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
第九章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已逾三十年，時間不為不久，結果證明全部破產。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為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恭親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總綰軍機處與總署，當政二十四年（一八六〇至一八八四）。李鴻章在疆吏中權高勢隆，歷任巡撫總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間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九五），為新政的實際計劃者及執行者，更是成敗所繫。初受知於曾國藩，因工於謀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細」見稱。復以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煊赫一時，曾國藩又說他「拼命作官」。不過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貴，缺乏恢宏抱負、遠大器識，於國家全局、人民福澤，未能遠慮慎思。
李以軍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槍之力，此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為第一的觀念所自來。抱此見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謀國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動機，在平內亂、禦外侮，但一開始即有輕重緩急之別。恭親王曾說，太平軍為心腹之憂，英、俄各國為肢體之患。換言之，平內亂為第一，禦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復，大亂敉平在望，各國對華夏採協和政策，一時海不揚波，清廷的自強熱忱隨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灣的刺激，自強運動再起，雖仍不外強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強，則「不獨東人（日）無慮，即西人亦無覬覦地」。不久事實證明，兵並未能強，原因又復安在？恭親王說，是因為以往十年，「並無自強之實，從前事情，幾於日久漸忘。……屢經奏請籌辦，而歧於異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他殷望此後「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侮之計」。舊勢力之排斥新觀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國一千年來的道統、治統思想與種種根深柢固的積習，如欲使其頓然改易，徹底破除，尤屬困難重重。然亦非絕不可能，全係於最高當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識、定見、公誠無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國權力的為一無知多慾而陰狠的慈禧。
恭親王的措詞，尚有若干涵蓄。李鴻章則明白指出，太平軍平定之後，清廷最感不安的為地方勢力的增強，處心積慮，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憤慨地說：「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採無根浮言。」又謂中國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並力。中國朝廷無人，誰作主張？朝議不定，早作晚輟。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國強，更恐大權旁落，尾大不掉。恭親王無權無勇，尚屢遭譴懲，以至罷黜。李鴻章手握重兵，屯駐近畿及黃河、長江下游，各大兵工廠以及輪船、煤礦，亦無不由他控制，與外人復頗相得。西人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時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時，他們說他將自立為帝，光緒繼位之初，又有他謀自建王朝之說。他的實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問題發生，他與朝廷的意見不合，西人推波助瀾，謠傳他將與戈登進軍北京。戈登雖然否認，然亦承認歐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國皇帝。報載俄人如佔領北京，李必應允俄人的條件，俄人必擁李稱帝。曾出使德國的通政司使劉錫鴻劾他跋扈不臣，儼然帝制，假外援以窺神器。詔責其信口誣議，加以處分；但慈禧愈不能無動於心。中法戰後，更有人請置李於死，可想見他的處境，不免憂讒畏譏。即使他於自強之道，有真知灼見，亦不敢多作主張。
李自始即認定如能強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再三說以西洋政教風俗善良，官民相與講求，臻於上理，國以富強。日本有見及此，在英國的日人，大都學習律法、經制，學兵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家國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民氣常鬱結不能上達」，必須使「吏效其職，民輸其情，……群懷踴躍之心，以供國家之用」。簡言之，欲圖富強，應革新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發揮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擁護，始克有成。李仍謂兵為立國大端。他亦曾興辦學堂，派遣學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終不離軍政、製造。留學歸來的嚴復、馬建忠對於西洋富強原因，亦均有認識。嚴復主持北洋水師學堂十餘年，自言「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馬建忠只是受命辦理交涉，均無裨於李的自強觀念。他亦非不知學堂、博物院之應開辦，時文小楷之當廢，此不過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於軍事之外，別求其大其遠者，亦斷不得以行。他又說，自強之難，事之不易猝辦，由於「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設防，猶畫餅也」。人才繫於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歸咎朝廷，其他困難則多來自中央。慈禧在財政上藉口經費支絀，同時又假新政之名籌款，從中分肥，以供揮霍。在輿論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詆，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鴻章有恩怨及利害衝突之人，加以阻撓。