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鄭培凱:唐伯虎與紅樓夢

俞平伯一九二三年出版《紅樓夢辨》,在附錄中收了〈唐六如與林黛玉〉一文,一開頭就說,「讀者看了這個標題,想沒有一個不要笑的,以為我大約是在那邊大發 精神病了。」其實,這篇文章很有意思,並不是為了討笑,而是討論《紅樓夢》中黛玉葬花這個情節,在曹雪芹的創作過程中,應該有所本,是從唐伯虎的葬花故事 與落花詩得到啟發的。不知道俞平伯是否認為這篇附錄文章學術性不夠,屬於遊戲文章,在一九五二年修訂重版,並改書名為《紅樓夢研究》的時候,就把這篇文章 全刪了。 


劉旦宅〈黛玉葬花〉

俞平伯寫這篇文章,或許出發點帶着逗笑性質,卻翻閱了唐伯虎的詩文及軼事,以之對比《紅樓夢》黛玉葬花的描寫,考證性很強,也很有說服力。他列舉《紅樓夢》 第二十三回,有一段寫寶玉看到黛玉「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裏拿着花帚」,還跟寶玉說,「那犄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 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又列了第二十七回,寫寶玉「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將已到了花冢,猶未轉過山坡,只聽那邊有嗚咽之 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接着就是黛玉的葬花吟了:「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明年花發雖可啄,卻 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

俞平伯所舉的唐伯虎軼事,見於《六如居士外集》,是 這樣寫唐伯虎的:「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徵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浹夕。有時大叫痛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細拾, 盛以錦囊葬於藥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這是寫唐伯虎落魄的時候,生活在蘇州城西北的桃花塢,任性恣情,放浪形骸,卻無法排遣內心鬱積的無限痛楚。年輕時 候的唐伯虎,才氣縱橫,不諳世事,以解元身份赴北京會試,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卻受到旁人的嫉恨,不幸身陷科場弊案,斷送了青雲直上的前程。褫奪功名之 後,唐解元再也無法晉身上層階級,與榮華富貴絕緣,成了一介布衣,只好靠賣畫謀生。身為詩人畫家,花開花落的絢麗與萎敗,深深刺痛他敏感的藝術心靈。落花 的景象,象徵着鮮麗人生的死滅,總讓他想起天真純潔的往昔,感歎美好世界的消逝。唐伯虎拾花、盛以錦囊、葬花、作落花詩,一連串的情景,的確可以提供素 材,作為曹雪芹描繪黛玉葬花的藍本。

唐伯虎著名的《落花詩》三十首,原來是〈和沈石田落花詩〉,卻成了感傷自己 命運的讖語,如第一首就慨歎自己才高八斗,卻無人賞識:「今朝春比昨朝春,北阮翻成南阮貧。借問牧童應沒酒,試嘗梅子又生仁。六如偈送錢塘妾,八斗才逢洛 水神。多少好花空落盡,不曾遇着賞花人。」他曾多次書寫《落花詩冊》,現今收藏在大陸的就有兩冊,一藏遼寧省博物館,一藏蘇州市博物館。蘇州所藏即蔬香館 法帖,有杭州西泠印社一九九七年的影印版,第一首就有異文:「剎那斷送十分春,富貴園林一洗貧。借問牧童應沒酒,試嘗梅子又生仁。若為軟舞欺花旦,難保餘 香笑樹神。料得青鞋攜手伴,日高都做晏眠人。」此外,根據周道振、張月尊補輯的《唐伯虎全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二○○二),唐伯虎的落花詩有多種書帖 版本,與原作不同的有十七首之多。他還寫過許多詠歎花開花落的詩歌,慨歎人世無常,如〈桃花庵歌〉的「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 不願鞠躬車馬前。」〈花下酌酒歌〉的「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開又謝 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一年歌〉的「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我仔細翻閱 了《唐伯虎全集》,還找到不少類似的詩句,都可以作為黛玉〈葬花吟〉的粉本,所以,非常贊同俞平伯的提法,認為曹雪芹寫黛玉葬花的創作雛形是來自唐伯虎的 詩歌與軼事。

還不僅如此。《紅樓夢》多次提到唐伯虎,如第二回賈雨村講到天地生人,有聰俊靈秀之氣,可以化為情 癡情種,或逸士高人,所舉明朝的例子,就是唐伯虎與祝枝山。第五回寫賈寶玉進了秦可卿的臥室,在夢入太虛幻境之前,看到懸在壁上的畫,就是唐伯虎的〈海棠 春睡圖〉。清楚顯示,曹雪芹熟悉唐伯虎的事蹟與書畫,毫無疑問,是以之作為創作的源泉與素材。更明顯的例子是第二十六回,寶玉給薛蟠拜壽,說到寫字畫畫, 有這麼一段令人失笑的文字:

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才想起來了:昨兒我看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很好,上頭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 款,原來是甚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 來,在手心裏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沒看真?」寶玉將手一撒給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吧?──其實和『庚黃』 相去不遠。」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趣,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果 銀』的!」

這段文字寫得生動精彩,但也是有來歷的。王世懋(1536-1588)的《二酉委譚》就記有這麼一段故事,是嘲笑一個北方的低級官員沒有文化,讀不通篆刻圖記,胡攪蠻纏了文徵明與唐伯虎的關係:

文 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屈原)同,嘗為圖書記,取《離騷》句曰:「惟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貳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 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貳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惟唐寅吾 以降』。」聞者為之絕倒。蓋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晚明文人之間流傳的雅謔,文縐縐的,必須有相當學養,才會為之絕倒,是學者群中通達詩書的笑料。到了曹雪芹的筆下,由薛蟠演示出來,就寫得更為通俗易懂,引人發笑。引用這段素材,在創造人物方面,《紅樓夢》寫薛蟠的不學無術,達到了雅俗共賞的效果。
有 趣的是,俞平伯在一九五二年修訂重版的《紅樓夢研究》,雖然刪去了〈唐六如與林黛玉〉一文,卻增加了〈讀紅樓夢隨筆二則〉。第二則是他讀清人褚人穫 (1625-1682)《堅瓠集》,看到的一條「衡山圖記」,內容與上引王世懋所記相同。俞平伯十分謹慎,「不敢說《紅樓夢》的作者一定用了這典故,或許 只是碰巧偶合。」我則認為,《堅瓠集》的「衡山圖記」,顯然是抄自《二酉委譚》,是當時流行的典故,也出現在《六如居士外集》卷一。曹雪芹是個飽學之士, 這些材料應該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