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9月3日開課日還有18天，即約半個月後，全港部分小學生便要開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行政長官梁振英早於上月「729反國民教育大遊行」 後，承諾將委任的國民教育諮詢委員會，人選要遲到下周中才會公布，意味這個委員會可能未及分工及擬定討論範疇，國教科的列車已全速前進。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以封面專題報道國民教育，整個專題共8頁，主論見諸其標題，正是「香港國民教育之爭 拒絕去中國化危機」。簡而言之，撰寫文章的陳競新君認為，反對國民教育的人士把「中共」等同「中國」，結果因為反共而不自覺「反華」，甚至進行「去中國化」。
然而，只要對海峽兩岸政治格局稍有留意和認識，不難知道「去中國化」正正是民進黨執政8年間主要政策，目的明顯是加強「台獨」現實。如今把「去中國化」的
「罪名」（筆者肯定「去中國化」在北京眼中等同獨立和鬧分裂）放在反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以中產為主的家長以至教協，恐怕有點危言聳聽。
誠如受哲學界翹楚李天命所言，思考方法的最基本要求是語理分析，先釐清問題、思想或概念，再直接一點是先要弄清楚所思考的問題究竟問些什麼，否則整個討論根
本無法有效進行。既然《亞洲週刊》談到「去中國化」，那我們先要界定哪個是「中國」。民進黨去除的是廣義中國，不單是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整 個中華文化，把台灣排除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之外，以至如歷史教科書把古人稱為「古漢人」，不再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等等。
但香港的反國 教科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再清楚不過的現實是，中國現在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屬於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甚至是黨大於國，否則就不會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指揮槍」以至「槍桿子裏出政權」之說。在這個黨國不分時代，所謂「去中國 化」教育，實應理解為「去黨化教育」。由青年到家長，再到老師及社會所反對的，是不問因由、完全馴服的黨化教育。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先生在雜誌的「封面筆記」中，舉出63年前逃避中共、南來香港的鴻儒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師，指他們雖不同意政黨，但仍努力捍衞「中國」。邱先生說得對的是，諸位國學大師不同意中共，但捍衞中國文化、傳統、文字，然而他誤解了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沒有放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藝術中國；我們和錢穆、唐君毅、牟宗三一樣，是反對黨化教育。筆者相信一手創辦新亞書院、提倡以人文主義教育的鴻儒，既不會接受國民黨法西斯式教育，提倡「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
領袖，遵行一個國策」，也不會樂見如今學生認同執政黨是「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
整篇專題第二個謬誤，是把港人緬懷殖民地情懷和 「去中國化」扣上關係。由專題開版相用一片港英旗海，到報道中一而再、再而三引用年青人認同港英政府的說話，甚至指香港青年不知湖北簡稱「鄂」、湖南簡稱
「湘」等小節，而一再說明香港年輕人一代不愛國，這種論述可謂完全捉錯用神。
昨天，以港人為主的啟豐2號成功登上釣魚島，筆者在 Facebook所見，反對國教科的青年，大都對此表示興奮，也不齒日方行為。中國健兒在倫敦奧運賽場爭逐，不論是孫楊勇奪兩面游泳金牌，還是劉翔不幸在
賽事受傷，香港青年也是和所有中國青年一樣，為成功歡呼、為失敗傷感；當然，香港青年還多一份科學懷疑精神，例如會問中國是否還須以獎牌肯定自己國際地 位？金牌背後的代價是否太大？以至質疑劉翔受傷的可能，但這不涉及否定中國。港人近年興起一種緬懷「good
old days」（老好日子）的情懷，說得坦白點，是反映對現況不滿。這不獨是香港人的「犯賤」，內地也有不少人緬懷毛澤東時代，俄羅斯有人緬懷蘇共，也是如此，如此而已。
不論香港城邦論，還是再激進的港獨，在香港輿論和支持者都屬非常少數，反而更多市民關心中國民主和政治發展，《亞洲週刊》既是知識分子刊物，亦為中港台海峽兩岸三地重視，如此把港人扣上一頂毫不相關的「去中國化」的「港獨」帽子，恐怕絕非香港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