與李名位相當的左宗棠，意見往往與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縱，以分其勢，其他督撫亦非盡以李為然，未必合作無間。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強路線而論，各種事業的本身弱點，亦復不少。人事、設備無一健全。經營不善，技術不精，原料不給，以致產品惡劣，式樣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辦廠局的主管，有為有守者少，把持營私者眾，恣意侵蝕，濫用人員，掛名分肥。官督商辦者或官商合辦者，亦無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歸於總辦、會辦輩，商人視入股為畏途。間有自好之士，又絀於才學，不明工藝，諸事依仗所僱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僅一知半解，而又專橫自是。馬格里主持的金陵製造局，所鑄大砲，在大沽口兩次演放爆炸，終不認過。日意格之於福州船廠，密妥士之於天津製造局，無不獨斷獨行。所用洋匠，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詳，事事一成不變。所購機器，陳舊不堪，一聽洋員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購自外洋，既不經濟，復不可恃。開平煤礦雖解決了燃料問題，鋼鐵木材仍須進口，平時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戰時勢必有斷絕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槍砲，大半購自各國；即對內用兵，如左宗棠之於西北，同樣須由海外置辦。產量無多，為一原因，中國自製終不及外國之利，為又一原因。英國國會議員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謂機器局所造為無用之器，只便各督撫之私。李鴻章亦說船廠徒增糜費。
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為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為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為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為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為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為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為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為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為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持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〇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中國強而且富，不強不富，固於中國有害，亦於西人不利；中國的貧弱，在不善變，變的根本在改革科學，學習西方的興學育才方法。此一議論，引起了不少中國人的共鳴。是後類此的主張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建議先於現有書院設天文、輿地、格致、船政、法學等科；狄考文建議廣設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大學，將男女以及士農工商悉納於學。
李提摩太來華遲於林樂知十年，主張略同。他說中國圖強，莫先於教育，應派官員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國學習，國內設西學書院。並撰《七國新學備要》（Modern Education），勸設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改組，以《萬國公報》為機關報，四年後會務歸李提摩大負責。他的交遊至廣，上至達官，下及士民，宣傳益力，業務發展迅速。五六年間，出版的書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譯的馬懇西《泰西新史攬要》（Robert
Mackenzie：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編的《中西四大政》、《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興華新義》、《文學興國策》、《治安新策》，最為暢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萬國公報》幾乎每期均登載有批評中國政治腐敗的文字，指陳清廷的險象，認為必須一變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則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為聘用西人，設立新政部。林樂知的建議為提高中央的權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權，使其參與商務、工藝、農務等局。他們不贊成中國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應聘用「西國賢臣」，甚而將全國或若干省歸英人臨時治理。不過他們亦認為政事當為人民謀福利，予人民陳說之路，中央可不設議院，民間則當設議局。此外復有人說到日本開集議院，大布新政，丕變故法。有了議會「上以備官府之諮，下以慰黎民之願，民情之愛樂於以見」。林樂知、李提摩太的譯述，常常比較各國新政，《泰西新史攬要》實際是介紹近代西方國家變法的成效，自有啟發作用。張之洞曾說：「海濱人士稍稍閱讀《萬國公報》，……接西國教士，漸有省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謂「智」，不只是科學。
對於中國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們已倡導「遠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則中國將為土耳其、波蘭之續。李鴻章為琉球問題，有聯俄制日之意。他們力言，俄國慾壑難填，中國聯俄將失各國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與中國交合，在華教士立即響應。甲午戰後，極言俄為中國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約，無異投肉虎口；「俄欲華弱，英欲華強」，中國必當親英。日本戰勝中國後，英國另眼看待，傳教士因而又主中國對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遊說張之洞，勸連好日本，結論仍是授權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聯絡康有為、梁啟超，分訪李鴻章、翁同龢、恭親王。翁稱他是位「豪傑」、「說客」，承認所言富民、富官，學人要通各國政事，甚為切摯。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英國公使歐格訥，亦分向王大臣進言。福士德在上海《時務報》發表的各項辦法，與傳教士無甚出入。
