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十章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

  甲午戰敗,中國的變政運動正式揭開,孫中山的反滿革命起義自是開始,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活動自是轉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頌揚光緒。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時與孫中山往還。孫與暢談革命,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清議報》停刊後,一九二年二月,梁再創《新民叢報》,於民族、民權主義宣揚愈力,謂中國之亡於異族,在乏國家思想。要救中國必須徹底摧毀專制政體,革命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同年又創辦《新小說報》,專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

  《清議報》每期銷行數千冊,《新民叢報》至萬餘冊,在清廷嚴禁之下,仍風行海內外,雖由於梁的筆端富於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適合人心的需要。黃遵憲謂其論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矣。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梁)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嚴復亦稱「為亞洲二十世紀運會之先聲」。

  一九〇〇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為一百餘人,大都志趣不凡,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革命思想與歷史。一九一年,倡言革命排滿的《國民報》及「廣東獨立協會」,均得孫中山的支持。以後學生人數激增,一九二年又創刊《遊學譯編》,宣揚民族主義與軍國民教育,成立留學生會館,參加者以各省獨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東京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舉人吳敬恆(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憤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自費生入日本陸軍學校,至使館抗爭,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學生自行退學返國。一九三年,東京留學生千餘人新年團拜,演說反滿復漢,全場激動。各省學生同鄉會分別創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湘籍學生陳天華(一八七五至一九五)著《猛回頭》、《警世鐘》(一九四),明言惟有革命獨立,推翻滿清,中國方能得救。

  國內的革命潮以上海為洶湧,中心人物亦多為留日學生。一九一年,曾參與唐才常召開的「國會」之戢翼翬發行《大陸月刊》,宣傳排滿。一九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及章炳麟、黃宗仰組織「中國教育會」,助南洋公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發行《學生世界》,高談革命。一九三年自日本歸來的四川青年鄒容(一八八五至一九五),刊行《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同為激烈而淺直的宣傳小冊。《蘇報》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間,屢載《革命軍序》、《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及章炳麟的排滿文章,斥光緒為無知小丑。租界工部局應清方要求,拘捕章、鄒,封禁《蘇報》,此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註:章被判監三年,鄒二年。一九五年四月,鄒死於獄】。人心愈憤,排滿的書報愈多,如《國民日報》、《蕩虜叢書》、《自由血》、《女界鐘》、《女子世界》等。

  一九三年,黃興(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陳天華、宋教仁在湖南成立「華興會」,蔡元培、徐錫麟、龔寶銓、陶成章成立「光復會」,加入者多為青年及會黨。一九四年湖北學生及青年軍人劉貞一(敬庵)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相通。是年華興會計劃在湖南舉事,屬於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的湖北、浙江學生五百餘人,哥老會數萬人,準備響應,以事泄失敗。一九五年湖北青年王漢謀剌在長江各省搜括的欽差鐵良於彰德,安徽青年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於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對內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對外亦要抵抗侵略。後者可說是前者之因。清朝腐敗,無力衛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列強暴戾,欺凌有加無已,惟有奮起自救。知識分子固有此覺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條約甫經簽訂。一九一年十一月,直隸南部即有抗拒攤派教案賠款之事,聲言「掃清滅洋」,延及山東、河南,歷時半載。繼之為四川、湖南的暴動,張揭「滅清、剿洋、興漢」及「大漢滅洋軍」旗幟。一九二至一九五年,廣西會黨大起,勢力幾遍全省,謀與興中會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度督師,徵調及於五省,其嚴重可知。

  近數年來,俄軍最為不義,東北俄軍不撤,愈增國人敵愾。一九二年,上海愛國之士發刊《俄事警聞》,以警惕國人【註:一九四年改名《警鐘日報》】。陳天華呼籲各界合力殺退侵犯中國洋兵、改條約、復政權,使中國完全獨立。黃興領導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代表回國請願,北京、湖北學生紛起以應。同年,廣西旅滬紳商憤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亂,聯合各省人士舉行拒法大會。翌年,安徽青年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被捕後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雲南周雲祥組織「保滇會」,反對法人修造鐵路,眾至萬餘。一九五年,上海商民因租界巡捕擅拘華婦,會審公堂審理不公,一度罷市。陳天華憤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壯的絕命書,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至於為華工被歧視而引起反美運動。更是轟動一時。

