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2日星期三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六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一、慈禧、恭親王的聯合政變

  咸豐原非有為之主,又值內外多故,憂鬱焦慮,束手無策,厭於政事。一八五五年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至一八九八),遭忌被黜,兄弟失和,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用事,端華之弟肅順尤得寵信。肅順恃才傲物,對外主張強硬,西人目為排外者,對內以嚴為尚,勢焰薰灼,怨毒繁興。恭親王是他的主要政敵,次為貴妃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后(一八三五至一九八)。

  那拉氏初以秀女入宮,漸晉至嬪。皇后鈕祜祿氏無出,一八五六年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豐的獨子,獲封貴紀。她有權力慾,又略通文墨,常代皇帝批答奏章,但並非獨擅恩寵,且受肅順裁抑。咸豐出走熱河時,不得已,命恭親王留京辦理撫局,似有意給他難題,結果是給他一個再起的機會。中外和議後,他的聲譽驟隆,謠傳外人將擁他為帝。他與留京其他大臣,奏請回鑾,謂外人並非為爭城奪地而來,不至心存叵測。咸豐深懼再受挾制,如率意而歸,必將去而復返。肅順亦說夷情反覆,竭力阻止,欲久留熱河,以便把持。恭親王又請前來面陳,亦未邀准,益與肅順水火,王大臣中儼然形成熱河、北京二派。時咸豐病劇,皇子載淳年僅六歲,雙方均在作奪權準備,那拉氏更恐一旦母子成了孤兒寡婦,受制於肅順等。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豐卒,載淳繼統。先一天,授載垣、端華、肅順及御前大臣、四軍機大臣為贊襄政務大臣【註:御前大臣為額駙景壽,即咸豐的姊丈,四軍機大臣為穆蔭、杜翰、匡源、焦祐瀛】,總攬朝政,實由肅順主之。事前多以為恭親王必當輔政大任,他自己亦存此念,不料竟然落空。文祥是他的心腹,又為不在贊襄政務內的唯一軍機大臣。那拉氏母以子貴,此時與皇后鈕祜祿氏均為皇太后【註:皇后居鐘粹宮在東,那拉氏居儲秀宮在西,通稱為東太后、西太后】,不甘聽人擺佈。恭親王奏請叩謁梓宮,兩太后正欲和他面商,如何排去肅順等。恭親王在熱河停留六天,單獨進見兩太后,堅請速歸,力保外人無異議。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因恭親王的聯絡,亦同此請。因為肅順的黨羽佈滿熱河,必須待回京後方好處置。咸豐臨歿時,曾授皇后與那拉氏印章各一,可代朱筆,無疑默許她們問政。九月十四日,董元醇之奏請太后垂簾,似非無據,亦可能是出於在京大臣的授意。肅順等謂清朝向無太后聽政之禮,擬旨痛駁,兩太后無如之何。

  十月四日,大學士桂良等奏上兩太后徽號曰慈安、慈禧。十一月一日,兩太后與新皇帝自熱河返抵北京。這時恭親王已有部署,第二天,拿問載垣、端華、肅順,其他五贊襄政務大臣革職。勝保奏請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另簡親王佐理庶政,盡心匡弼」。大學士賈楨、周祖培等合疏請太后「操出治之威權,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慈禧定要名實兼居,命折衷古今制度,妥議垂簾之儀,授恭親王為議政王兼領軍機處,恭親王的親信桂良、文祥、寶鋆等為軍機大臣。這應是交換條件。十一月八日,殺載垣、端華、肅順。十一日,新皇帝即位,年號同治。二十八日,宣布垂簾,十二月二日,正式實行。兩太后性格有別,時人謂「東宮(慈安)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西宮(慈僖)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詔對時諮詢利弊,悉中竅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西宮太后秉性機敏,銳於任事,東宮太后悉以權讓之」。從此國之大政,漸入於慈禧之手。

  政變出於肅順等的意外,自以為全權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滿三十歲的太后與恭親王之敢於有何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為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為勝保。更大的關鍵則為外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卜魯斯。他不喜肅順,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清正人物,多方對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執掌大政。英使館的秘書威妥瑪亦云卜魯斯可給他以任何援助,對新皇帝及皇太后回京,決無冒犯之事,恭親王方敢採取斷然處置。上諭宣布載垣等罪狀之一為「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各國」。這顯然是對外人討好,上海英國報紙,頗表欣慰。卜魯斯自云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維持友好關係使然,此一令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入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