三、改制論的萌動
自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咸視變法為大忌，相戒不輕彈此調。為時將近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因襲無革。十九世紀中葉，若干讀過西人著述，及身歷目睹曾與西人交遊之士，對於西方政教，漸生嚮慕，間有論著，但無人正面主張中國應該仿行。曾國藩在日記（一八六二）中曾說「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只是空泛感想，與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見諸議論而有積極表示的為馮桂芬，他列舉中國之未能富強，是因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處。他的改革主張，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達，依公論以定黜陟，採會推保舉之法，裁汰冗員，省減則例，仿行地方自治，變革科舉學校之制，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西方之術，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先河。郭嵩燾較為急進，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為本。否則「即傾國考究西法，亦無裨益」。
馮、郭的議論發於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漸形成一種輿論或運動。代表人物與著作，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〇年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籌洋芻議》，一八八〇年左右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註：係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訂】，一八八七至一九〇〇年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註：何啟初撰《新政要略》，胡禮垣衍為《新政真詮》，一名《新政論議》】，一八九〇年湯震（壽潛）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陳虬的《經世博議》、《救世要義》，及約與同時的陳熾的《庸書》。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視。馬曾留學巴黎，薛曾佐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廣交西士，復遊英、法、日本，鄭曾習西文西學，供職美、英洋行，何留學英國，胡肄業於香港之中央書院。他們論及的範圍與馮、郭無何出入，而深度過之，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
外交方面，他們力主維護國家主權，指陳以往所訂條約之害：關稅必須爭回自主，對於民生必需的貨物，寬其徵以蘇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徵以濟國用；現行的稅率盡奪中國利源，與保護商民之理，大相背謬。馬建忠主張於修約之時，堅持改約，取消釐金，提高關稅，以為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鄭觀應的意見，約略相近，凡關稅有不利人民、有礙國家自主之權者，均應隨時自行更變，這是與公法吻合的。海關行政權當操之中國。自總稅務司以至各稅司幫辦，逐步易用華人，「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於榷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尤大」。陳熾於洋員管理海關之害言之亦切。領事裁判權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國何地，即受治於該地的有司，在中國則不然，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張各口岸專設衙門，最好是參用中西律例，審辦華洋訟件，否則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華人。對於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他抨擊極力，有了此款「一國所得，諸國安然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目前雖難頓廢，不妨另訂一通行之約，會歸於一【註：駐英大臣曾紀澤亦曾論及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條款之害】。鄭觀應又指出國際公法不全可恃，強國可執國際公法以繩人，弱者惟有隱忍受屈，惟有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關於外交政策，王韜主結好英、日以抗俄，鄭觀應、湯震、孫熾等意見亦然，薛福成主聯絡美國或俄國，但首須自強。
經濟方面，他們一致強調發展工業，亦即發展社會經濟。馬建忠說：「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富強以工商為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開商之源」。工為其基，商為其用。閉關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須發展商務，不使外人盡佔中國之利。益事推廣茶、絲，使用機器紡紗、織布，抵制洋紗、洋布進口。同時大興礦政，以求自給。王韜、鄭觀應的主張相同，鄭於商務尤多所發揮。他說外人不患中國練兵講武，特患中國奪其利權，「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西洋有專理工商的機構，中國亦當仿行：中央設商部，地方設工商公所。中國商務一日不興，外人的貪謀一日不輟，「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就是經濟戰，日本採行的即此政策，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仿行後定可超過日本。「國既富矣，兵奚不強？」既富且強，方可與各國講信修睦。
學術、教育的改革，鄭觀應主張亦力。國家盛衰，繫於人才，人才出自學校。西洋之強在於學，西學精微廣大，中國人尚未涉其藩籬。應一面廣設西學書院，變通文武科考制度，試以西學，一面仿西洋程式，擴充學宮、書院，州縣設文武小學，府省設中學，京師設大學。文分文學、政事、言語（外交）、格致、工藝、雜學（商農醫）六科；武分陸軍、海軍。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長，「以之治國則國富，以之治兵則兵強，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無不理，事無不舉」。女子學塾應行增設，纏足應申禁令，立限一年，違者罪其家長。學生出洋，應繼續遣派，但宜選年在二十左右而識大體者；有用西書亦須譯出。馬建忠且有設翻譯書院之議。