  華工大批赴美,始於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國為開發中西部,修築鐵路需要勤勞而工廉的華人甚切,不久增至十餘萬,竟招致美人的敵視,迫害事件達二百六十餘次。一八八二年美國制定限制華工案。一八八五年懷俄明(Wyoming)州、加州對華工肆行搶掠燒殺,死者數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以十年為期。期滿(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國宣布禁約終止,美國不理。一九五年五月,上海紳商反對與美再訂禁工新約,要求美國於兩個月內改良排華案,公平待遇華僑,否則抵制報復,不用美貨,不用美船,不任美商買辦、通事,不為美人工作,不入美國學堂讀書。首起響應的為利害關係特深的廣東、福建商人,上海各幫業、各社團、各學校及婦女代表一千四百餘人,一再集會,認為華僑遭受苛待為奇恥大辱,應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實行對美抵制,南至杭州、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西至蘇州、鎮江、東京、安慶、漢口、長沙、重慶,北至濟南、青島、煙台、牛莊、開封、鄭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國各大都市的商、工、學生、婦女以及海外華僑。美國屢次抗議,加派軍艦,歐洲國家誣為類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經清廷及地方官開導禁止,一年餘後,方告止息。美國的對華貿易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國的工業生產量為之提高,廠、礦投資均增加二倍,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此後抵制外貨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一種工具。

  收回主權運動是愛國心的另一表現。一八九八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一九〇〇年,中國與合興公司所訂粵漢鐵路條約,言明借款不得轉讓。第二年合興公司股票大半售與比國,實為法國所得。法與俄為一體,中國南北交通將受法、俄宰制。一九四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湖南、廣東、湖北紳民爭之最力,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留日學生組織湘粵鄂三省鐵路聯合會,留美的學生王寵惠等復引證法理,指出美政府無權干預。美政府鑑於三省民氣激昂,為緩和當時的排抵美貨運動,原約終於一九五年作廢,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要收回礦權。

  各國在華所營礦產,遍及於黃河、長江各省及西南、東北。一九三年起,各省漸行自辦。一九四年開始要求收回礦權,謂礦為民命所繫,如採礦之柄非中國所操,資本非中國所出,一有意外,各國必實行其保護政策。中國人民必須自奮,而且可以自奮,日本對俄即為其例。一九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國福公司的礦權運動同時轉烈,士紳與山西大學及其他文武學堂學生一致表示此事為「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亡之樞機」。留日山西、河南、陝西學生之激昂亦不稍讓。一九六年,李培仁為此蹈海而死。

  在排滿愛國情緒高漲而普遍,青年不惜犧牲性命的情況下,革命的總領導機構乃應運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〇〇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固受到梁的影響,但對於首倡革命的孫中山更為欽佩。孫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不少留日學生自動和他接觸。檀香山早有他組織的兵學會,一九三年又於東京設軍事學校,誓詞中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增入「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在內。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是年秋,孫再蒞檀香山,為文演說,駁斥梁啟超「名為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為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為華僑中的會黨,所以特別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一九四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復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以告歐、美人士,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

  一九三年有一批排滿的鄂、湘學生被派往歐洲。一九五年春,孫中山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餘人願參加革命。東京留學生雖「思想無系統,行動無組織」,而排滿的情緒,則如火如荼,曾在國內起義不成的黃興、宋教仁、張繼等尤殷望孫中山領導。是年七月,孫返東京,受到盛大歡迎。他說中國不必怕各國瓜分,但怕自己不團結,如各省自號召起義,演成紛爭之局,各國將乘而干涉,中國必亡,所以總以互相聯絡為第一義。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會,推孫為總理,加盟者三百餘人,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稍後的日知會的會員。興中會時期,會員以粵籍為主,同盟會則兼有全國人士,以粵、湘、鄂、川籍為多,次為皖、晉、魯、桂、蘇、閩、冀、滇諸省。一九六年同盟會訂定革命方略、軍政府組織,及中華民國國號。在軍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與前代不同,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外,尚須改變國體為民主,「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將來治國的大本(政綱),一為傾覆滿洲政府,寬容滿洲、漢軍人等;二為恢復中華,光復「民族的國家」,歸還漢人的政權;三為建立民國,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國民享有參政權,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四為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地價,歸於國家,由國民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使家給人足,無一人不獲其所。措施程序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為軍法之治,破敵之後,軍政府總攝地方行政,掃除一切政治社會積弊。第二期六年為約法之治,將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軍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由約法規定。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軍事行政權,組織國會,政事依憲法行之。

