所拒，只准由國家鐵路股票換給。湘鄂路股照本發還，廣東路股發六成。川路獨異，實用工料之款四百餘萬兩發給國家股票，現存租股七百餘萬兩或入股、或興實業聽便。川路股東拒不同意，六月組成「保路同志會」，要求將股本照數發還，引光緒上諭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兩語為據，痛斥川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擅允郵傳部接收。盛及端方聲言如將已用之款及虧損之數照數發還，必將再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作抵，川人既怒且懼。盛與端方輕信川中密報，謂川人情緒已漸收縮，不必多慮。同時湘鄂兩省的態度亦趨緩和，廣東部分紳商被迫出走，清廷決心以威力對待川人，命新任川督趙爾豐拿辦首要。八月奏請將李稷勳撤職，以平眾怒，北京不許。
川人忍無可忍，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舉行保路大會，議決罷市，罷課、停納稅捐，革命黨及哥老會領導各州縣響應。趙爾豐連電告急，謂群情疑憤，如不准所請，變生頃刻，全國將受牽動。九月一日，全省實行抗糧抗捐。二日，清廷命端方帶兵前往。五日，成都發現「川人自保商權書」，趙亦認為「勢必剿辦」。七日，誘拘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及保路會會長、股東會會長、鐵路公司董事十餘人。哥老會合組的「同志軍」數萬，包圍成都，新軍將校亦有人加入，於是川人由和平爭路，變為武裝反抗。詔命將首要正法，加派陸、海軍入川，命曾任川督的岑春煊會同端方辦理剿撫事宜。經過十餘日的攻擊焚殺，趙爾豐報稱局勢略定，意在阻止岑春煊、端方前來，實際上「成都府屬各縣無地不匪，各州縣紛紛告警」，官軍屢敗，防營譁變。十月初，嘉定府及距成都數十里的灌縣等城為同志軍佔領，不數日，武昌革命隨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