最突出的為政治革新主張，他們開始倡導涉及國體的民主或議院問題。馬建忠雖不滿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但亦謂議院立則下情可達。王韜謂「民可順而不可逆」。以往的新政，只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英國的君民共主制度，方為富強基礎所在。積極主張開議院的為鄭觀應，「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有了議院可詢謀僉同，上下同心，「君國大政，君秉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君民相洽，情誼交孚」。自無敵國敢相凌侮。君主之國，權偏於上，民主之國，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湯震提出一緩進方案：以王公至各衙門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組成上議院，由軍機處主之；以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下者組成下議院，由都察院主之；省、府、州、縣之事有應議者，凡巨紳以至舉人貢生、生員、監生，皆令與議。
從學理上鼓吹民主政治的為何啟、胡禮垣。他們說古今政治雖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分，實際「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平民。民有性命而不能保，則賴君以保之，民有物業恐不能護，則藉君以護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業方能護，則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法令之不能行也。於是乎奉一人以為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王者欲保世滋大，國祚綿長，則必選舉以同好惡，設議員以布公事」。持論有如黃宗羲與盧梭。泰西立國，「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強之體已傳」。富強之本在政治，政治之本在法度，最好的法度為民主，他們與鄭觀應、王韜均認為英國的君主立憲最足為中國所法，均認為有議院則民志伸、民心結，無異合中國四萬萬人為一人，中國將為世界至強的國家。
這一時期主張改制的人，往往引證中國歷史及孔子之言，以破中國不能維新之說。王韜謂西人以五千年來中國未之或變，其實不然，邃古為創制之世，唐、虞為文明之盛世，三代至秦而一變，漢、唐至今又一變。西人又常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對於典章制度，「惟求不悖於古，以宜今而已」。何啟、胡禮垣亦謂孔子對於以常法為訓的諸經，皆有刪削，而獨保全以無常法為教的《易經》，並加以闡明，用意至為昭著。至於漢學、宋學，皆須摒棄，然後儒教乃昌。可見他們求變的殷切。
四、孫中山奮鬥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第一位領導中國政治革新運動的為孫文（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文號中山，廣東香山人。香山密邇澳門、香港，距廣州不遠，對外接觸的機會較多，赴海外謀生者亦眾，並有遠去英、美就學者，直接間接易於獲得新知。他在幼年時代，對於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英、法軍在廣州附近的蹂躪，及西方事情，均有所聞。影響他最大的應為他所受的教育。七歲入村塾，十三歲去檀香山，就讀於英美學校，「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深讚西方教學的完善，遠勝中國。「課暇與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平生。當時所懷，一若使我國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十九歲以後，學於廣州、香港，最後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不僅給他以科學訓練，並啟發了他的政治意識。「外人能存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地如香港，其故安在？」於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因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這是他自述他的政治革新動機的由來。西醫書院為何啟所創，何啟的政治議論，對他應亦有影響。他又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雖不免言之過甚，而英人在香港的設施，曾引發了他政治改造志趣則無可疑。
廣東與越南的關係，有若唇齒。中法戰爭期間，廣州一夕數驚，清廷忽和忽戰，一無是處。香港華人因抵制法船，遭受英人壓迫，為他所目睹，益憤清廷之無能，開始聯合同志，宣誓驅除滿人，實現大同。「以學校為鼓吹之地，借醫學為入世之媒」，始交同學及天地會人士。二十七歲西醫書院畢業，懸壺澳門、廣州，施醫贈藥，進行革命不懈，認定必須喚醒民族，中國方克根本得治。
一八九四年春，孫北去上海，見到王韜、鄭觀應。鄭和他同里，約長他二十四歲。先已相識，見解頗多相通之處。六月，孫至天津，投書李鴻章，陳富強大計，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與改良派的議論無何不同。因為他希望李能有作為，自不便說以革命。時中日朝鮮事起，李對他未加理會。孫旋去北京，以窺虛實，並入武漢，觀察長江形勢，然後再赴檀香山。
孫雖早有傾覆滿清之意，促成他最後決心的，一為對李鴻章失望，一為中日戰爭。在他到檀香山前後，中國陸海軍已經戰敗。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聯合華僑，成立「興中會」。初僅二十餘人，不久增至一百餘人。為了便於活動，雖仍以愛國富強號召，但已痛論中國國勢之危，斥責在上者因循粉飾，在下者蒙昧無知，以至辱國喪師，「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瓜分豆剖，實堪虞於目前」，皆由於「庸奴誤國」，所以必須「振興中華」。革命的意味已躍然紙上。一八九五年二月，孫回香港，合併了另一救國團體，即楊衢雲領導的「輔仁文社」，正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會員誓詞，明顯的揭示民族、民權主義，積極進行以武力奪取廣州。不僅與滿清絕不兩立，與當時其他維新派的立場行事，亦全不同。