  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紀元,各不相屬的革命團體由此統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為同一目標而奮鬥。政綱中的排滿及建立民族的國家,為共同要求;推翻專制,國民平等及建立「社會的國家」,尤具鼓舞之力。孫中山成了愛國革命者公認領袖,不及一年,會員達一萬餘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孫「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

  興中會時代,革命黨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各有報刊,但影響力不算太大。同盟會成立之後,以《民報》(月刊)為機關報。第一期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出版,孫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今後建國的基本原則。他先就西方的歷史,闡明三者遞嬗演進的必然性,始為民族主義,繼為民權主義,二十世紀則為民生主義擅場的時代。中國遭異族的摧殘,外國的侵逼,及千年專制之毒,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應立即實行。這時的民族主義已非單純的排滿,已兼及對外,不過尚帶有妥協性,如承認已有條約,意在減少阻力。經濟問題亦須及早解決,所以同時又須實行民生主義。歐美人民已困,社會革命為時不遠,中國為弭其禍害於未萌,須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學生新創刊的雜誌,有《雲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聲》、《晉聲》等十餘種,專書一百餘種;國內出版的書報亦不在少數,抨擊滿清,鼓吹愛國革命,反抗列強侵略。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

  一八九九年以後的四年,為梁啟超執言論界牛耳的時代,影響之巨,莫可與京。一九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轉變。是年二月,梁遊美洲,仍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無別法」。不數月,忽然說「不敢復倡革義」。十一月,刊登啟事,謂不僅不談排滿、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據他事後解釋,是見於學生因革命思想傳播而常鬧風潮,不欲青年為破壞之說所誤;二是自由平等之說流弊無窮,秩序一破,苦於收拾;三是國家人民艱窘皆達極點,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在美國的見聞,對他亦有影響,選舉競爭不擇手段,當選者多屬庸材,深嘆共和政體之不如君主立憲。他的富於感情的「流質」性格可能關係最大,「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因為「隨感情而發」,遂與革命黨徹底破裂。

  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一九三年前,保皇會較居優勢,康在南洋的活動亦頗得手。是年起情勢一變,海內外傾心革命者日眾,如果革命得成,梁將失去重要性。他去美洲的目的在募款,原望「轟轟烈烈再做一場」,以轉移視聽。但是光緒復辟已無可能,他知道要勸捐,就須談革命,否則「有何名目耶?」此時上海《蘇報》已對保皇會抨擊,孫中山旋亦追踪赴美,揭發梁的虛偽,此可能為梁不便再談革命的又一原因。其次,初倡破壞之時,已說破壞有「無血」與「有血」之分,「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可見他所希望的為無血破壞,即立憲,現在不過是返回他向所馨香以祝之途。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民報》創刊時,梁的論調已轉變兩年,急待加以廓清。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四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精衛)、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必致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干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三為民權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只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具有共和國民資格,國民的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精神為人類所共具,中國人亦不例外;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較西方為優,土地兼併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軍興之時,遊蕩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係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全國土地歸於國有,則全國資本亦歸於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

  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一九六年七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我報可以相提攜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蓰焉,不賢於今日嘵嘵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民報》終不之許。梁說他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三年前他已是革命黨的直接助力,這次論戰才是間接助力,使革命黨有了發抒革命理論的機會,充分說明排滿革命的絕對必要,逼得保皇立憲者無以自圓其說,暴露了他們的弱點。一九六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的事實【註:《民報》週年紀念會,到者近萬人。一九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為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為《新民叢報》血戰之功。但事實全不如此,是年正為革命黨積極的行動年】。接著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

  論辯為時兩年餘,一九七年八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一九八年十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為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一九六年十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為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對梁說,此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議者又目為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叢〕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孫中山云: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雖是時代人心使然,《民報》之功實不可沒,而《新民叢報》則有如為叢驅雀。革命黨不僅能坐而言,並能起而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下,有關彼此的信譽至大。

