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一、慈禧、恭親王的聯合政變
咸豐原非有為之主，又值內外多故，憂鬱焦慮，束手無策，厭於政事。一八五五年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至一八九八），遭忌被黜，兄弟失和，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用事，端華之弟肅順尤得寵信。肅順恃才傲物，對外主張強硬，西人目為排外者，對內以嚴為尚，勢焰薰灼，怨毒繁興。恭親王是他的主要政敵，次為貴妃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后（一八三五至一九〇八）。
那拉氏初以秀女入宮，漸晉至嬪。皇后鈕祜祿氏無出，一八五六年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豐的獨子，獲封貴紀。她有權力慾，又略通文墨，常代皇帝批答奏章，但並非獨擅恩寵，且受肅順裁抑。咸豐出走熱河時，不得已，命恭親王留京辦理撫局，似有意給他難題，結果是給他一個再起的機會。中外和議後，他的聲譽驟隆，謠傳外人將擁他為帝。他與留京其他大臣，奏請回鑾，謂外人並非為爭城奪地而來，不至心存叵測。咸豐深懼再受挾制，如率意而歸，必將去而復返。肅順亦說夷情反覆，竭力阻止，欲久留熱河，以便把持。恭親王又請前來面陳，亦未邀准，益與肅順水火，王大臣中儼然形成熱河、北京二派。時咸豐病劇，皇子載淳年僅六歲，雙方均在作奪權準備，那拉氏更恐一旦母子成了孤兒寡婦，受制於肅順等。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豐卒，載淳繼統。先一天，授載垣、端華、肅順及御前大臣、四軍機大臣為贊襄政務大臣【註：御前大臣為額駙景壽，即咸豐的姊丈，四軍機大臣為穆蔭、杜翰、匡源、焦祐瀛】，總攬朝政，實由肅順主之。事前多以為恭親王必當輔政大任，他自己亦存此念，不料竟然落空。文祥是他的心腹，又為不在贊襄政務內的唯一軍機大臣。那拉氏母以子貴，此時與皇后鈕祜祿氏均為皇太后【註：皇后居鐘粹宮在東，那拉氏居儲秀宮在西，通稱為東太后、西太后】，不甘聽人擺佈。恭親王奏請叩謁梓宮，兩太后正欲和他面商，如何排去肅順等。恭親王在熱河停留六天，單獨進見兩太后，堅請速歸，力保外人無異議。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因恭親王的聯絡，亦同此請。因為肅順的黨羽佈滿熱河，必須待回京後方好處置。咸豐臨歿時，曾授皇后與那拉氏印章各一，可代朱筆，無疑默許她們問政。九月十四日，董元醇之奏請太后垂簾，似非無據，亦可能是出於在京大臣的授意。肅順等謂清朝向無太后聽政之禮，擬旨痛駁，兩太后無如之何。
十月四日，大學士桂良等奏上兩太后徽號曰慈安、慈禧。十一月一日，兩太后與新皇帝自熱河返抵北京。這時恭親王已有部署，第二天，拿問載垣、端華、肅順，其他五贊襄政務大臣革職。勝保奏請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另簡親王佐理庶政，盡心匡弼」。大學士賈楨、周祖培等合疏請太后「操出治之威權，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慈禧定要名實兼居，命折衷古今制度，妥議垂簾之儀，授恭親王為議政王兼領軍機處，恭親王的親信桂良、文祥、寶鋆等為軍機大臣。這應是交換條件。十一月八日，殺載垣、端華、肅順。十一日，新皇帝即位，年號同治。二十八日，宣布垂簾，十二月二日，正式實行。兩太后性格有別，時人謂「東宮（慈安）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西宮（慈僖）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詔對時諮詢利弊，悉中竅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西宮太后秉性機敏，銳於任事，東宮太后悉以權讓之」。從此國之大政，漸入於慈禧之手。
政變出於肅順等的意外，自以為全權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滿三十歲的太后與恭親王之敢於有何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為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為勝保。更大的關鍵則為外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卜魯斯。他不喜肅順，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清正人物，多方對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執掌大政。英使館的秘書威妥瑪亦云卜魯斯可給他以任何援助，對新皇帝及皇太后回京，決無冒犯之事，恭親王方敢採取斷然處置。上諭宣布載垣等罪狀之一為「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各國」。這顯然是對外人討好，上海英國報紙，頗表欣慰。卜魯斯自云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維持友好關係使然，此一令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入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
恭親王與慈禧的合作，是相互為用，恭親王欲假垂簾之名，自操實權；慈禧需要恭親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敵。垂簾之始，慈禧亦知於理不順，權力未固，政治經驗欠缺，外交軍事均不能不借重恭親王。恭親王自恃功高，不免專斷，彼此衝突，終不能免。南京克復的第二年，即以妄自尊大、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的罪名，革去恭親王的一切差使。無異又一次政變。親藩樞臣群起力爭。慈禧以既誅怡親王載垣等，今又罷黜恭親王，深慮皇族宗室解體，內外心危。曾國藩得知消息之時，即「嘆訝良久，惴慄之至，忡忡不能自克」。慈禧所更顧慮的仍是外人的態度。恭親王「夙主和議，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機要劫，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數日後，復命重值軍機處，惟議政王的名義，則從此撤銷。彼此意見愈深【註：慈禧寵幸的太監安德海久為恭親王所惡，常搬弄是非。太監例不得出京，一八六九年，安德海奉慈禧之命，赴江南辦理織造，恭親王命山東巡撫丁寶楨捕拿，毋庸訊供，就地正法，慈禧無如之何】。