廣東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會黨紛起。戰爭期間，招募的勇丁、漁民，戰後多被遣散，與會黨合流。一八九五年夏秋之交，亂事愈熾，遍於東江、北江及西路，各州縣風聲鶴唳，未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時生事端。官府嚴厲鎮壓，大事誅戮，粵督自言「日以殺人為事」。廣東之外，廣西右江一帶亦有民變。甘肅回亂更為嚴重，直隸大雨成災，山東黃河多處決口。人民痛心疾首於清廷的對日屈辱，紛紛請願，悲憤的情緒，撼動北京。種種情勢無一不利於革命行動。興中會計劃於十月下旬在廣州舉事，準備策應的會黨傳說有四五萬人之眾。以事機洩露，歸於失敗，革命黨多人殉難，陸皓東為其中之一，供詞直言「非廢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滿清。……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革命黨的行動從此開始，聲威從此揚播。
孫中山於事敗後，東去日本。以往他們自以為是「造反」，因日本報紙稱他們為革命黨，今後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孫的革命據點，一為檀香山，二為香港。到日本後，於橫濱設興中會分會，建立了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為革命的中樞。第二年（一八九六）孫經檀香山、美國轉往倫敦。清方對於他的行踪，十分注意，到倫敦十天，即被誘拘於清使館，設計者為使館參贊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獲釋，報紙競相刊載，孫撰文說明他的主張，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革命有了認識。孫在倫敦留居約九個月，致力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學理的研究與實際的觀察，知道專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於幸福之境，尚須於經濟上善為處理，使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一併解決。
五、康有為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知識分子之致力於中國制度改革運動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並一度使之見於實施的為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他不是此一運動的首倡者，而是積極的推行者。康為廣東南海縣人，幼年致力於史學、理學、經學，而以經世致用為歸。二十一歲，獲交一位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各種新書、及道光以來掌故。同年遊香港，復受到深刻啟示，開始閱讀有關西事及世界史地遊記之書，尋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歲到上海，益感西人治術有自，鑽研西學的興趣愈高，對於當時的中外譯書、報刊，無所不讀。他富於想像、推理，能自闢境界，因而會通中西之說與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論。
中法戰爭對他亦是一大刺激。一八八六年勸說兩廣總督張之洞擴大譯書的範圍，謂西學甚多新理，政治書極為重要。一八八八年到北京，上書光緒，首就外患內亂，指出國家的危機；次論吏治腐敗，過去舉辦洋務，未見其利，反見其害，必須及時變法，方可圖強。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他想透過國子監代為上遞，管理國子監的翁同龢頗服他的議論，但以語太訐直，未敢代達。孫中山的奮鬥係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係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後他繼續活動，為人起草封奏，請停頤和園工，勸醇親王勿預政事，責樞臣無狀，禁宦寺干政，均告無效。因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培植幹部，然後再作政治請願。他的步驟仍著重於上層說服，希望朝廷覺悟振奮。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三年，康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從他受學的有梁啟超等。所講的為中國學術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國以為比例推斷，闡明變法救國之方。每講辨入微，聽者歡喜踴躍。「有時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聽者又為「振盪怵惕，凜然於匹夫之責」。他的重要著述，一為一八九一年刊行的《新學偽經考》。「新」是指王莽的國號，「偽經」是指古文經書。劉歆為要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偽造了幾種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作理論根據，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乃「新學」而非「漢學」。這一說法，不論是否能夠成立，確可代表他的懷疑精神，動搖了泥古的保守觀念，舊的學說不全可信。二為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的《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年定稿）。謂經書係孔子假古人的言論，按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托古改制，將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諸子，無不如是。證明孔子亦是一位維新派，用孔子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書中又論到政治社會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由據亂世，而昇平世，而太平世。歷史是在變的，是在進步的。梁啟超說《新學偽經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孔子改制考》則如火山的大噴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三為《大同書》，一八八五年著手草擬，一八九三年輪廓已具，主旨在發揮天下為公，人己同權理論與辦法，以期實現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一切平等。不過目前尚為據亂世，只可講小康，即昇平世，應先改革政治，以謀國家的富強。