  四、預備立憲

  君主立憲論的倡導,八十年代以後,漸趨熱烈,開議院以行君民合治的日本制度,是康有為變法的藍圖。一九三年,維新派張謇曾遊日本,一九四年,說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刻《日本憲法》送之內廷。並印行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亦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起以應。有的舉日本對俄戰爭為證,說是俄為西方大國,「竟為日本所大困,種族強弱之說,因之以破,凡我黃人,其亦可以自奮矣」。日本君民一心,是由於立憲。立憲之足以致強,已不容置疑。甚至慈禧看到張謇所進《日本憲法》亦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

  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一八九八年十月的上諭,表明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端方所編《勸善歌》,頌揚清朝的種種德政,但未收絲毫效果。為緩和空氣,一九四年六月,以慈禧七旬生辰為名,宣布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據說是由於端方的密奏,幕後向端方進言的為梁啟超,但梁並不在赦免之列。

  及日、俄的勝負已決,排滿革命的空氣仍在瀰漫。梁啟超認為定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的特效藥。俄國亦因革命而準備立憲,中國「稍有人氣者,其必瞠然返視而有所鑑」。張謇亦以革命之說甚盛,懼致成大亂,召來外國干涉,立憲「可以安上全下」,於是再向袁世凱陳說立憲之不可緩。謂「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倖乎?」他希望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完成一部憲法。

  一九五年七月二日,袁與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於十二年後正式立憲。慈禧認為不妨採搪塞手法。她已年逾七十,十二年後大概已不是她的問題,否則自身亦或難保【註:年來康有為屢謀暗殺慈禧】。七月十六日,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鎮國公載澤等三人赴日本、英、法、比,湖南巡撫端方等二人赴美、德、義、奧,臨行,革命青年吳樾對他們行刺,雖然未成,益證立憲確不利於革命,有利於滿清。十一月,慈禧為進一步表示立憲姿態,命督辦政務處籌定大綱,設置考察政治館,纂訂合乎中國體制的專書。

  十二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再度起程,先到東京。端方的隨員熊希齡與梁啟超頻頻接觸,由梁與楊度為他們草就了所謂考察報告及奏摺,建議以五年為期,改為立憲政體。然後去美國、歐洲,一九六年八月回國。袁世凱首請實行,先由京官及州縣紳商分別參與地方政務。載澤說是立憲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憲法仿日本,實業仿日本及德國。九月一日,上諭命先議定官制,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再察看情形,以定實行期限。此即所謂預備立憲詔,除了以望梅止渴之技,期收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效外,尚別具作用。

  五大臣載澤等在日本所上奏摺,說是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官。回京後,又陳述改革官制的必要,否則唐代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復出現於今日。數十年來,清廷深忌地方權重,準備借立憲的名義,於改定官制時,排擠漢人督撫,集權中央,袁世凱為第一目標。排袁最力的為與袁一同參加編訂官制會議的載澤及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滿人。袁不必有滿、漢之見,但載澤輩則以為可能有如梁啟超所說,在立憲政體之下,漢人在政治上將益居優勢。預定改官制的原則為將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朝廷。會議之時,袁與鐵良衝突,言官亦說官制不可一切更張,宜逐漸變革。總司核定的奕劻等採延宕辦法,主先議中央官制。十一月六日頒布,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海軍部、軍諮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理寺改為大理院,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外,各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新任各部主管,計七滿、四漢、一蒙古、一漢軍。各省官制則尚待編訂。終以阻力太大,除學政已於一九六年改名提學外,僅將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增設巡警道、勸業道、審判廳。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

  革命黨無時不在準備行動。同盟會成立後,更為積極。吳樾之炸考察政治大臣,海內外為之震動。孫中山赴南洋策劃,派人赴長江、兩廣、川、滇、天津調查,聯絡學生、會黨,尤注意新軍。一九五年,長江各省騷動,或為反教,或為抗捐,或為搶糧。同盟會的劉道一、蔡紹南及長沙學生,運動江西萍鄉、萬載、湖南醴陵、瀏陽的會黨、礦工,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眾至數萬人,東京同盟會會員爭先回國從軍。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倪映典等,有意響應而未果。起事的領袖龔春台稱「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揭示同盟會的政綱,謂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建立共和民國」,「使地權與民平等」,亦有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眾至三萬。雖名號有別,而排滿則一,奮戰月餘失敗,劉道一等在長沙遇害,武昌日知會被封,南京趙聲等革職。革命黨在長江各省的基礎遭到摧毀,但同盟會的聲望則因此大振。