二、恭親王的時局認識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恭親王領導中樞後，急待應付的仍為軍事及外交問題。前者付之曾國藩，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雖有聯絡安撫作用，事勢亦不得不爾。是後五個月內，先後授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擢湘、淮軍統將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曾國荃為浙江布政使，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後者由恭親王自任。他對於世界大勢，原少所知，在英、法兵臨城下，強敵壓境，天子播遷，京師不守，事機間不容髮，存亡繫於旦夕的情勢下，他與英、法使臣照會來往，忍辱負重，艱辛備嘗，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雖惟外人之命是從，總算保存了清朝的政權。他性頗聰敏，復有與外人周旋兩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幹練的文祥作他的輔弼，同時外人又多方開導，從此次的痛苦經驗中，獲得了相當教訓和觀念，決定了今後因應的方針。
第一，對於中西關係有了新的了解。他說，自南京訂約，夷情鴟張，「至本年（一八六〇）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佛（法）、米（美）從而陰附之」。法人貪利。美人「性質諄厚」，俄有侵佔疆土之志，英則志在通商。「換約之後，該夷（英）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稍異。」從前屢戰屢和，迄無定局，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在內無深知夷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中外交往已為不可避免之局，不能再事固拒。對於外邦。不外戰、和兩途、「剿（戰）亦害，撫（和）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易言之，宜和不宜戰，諸事按約而行。兵部尚書沈兆霖同歷此次事變，事後亦云，「外兵雖眾強，其意不過藉以脅和」，否則入京之後，即可為所欲為，但竟「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彼等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第二，外人似頗有心為善，不妨相機妥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願派兵船會同中國陸師平亂，並願與美人採辦米糧，以濟京師。法人亦有此請。曾國藩以為此舉目前困難尚多，自後貽害無窮。恭親王等對於俄、法用心亦多顧慮，英人更是疑忌。事雖未成，但一八六〇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實賴洋兵之力。清廷原堅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來，英人一再詆毀太平軍。一八六一年巴夏禮告上海士紳，英軍願保衛上海、寧波，攻取南京、蘇州。繼又面告恭親王，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但是官軍餉項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勝。恭親王本有「妥為牢籠，使為我用」之意。一八六二年，遂決定借洋兵助剿。他雖知洋人係為自身之利，雖確可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於近年「駕馭得宜」的結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關，可吞不吞，稅收悉行交出，使軍餉充裕，辦事的屬公正。
第三，今後國事，必須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計。洋人雖講信義，甚至「暱而就我」，要知「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其害則實相同」，「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洋人目前尚稱安靜，太平軍勢已衰頹，正應及時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所需經費，可於海關提解，以收夷之稅。為練兵之需。練兵須先有利器，自洋人搆釁以來，內患外侮並至，不盡由於中國不善治兵，乃因「有制勝之兵，無制勝之器」。人多知英、法諸國「惟恃船堅砲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何以堅，炮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李鴻章已在上海僱覓洋弁，教練兵勇，並購求洋匠，製造夷器，應託名平亂，加以推廣。「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阻撓。」趁此「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械火器，實力講求，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所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時為一八六四年，自強運動已經展開。
恭親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員亦有同感。編修趙樹吉奏稱，中外和議並不可恃，唯一辦法在求所以自強之術。「誠能日夜祗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悍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御史魏睦庭說得更為具體，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應向各國價購火器、輪船，並在上海等處設局學習、演放、駕駛，先掃清長江，再攻堅城。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就原則而論，恭親王等的看法，與二十年前耆英的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的國防主張，無大出入。不過二十年前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漸形成一種運動。固由於外患轉烈，而所重實在平亂安內。
三、曾、李、左的主張
中樞主政者倡導於內，各省有力督撫同時呼籲於外。恭親王、文祥的主張為外交與軍事並進，以曾國藩為首領，李鴻章為中堅的疆吏的意見亦屬相同，一面信守相約，一面力圖自強。他們所重視的偏於軍事，此與他們的目前直接需要有關。曾國藩練兵之始，即於廣東購置洋砲，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長沙、武昌有專人製造，湘軍之肅清兩湖，多得力於洋砲。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席捲江南，但於進攻上海之時，數萬之眾，竟敗於千餘的英、法軍，外人訓練的洋槍隊，同稱能戰。素號北方勁旅的僧格林沁部，一與英、法軍接仗，即潰不成軍。凡此均足以發曾國藩的深省。是年十二月奏稱，中外和議雖成，決不可忘備，須師法外人之智，製炮造船，以期永遠。約在一八六一年三月，胡林翼在安慶江岸，目睹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為之色變嘔血，可見輪船給他的刺激之深。八月，曾國藩籌議購置船炮，力言此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不僅應陸續購買，且當「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不久輪船必為官民通行之物。安慶克復後，精習科學製造的華蘅芳、徐壽、李善蘭、張斯桂等均為他所延攬。一八六二年六月，他在日記中論到自強之道，認為「學作炸炮、學造輪船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長，在炸炮、輪船，中國應取法的即在於是。