在變法運動期間，康的得力輔佐是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梁為廣東新會人，才氣至高，十歲成秀才，十七歲中舉【註：康有為中舉遲三年】。從康受業後，見解一新。一八九四年，康、梁入京會試，均未獲售。康之落第是因為他的議論有悖於聖賢之言。接著有人彈劾他的《新學偽經考》，不許他講學。第二年他再至京會試，時正中、日議和，在他的策劃下，由梁發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都察院，請求拒約，其他各省舉人紛起響應。條約互換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作大規模的請願，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註：公車指舉人言】，實為知識分子的聯合政治運動。請願書為康所起草，陳戰守之方及他日自強之道。一為請皇上發罪己、明罰、求才之詔；二為遷都西安，以對日賠款改充軍費，決不求和；三為選將、練兵、購械，與日本續戰；四為變法，以成天下之治，力行富強、養民、教民之法。「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總之「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都察院拒不代遞，但已流傳京滬。第二天，康成進士，復單獨上書，專論變法，終於六月三日達到光緒手中，發交軍機處，軍機大臣翁同龢曾訪康商談。康大為興奮，進行愈力。
七月，康在北京創刊《中外公報》。八月組織「強學會」，參加的有京官陳熾、沈曾植及道員袁世凱等，梁啟超為主要負責人，曾獲翁同龢、孫家鼐、張之洞、劉坤一等的讚許。守舊大臣徐桐、剛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則加以攻詆。康旋往上海，設強學會分會，發行《強學報》，入會者有黃遵憲、張謇、汪康年等。黃遵憲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一八九〇年出版的《日本國志》是他的名著，其中關於明治維新的記述，對於讀者頗有影響，康為其一。張謇受知於翁同龢，汪康年與張之洞接近。一八九六年一月，北京強學會與《中外公報》遭受封禁，上海強學分會與《強學報》亦停。黃遵憲、汪康年改辦《時務報》（旬刊），梁啟超主筆政，撰《變法通議》諸文，謂各種制度無時無事不變，今日尤需要變，主動求變，否則必為列強分割而亡國。以往的自強新政無不仰助西人，只利於外國，中國反蒙其害。「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官制應伸民權，中國二千年來，君權日尊，國威日損，如設立議院，使君權與民權合，議法與行法分，自然可強。再不變法，可能發生革命。最好是採英國、日本的辦法，行民權而不取民主。梁的文字奇詭，一時爭誦，數月之內，《時務報》銷行一萬餘份。一八九七年，又編印《西政叢書》，計三十二種。設大同譯書局、女子學堂、不纏足會。時康創刊《知新報》於澳門，開「聖學會」、「廣仁學堂」，發行《廣仁報》於桂林。風氣素稱閉塞的湖南，由於巡撫陳寶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與地方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輩的領導，創設「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新報》（旬刊）、《湘報》（日刊），舉辦各項新政，氣象頓變。梁啟超應聘主講時務學堂，中學以經史為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而以興民權為救國途徑。南學會為一政治團體，集合南省志士，講求救亡之策，有總會、有分會。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具有議會規模；萬一華北不保，南省仍可自立，為國家留一生機。梁任教雖僅四月，而留下的影響則繼長增高。
譚嗣同（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傾心於王夫之、黃宗羲之學及龔自珍、魏源的議論，對康有為十分景仰。著有《仁學》，強調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性，必須衝決一切束縛網羅。今日外患已深，「分割兆矣，已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痛斥滿清當道之愚與私，甚至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君主為公眾所推舉，君權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會近於康的大同，而措詞則多為激烈。
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的為嚴復（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嚴為閩人，十四歲至二十七歲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及英國海軍學院受過八年的科學教育，有過五年軍艦實習經驗。二十八歲起，總理天津水師學堂教務十五年。甲午戰後，他認為西方之勝於中國者，不僅在器械而在政教風俗，其所以富強，由於公理日伸。中國不惟不足以當西洋，「即東洋得其餘緒，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因決以言論警世。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連續在天津《直報》、《國聞報》發表精闢之論，與《時務報》南北相應。他說西洋命脈之所在為「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恆，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講富強、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術。富強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今日之要政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實施的事項莫亟於廢八股，即漢學、宋學、詞章亦皆宜束之高閣。他復就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原理，闡發救亡的論證。一八九六年刊行所譯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就自強保種事，反覆致意，使讀者怵焉知變【註：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六年嚴續譯斯賓塞爾《群學肄言》（H.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亞丹斯密《原富》（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權界論》（JS Mill：On
Liberty）、孟德斯鳩《法意》（Montesquieu：Spirit
of Laws）等書，影響不及《天演論》之大】。
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維新人士最活躍的地區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為湖北、江西、廣西、浙江、福建、陝西等省。他們的機構有學會、報館、學堂。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散歸各地後，自有推動的作用。學會的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據說多至百餘，報紙亦由十九種增至七十種。清代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現在已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