  恭親王與慈禧的合作,是相互為用,恭親王欲假垂簾之名,自操實權;慈禧需要恭親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敵。垂簾之始,慈禧亦知於理不順,權力未固,政治經驗欠缺,外交軍事均不能不借重恭親王。恭親王自恃功高,不免專斷,彼此衝突,終不能免。南京克復的第二年,即以妄自尊大、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的罪名,革去恭親王的一切差使。無異又一次政變。親藩樞臣群起力爭。慈禧以既誅怡親王載垣等,今又罷黜恭親王,深慮皇族宗室解體,內外心危。曾國藩得知消息之時,即「嘆訝良久,惴慄之至,忡忡不能自克」。慈禧所更顧慮的仍是外人的態度。恭親王「夙主和議,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機要劫,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數日後,復命重值軍機處,惟議政王的名義,則從此撤銷。彼此意見愈深【註:慈禧寵幸的太監安德海久為恭親王所惡,常搬弄是非。太監例不得出京,一八六九年,安德海奉慈禧之命,赴江南辦理織造,恭親王命山東巡撫丁寶楨捕拿,毋庸訊供,就地正法,慈禧無如之何】。

  二、恭親王的時局認識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恭親王領導中樞後,急待應付的仍為軍事及外交問題。前者付之曾國藩,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雖有聯絡安撫作用,事勢亦不得不爾。是後五個月內,先後授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擢湘、淮軍統將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曾國荃為浙江布政使,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後者由恭親王自任。他對於世界大勢,原少所知,在英、法兵臨城下,強敵壓境,天子播遷,京師不守,事機間不容髮,存亡繫於旦夕的情勢下,他與英、法使臣照會來往,忍辱負重,艱辛備嘗,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雖惟外人之命是從,總算保存了清朝的政權。他性頗聰敏,復有與外人周旋兩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幹練的文祥作他的輔弼,同時外人又多方開導,從此次的痛苦經驗中,獲得了相當教訓和觀念,決定了今後因應的方針。

  第一,對於中西關係有了新的了解。他說,自南京訂約,夷情鴟張,「至本年(一八六)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佛(法)、米(美)從而陰附之」。法人貪利。美人「性質諄厚」,俄有侵佔疆土之志,英則志在通商。「換約之後,該夷(英)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稍異。」從前屢戰屢和,迄無定局,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在內無深知夷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中外交往已為不可避免之局,不能再事固拒。對於外邦。不外戰、和兩途、「剿(戰)亦害,撫(和)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易言之,宜和不宜戰,諸事按約而行。兵部尚書沈兆霖同歷此次事變,事後亦云,「外兵雖眾強,其意不過藉以脅和」,否則入京之後,即可為所欲為,但竟「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彼等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第二,外人似頗有心為善,不妨相機妥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願派兵船會同中國陸師平亂,並願與美人採辦米糧,以濟京師。法人亦有此請。曾國藩以為此舉目前困難尚多,自後貽害無窮。恭親王等對於俄、法用心亦多顧慮,英人更是疑忌。事雖未成,但一八六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實賴洋兵之力。清廷原堅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來,英人一再詆毀太平軍。一八六一年巴夏禮告上海士紳,英軍願保衛上海、寧波,攻取南京、蘇州。繼又面告恭親王,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但是官軍餉項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勝。恭親王本有「妥為牢籠,使為我用」之意。一八六二年,遂決定借洋兵助剿。他雖知洋人係為自身之利,雖確可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於近年「駕馭得宜」的結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關,可吞不吞,稅收悉行交出,使軍餉充裕,辦事的屬公正。

  第三,今後國事,必須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計。洋人雖講信義,甚至「暱而就我」,要知「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其害則實相同」,「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洋人目前尚稱安靜,太平軍勢已衰頹,正應及時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所需經費,可於海關提解,以收夷之稅。為練兵之需。練兵須先有利器,自洋人搆釁以來,內患外侮並至,不盡由於中國不善治兵,乃因「有制勝之兵,無制勝之器」。人多知英、法諸國「惟恃船堅砲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何以堅,炮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李鴻章已在上海僱覓洋弁,教練兵勇,並購求洋匠,製造夷器,應託名平亂,加以推廣。「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阻撓。」趁此「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械火器,實力講求,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所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時為一八六四年,自強運動已經展開。

  恭親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員亦有同感。編修趙樹吉奏稱,中外和議並不可恃,唯一辦法在求所以自強之術。「誠能日夜祗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悍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御史魏睦庭說得更為具體,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應向各國價購火器、輪船,並在上海等處設局學習、演放、駕駛,先掃清長江,再攻堅城。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就原則而論,恭親王等的看法,與二十年前耆英的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的國防主張,無大出入。不過二十年前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漸形成一種運動。固由於外患轉烈,而所重實在平亂安內。