  一九七年二月以後,江蘇、浙江、安徽民變屢起,情勢對革命黨自屬有利,所以這一年是革命黨舉事最多的一年。六月,同盟會連在潮州發動,均告失敗。光復會的徐錫麟與同盟會的秋瑾分在安徽安慶及浙江紹興活動,訓練學生,聯合會黨,組織光復軍【註:秋瑾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身經庚子、辛丑之變。一九四年赴日本,兩年後返國】。七月,徐錫麟在安慶舉事,殺巡撫滿人恩銘,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泄被殺,她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中國女子。徐案發,兩江總督端方恐懼地說:「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浙江巡撫及紹興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備受輿論指責。革命黨的行事,震懾了滿清官吏,激動了人心公憤。

  一九五年孫中山與法人已有聯絡,一九七年三月,孫自日本赴越南河內,接近越南的欽州鄉民,組織「萬人會」,號召抗捐。粵督周馥派新軍進剿,孫一面命黃興遊說新軍結合欽州團紳,一面向日本購械,延法國軍官在越南練兵,謀一舉而收有兩廣。九月,欽州革命軍發難,以新軍躊躇瞻顧,未曾響應而失敗。孫又糾合桂邊團勇,十一月,奪據廣西鎮南關砲台,孫偕黃興、胡漢民親來督師,力戰七晝夜。一九八年初,孫以河內不便再居,轉往新加坡,命黃興再圖欽、廉,黃明堂經營雲南。三月,黃興入欽州,四月擊敗清軍,轉戰粵、桂邊境,威名大著,五月初退回越南。黃明堂於四月底佔領滇、越交界的河口新街二十餘日。十一月,安慶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慶城外起事,死者二百餘人【註:一九一年,熊成基在哈爾濱遇害,年三十四歲】。

  年餘之間,革命軍屢仆屢起,為對滿清立憲的有力反擊。保皇黨大異其趣,預備立憲詔下,梁啟超十分樂觀,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改官制後,梁的同志雖為沮喪,梁說對滿清改革不必望之太奢,仍須自為。保皇會的名稱太狹,須組織政黨,期促成政府的再度改革。預聞其事的有楊度、蔣智由、熊希齡、徐佛蘇,並暗中聯好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康有為暫不列名。康搶先一步,已於一九六年十月宣布將保皇會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擬別立一會,取名「政聞社」,網羅國中豪傑,統一力量,似乎是有意仿照同盟會的行事。梁之不欲康有為參加,是因為康的反動力太大,清政府與革命黨將藉以摧殘新政黨。上海的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對於清廷之預備立憲,頗為欣喜,十二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梁啟超殷望有湖南才子之稱的楊度參加政聞社,但是楊的雄心萬丈,不甘居人下,一九七年五月,在東京自組憲政公會。

  清廷大概是震於安徽巡撫的被刺,七月,詔詢各方以預備立憲之方、施行之序。袁世凱奏請昭示大信,採內閣制,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府、州、縣設議事會。九月,宣佈設資政院,十月,設諮議局,預籌議事會。立憲派又以為有了機會。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成立,宣言要救國惟有改造政府,要改造政府惟有求立憲政治的成立,「以有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他們謀與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提攜,並上書訪問日本的資政院總裁溥倫,既欲聯絡袁世凱,又拉攏袁及慶親王奕劻的政敵岑春煊。慈禧決不會忘懷對康、梁的舊恨新怨。是年湖南、浙江士紳請設民選議院,學生開會演說,下詔嚴禁。立憲派的活動招來了相反的結果。

  政聞社初成立,人事已有弱點,康、梁不能出面,不得已而擁戴一七十老翁馬良(相伯)為領袖。一九八年總社在上海公開活動,與預備立憲公會一唱一和,由各省及華僑代表分別上書,要求於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清廷給他們的初步打擊是懲處政聞社的一位社員。

  與政聞社爭寵的楊度宣揚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世凱,亦不利於張之洞。袁向慈禧指該社為康、梁所發起,圖謀不軌,復以華僑請願書中有請慈禧歸政,遷都江南,改國號為「中華國」等事,愈招慈禧之恨。八月十三日,政聞社遂被查禁。以各省代表多為地方負有重望之士,不能不略示安撫,八月二十七日,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於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九年依然是個漫長的時間。憲法綱要訂明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權,有宣戰、戒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範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一言以蔽之,不外永保君主地位,極度提高君主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