李鴻章久居曾的幕府，東援上海的前夕，已決心「用夷變夏，圖與番酋無為畦畛，而求自強之術」，力邀深通洋務的郭嵩燾為助。淮軍得以順利的通過太平軍領域，全賴英國輪船運輸，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輪船的第二位中國高級官員【註：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廣州乘船去香港】。他在輪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書曾國藩，稱道洋兵隊伍之整、炸炮之準，每遇攻戰，「槍砲齊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如神技」，令淮軍將弁，隨隊學習，這是他的親歷目睹。又說：英國「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一切裝備，皆中土所未見」。他「深以為中國火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久駐上海，不能取資洋人長技，悔咎多矣」。一八六三年，復屢向曾國藩論及，謂外國餉足而兵少，一萬人即可當大敵。中國兵多數倍，而不易收功效，實由槍砲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亂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年俄國、日本學得西法，槍砲輪船漸能效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國如亦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在與友人書中，亦謂中國通商利權，已為外人所操，無可禁阻，但望大亂早平，講求戎政，痛改陋習。使我能自強，外人尚不致覬覦，否則後患當不可思議。可見曾、李的倡導自強，不只是對內平亂，亦為對外自衛。
李鴻章頗望曾國藩領導此一運動，曾氏自謂洋務未曾諳究，性複謹飭，謙退不遑。兩年餘來，李與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認識益明，益知欲圖自強，必須學西人製器之器，欲學其製器之器，必須變通舊章。一八六四年致書恭親王，發揮他的主張，議論更為透徹。原書略云：「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人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宦，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其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通而後止。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研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所謂製器之器就是機器，初意在製造槍砲彈藥。第二年太平軍大致弭平，李進而論及機器與民生經濟的關係，謂「西洋機器於耕織、印刷、陶埴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於鴉片戰爭。及進軍浙江與法人接觸，對於西洋軍事所知愈多，已有仿習之志。太平軍平定後，復因法人的啟迪，建議中樞，羅致人才，籌措經費，以製造輪船，整理水師。「泰西巧，中國不必安於拙，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以實。謂我之長不如外人，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何況「善因者究易於善創」。
四、馮、郭的見解
乾、嘉時代的學者，多致力考證與理學。道光後期，士風漸變，先是注意到國家的內在危機，繼復注意到外來的禍患，認為必須有所更張，取人之長。英法聯軍之役，給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尤大，對於洋務的認識日益深刻。馮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燾（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為代表人物。馮桂芬早年受知於林則徐，咸豐末年，避難上海。一八六一年著《校邠廬抗議》，論中國自處之道。他說：「今既和議，宜一於和。……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須及時自強。中國之不如西洋者，為人無棄材，地無遺利，軍民不隔，名實必符。既須反諸求己，亦須取法於人。「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以軍旅論，中國之不如人者，為船堅砲利，應設特科以獎才能。通商各口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或曰購船僱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為無弊也」。曾國藩指為「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李鴻章仍據以勸說恭親王。
郭嵩燾二十二歲時身預浙東鴉片戰爭，意氣慷慨激昂。戰後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邊患，皆由措理失宜」。他與馮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時又須明勢，「勢相激而理隨之易」，「順必然之事者理也」。歷史是變的，當適時應世。一八五六年遊上海，益驚佩西人強富，於勢理之認識愈明。第二年廣州事變發生，他以翰林資格入京，欲有所建白。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師盛倡主戰之論，他獨謂「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一八五九年，協辦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兵」，僧不之聽。及僧軍大捷，人人稱快，郭反引以為憂，深痛中國與西人交接二十餘年，迄未獲得教訓。郭對外始終謂應通洋人之情，審勢循理，濟之以誠，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談練兵製器，馮則外交軍事並重，影響李鴻章頗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