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日星期一

吳志森﹕倒行逆施,當然怯了!



9萬人上街,10萬街頭簽名,22公里蒙眼苦行,4萬人迫爆政府總部,學民三子絕食幾十小時,10位教授老師學生家長接力,目的只有一個,要求政府撤回洗腦國民教育科。


冷血無恥的特區官員,對清楚不過的民意,或扭橫折曲:出來遊行集會的市民,不代表沉默大多數;或視而不見:呼籲反對者要實事求是。其中,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回應,最令人憤怒。

林鄭接受電台訪問,寸步不讓:國教科經過幾年醞釀,有足夠諮詢,不是突然間在石頭爆出來……

林鄭這種昧覑良心,睜覑眼說瞎話的雙重標準,在芸芸特區官員中,其能力技巧之高超純熟,除了她的頂頭上司梁振英,相信無人能及。

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課程指引(諮詢稿),在20115月發表,無論內容和教案都令人嘩然,批評此起彼落,諮詢了4個月,碰得灰頭土臉,匆匆收場。

事隔1年,再推出另一份課程指引,作了一些修改,掩飾了最露骨的洗腦部分,但本質仍然沒變。今次,「諮詢稿」3個字沒有了,連諮詢的表面工夫都索性不做,9月新學年,馬上推行。林鄭司長說,醞釀經年,有足夠諮詢,根本就是謊話連篇,只能用來唬嚇什麼資料蒐集都不做的節目主持人,或凡是政府做的都是對的應聲蟲。

就在林鄭為政府信口開河辯護的同時,有兩項醞釀多時,甚至已經開展執行的前朝政策,相繼被本朝大幅修改,或徹底推翻。

置安心計劃,由前朝的可租可買,變為本朝的只售不租。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前朝堅持以家庭為單位申請,抗議聲音鋪天蓋地,張建宗局長碰到頭破血流,打死不退。改朝換代了,突然「從善如流」「順應民意」,願意改為個人、家庭雙軌制申請了。

為何洗腦國教科不可撤回?

這些政策,都不是石頭爆出來的,林鄭身為主要官員,說不定在行政會議有份拍板,她為今天打倒昨日這樣辯解:「每個政策推之前都經過深思熟慮,擇善固執是需要的,從善如流都應該有呢個勇氣。如果真係覺得政策係需要作出修訂,無論係置安心,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只要將市民利益擺鰠第一位,我懐就應該有呢個勇氣,改動甚至推翻以前政府鮋做法,同埋睇法。」

對了,置安心和交通津貼都可以推翻,用同樣邏輯,如果真的把市民利益擺在第一位,為何引起全社會沸騰的洗腦國民教育科不可以撤回呢?很清楚了,這是中央交給梁振英四大政治任務之首,一定要超額完成,什麼擇善固執,什麼從善如流,全是騙人的政治修辭和廢話。

林鄭還鮮有地在電台講當官的感受:上任初期度日如年……情緒波動好大……好怯……擔心能否繼續落去。

不理民意,倒行逆施,當然怯了。林鄭司長,你不只要擔心能否繼續落去,還要擔心會否提早落台,更要擔心落台後,如何接受歷史的審判!

 
胡力漢﹕國民教育掀出反共大潮

香港人對上一次的恐共浪潮,已是23年前的六四事件,當年港人歇斯底里般爭相移民,逃避祖國政府的管治,然而絕大部分人均沒有能力為自己前途作出選擇,他們唯有面對回歸的現實。九七後,在中央的懷柔政策下,香港人暫且放下這份恐共情緒,年輕一代,亦慢慢接受了現狀,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受到愛國意識形態的薰陶。

然而,對港事務的官員,為求盡快達至令港人徹底歸順中央的目標,硬推國民教育,加上特區政府採取的手法極為拙劣,最終觸發民憤,現在的形勢,正急促向相反方向發展。

經歷過港英時代的一批香港人,長期展現出對來自北京壓力的無力感,大多早已放棄抗爭,只求融入大中華的經濟大潮,但政府現在面對的,是一班在回歸後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後那份恐共的思想爭戰,亦未開始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赤子之心仍未磨滅,這就是推動社會改革一股極為關鍵的元素。

從近期多次反國民教育集會觀察,強推國民教育所掀出來的,已不是港人對祖國的情懷,而是以爆炸性的速度,一面倒地揭示建國以來中國政府的種種治國失誤。

強推國教自眦長城

力主強推國民教育的官員,正正是揭開了這個所謂潘朵拉盒子,把當權者多年來竭力掩蓋的事實,以爆炸性速度展現出來,香港人的無奈,突然間亦被激化成憤怒。

胡、溫時代即將落幕,內地經歷了10年「盛世」,經濟周期開始下滑,中國模式下產生的社會問題,亦陸陸續續浮現出來,可謂政權交接在即,民心思變,形勢跟1980年代後期十分相似。現在我們要密切留意的,是在香港被激發出來的反共情緒,會否跟內地官民之間的矛盾,兩者產生互動作用。

六四事件已經給中國政府一個沉重教訓,強硬的鎮壓,只會令中國再折騰多十數年,新領導層面對新形勢,必須站在歷史角度,作出勇敢的抉擇。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練乙錚: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 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 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 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 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 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 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 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 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 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 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 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 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 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 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 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 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 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 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 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 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 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 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 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 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 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 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 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 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 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 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 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 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 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 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 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 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 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 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 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 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 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 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 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 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 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