  三、曾、李、左的主張

  中樞主政者倡導於內,各省有力督撫同時呼籲於外。恭親王、文祥的主張為外交與軍事並進,以曾國藩為首領,李鴻章為中堅的疆吏的意見亦屬相同,一面信守相約,一面力圖自強。他們所重視的偏於軍事,此與他們的目前直接需要有關。曾國藩練兵之始,即於廣東購置洋砲,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長沙、武昌有專人製造,湘軍之肅清兩湖,多得力於洋砲。一八六年,太平軍席捲江南,但於進攻上海之時,數萬之眾,竟敗於千餘的英、法軍,外人訓練的洋槍隊,同稱能戰。素號北方勁旅的僧格林沁部,一與英、法軍接仗,即潰不成軍。凡此均足以發曾國藩的深省。是年十二月奏稱,中外和議雖成,決不可忘備,須師法外人之智,製炮造船,以期永遠。約在一八六一年三月,胡林翼在安慶江岸,目睹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為之色變嘔血,可見輪船給他的刺激之深。八月,曾國藩籌議購置船炮,力言此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不僅應陸續購買,且當「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不久輪船必為官民通行之物。安慶克復後,精習科學製造的華蘅芳、徐壽、李善蘭、張斯桂等均為他所延攬。一八六二年六月,他在日記中論到自強之道,認為「學作炸炮、學造輪船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長,在炸炮、輪船,中國應取法的即在於是。

  李鴻章久居曾的幕府,東援上海的前夕,已決心「用夷變夏,圖與番酋無為畦畛,而求自強之術」,力邀深通洋務的郭嵩燾為助。淮軍得以順利的通過太平軍領域,全賴英國輪船運輸,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輪船的第二位中國高級官員【註: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廣州乘船去香港】。他在輪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書曾國藩,稱道洋兵隊伍之整、炸炮之準,每遇攻戰,「槍砲齊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如神技」,令淮軍將弁,隨隊學習,這是他的親歷目睹。又說:英國「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一切裝備,皆中土所未見」。他「深以為中國火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久駐上海,不能取資洋人長技,悔咎多矣」。一八六三年,復屢向曾國藩論及,謂外國餉足而兵少,一萬人即可當大敵。中國兵多數倍,而不易收功效,實由槍砲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亂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年俄國、日本學得西法,槍砲輪船漸能效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國如亦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在與友人書中,亦謂中國通商利權,已為外人所操,無可禁阻,但望大亂早平,講求戎政,痛改陋習。使我能自強,外人尚不致覬覦,否則後患當不可思議。可見曾、李的倡導自強,不只是對內平亂,亦為對外自衛。

  李鴻章頗望曾國藩領導此一運動,曾氏自謂洋務未曾諳究,性複謹飭,謙退不遑。兩年餘來,李與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認識益明,益知欲圖自強,必須學西人製器之器,欲學其製器之器,必須變通舊章。一八六四年致書恭親王,發揮他的主張,議論更為透徹。原書略云:「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人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宦,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其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通而後止。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研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所謂製器之器就是機器,初意在製造槍砲彈藥。第二年太平軍大致弭平,李進而論及機器與民生經濟的關係,謂「西洋機器於耕織、印刷、陶埴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於鴉片戰爭。及進軍浙江與法人接觸,對於西洋軍事所知愈多,已有仿習之志。太平軍平定後,復因法人的啟迪,建議中樞,羅致人才,籌措經費,以製造輪船,整理水師。「泰西巧,中國不必安於拙,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以實。謂我之長不如外人,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何況「善因者究易於善創」。

  四、馮、郭的見解

  乾、嘉時代的學者,多致力考證與理學。道光後期,士風漸變,先是注意到國家的內在危機,繼復注意到外來的禍患,認為必須有所更張,取人之長。英法聯軍之役,給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尤大,對於洋務的認識日益深刻。馮桂芬(一八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燾(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為代表人物。馮桂芬早年受知於林則徐,咸豐末年,避難上海。一八六一年著《校邠廬抗議》,論中國自處之道。他說:「今既和議,宜一於和。……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須及時自強。中國之不如西洋者,為人無棄材,地無遺利,軍民不隔,名實必符。既須反諸求己,亦須取法於人。「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以軍旅論,中國之不如人者,為船堅砲利,應設特科以獎才能。通商各口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或曰購船僱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為無弊也」。曾國藩指為「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李鴻章仍據以勸說恭親王。

  郭嵩燾二十二歲時身預浙東鴉片戰爭,意氣慷慨激昂。戰後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邊患,皆由措理失宜」。他與馮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時又須明勢,「勢相激而理隨之易」,「順必然之事者理也」。歷史是變的,當適時應世。一八五六年遊上海,益驚佩西人強富,於勢理之認識愈明。第二年廣州事變發生,他以翰林資格入京,欲有所建白。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師盛倡主戰之論,他獨謂「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一八五九年,協辦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兵」,僧不之聽。及僧軍大捷,人人稱快,郭反引以為憂,深痛中國與西人交接二十餘年,迄未獲得教訓。郭對外始終謂應通洋人之情,審勢循理,濟之以誠,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談練兵製器,馮則外交軍事並重,影響李鴻章頗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