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4日星期五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六章 第二節 前期的洋務



  一、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

  一八六年北京議和之後,恭親王等所重視的事,為今後如何與西人相處,以求彼此相安。鴉片戰前,海上國家的對華貿易,歸廣東當局處理。五口開港,中外商務分歸兩江、兩廣總督主持,而以兼有欽差大臣銜的兩廣總督為重心。英、美、法的外交代表駐香港、澳門或廣州,遇事不易和他們商談,久已不滿,希望能與北京直接往來。此為修約要求的由來,亦為第二次戰爭原因之一。

  戰後英、俄、法、美四國公使正式駐京。按照中俄條約,俄使可與軍機處來往,他國公使當然可以援行,但非清廷所願。因為軍機處掌理最高軍政,不惟涉及機密,亦有關體制。再者,今後中外交涉益繁,必須悉心經理,專一其事,期能合乎機宜。恭親王等考慮的結果,擬訂《辦理通商善後章程》六條,其中之一為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並派軍機大臣兼管,庶免歧誤。應置司員,分別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挑取,輪班入值。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詔如所議,派恭親王與桂良文祥辦理。此為中國專設外交機構的開始,亦為關於新政的第一項措置。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恭親王以中外交涉不限於通商,為免外人滋生疑慮。對外簡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刪去「通商」二字,通稱為總理衙門,再簡稱為「總署」或「譯署」,性質與軍機處頗多相似之處。其一,兩者均為臨時組織,並非正式官署,擬俟外國事務較簡,即予裁撤。實際上今後洋務日多一日,終成為永久機構。其二,兩者的組織均為委員制,各有首領一人,大臣均為兼任,司員由他處調用。總署大臣初為三人,僅文祥為軍機大臣。稍後恭親王、桂良均入軍機處,續加入的寶鋆亦係軍機大臣,總署與軍機處幾成一體。軍機大臣通常四至六人,總署大臣常在十人左右。其三,兩者的名實均不相符,軍機處原司用兵機密,後成為一切政令之地。總署原司中外通商交涉,後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教務同歸辦理;海關、輪船、火器、學堂以及鐵路、電線、礦務、海軍等,凡與西洋有關的新政,亦無不由其籌劃主持。簡言之,同、光年間的自強事業,俱屬於總署,成敗亦繫於總署。恭親王主持總署約二十四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在此其間,軍機大臣兼值最久的為文祥(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六)、寶鋆(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後為沈桂芬(一八六九至一八八、李鴻藻(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四),文祥又為早期的關鍵人物。

  恭親王等擬訂的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中有一條為南北口岸分設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莊,南迄瓊州,地方遼闊,如仍俱歸原設的五口欽差大臣辦理,「不獨呼應不靈,各國亦不願從。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紮辦理,尤恐諸多窒礙」。時五口欽差大臣,已自廣州移置上海,先由兩江總督兼任,旋由駐上海的江蘇巡撫署理。天津開埠後,以直隸總督不能專駐該地,將天津、牛莊、登州三口合設一辦理通商大臣,遇有要求,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奉天府尹辦理,通稱為北洋通商大臣。舊有五口及新增長江沿海各口,仍令駐上海的欽差大臣辦理,通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通商大臣的設置,除上述理由外,尚別有用意。一則各口事務如有專人辦理,總署既可減輕負荷,必要時復可用作緩衝。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辦理,駐京公使,將無事可為,日久或自行退去。一八七年以天津對外交涉日繁,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以直隸總督為欽差大臣,所有洋務、海防事宜,均歸經營,每年春間移駐天津,冬令再回保定。這時直隸總督已為李鴻章。同年命兩江總督曾國藩充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從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兩江、直隸總督的固定兼職。畿輔為重鎮,直督為疆吏領袖,李鴻章又久於其位,北京倚為干城,北洋的重要性遠在南洋之上。北洋大臣大都為出身淮軍系統的人物,南洋大臣大都為出身湘軍系統的人物。

  二、赫德與海關

  新政或洋務的推動,直接間接皆受了西方的刺激和啟發。以個人而論,關係尤大的應推赫德(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不論其動機如何,而其影響則不可否認。

  赫德(Robert Hart)為愛爾蘭人,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貝爾法思特(Belfast)皇家學院,習語文、哲學。一八五四年來香港,受知於總督包令。初任寧波英領事館助理翻譯,一八五八年調廣州領事館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員會秘書。翌年,任廣州領事館翻譯,轉粵海關副稅務司。一八六一年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因醫治舊傷,請假返英,自行指派江海關稅務司費資賴(GH FitzRoy)與赫德共同代為負責。費資賴不通中文及中國事情,實際歸赫德主持。李泰國時年二十九,赫德年二十六,這兩位青年均長於行政組織,但性情大不相同。李泰國狡悍跋扈,陰狠自大,赫德比較和易,事理明達。是年六月到京,先見文祥,繼遏恭親王,報告徵收情形及今後應採辦法。又建議購置兵輪,入江助剿。文祥、恭親王對他的印象極佳,正式委他代辦總稅務司事務。長江開埠,本應俟亂平之後,因赫德之請,提前辦理。湖廣總督官文之得知北京政變消息,即來自赫德。一八六三年,李泰國去職,赫德實授總稅務司,直至一九八年。

  清朝海關行政一向操之於與內務府有關的人員,營私吞蝕,弊竇叢生。五口通商後,對內蒙混如故,對外復乏知識,外商乘機偷漏,以多作少,虛報貨品,常將貴重者列入價廉者之內,甚至全部走私入口;土產出口,亦常概不報驗。由商人兼任的各國領事,與之互通一氣,以至每年數百萬兩的正額無法徵足。一八五四年,上海海關由外人代理,一八五九年洋稅務司制度正式成立。李泰國曾擬訂海關行政計劃,及新關開辦章程,規模漸備,恭親王給他的劄諭說明總稅務司的職責,一為幫同海關監督辦理各口岸海關事宜,一為考核海關洋員功過。據赫德估計,今後每年可得一千萬兩【註:時各關每年所收近七百萬兩,一八七一年後,超過一千一百餘萬兩】。一八六四年赫德與總署議定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赫德有任免關員的全權,總稅務司衙門自上海遷設北京。洋員包括正副稅務司、幫辦、扦手,除極少數的法、美、德人外,悉為英籍,雖係以個人才學為準,亦與他們國家的貿易額有關,各國公使力事爭取。稅務司總攬一切,關監督形同虛設。七十年代。洋員共約四百人,旋達六百人,薪金總數至百萬兩以上。每一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六千兩,或九千兩,副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三千六百兩,助理自九百兩至二千兩【註: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畢業生亦有來應徵者,哈佛出身的馬士(HB Morse)等四人係一八七四年參加】。低級人員如書辦、文吏、通事等為華人,年薪僅二三百兩至一二千兩。洋員估價驗貨,往往不盡不實,陰袒外商,復常為其本國蒐集情報,並非盡忠於職守。

  李泰國時期卜魯斯已說,此一外人管理海關制度,不但可保證中國稅收,並可保障英國利益,又可作為中國的外交顧問,供給英國情報,無形中左右中國政府。赫德期間,稅收逐年上增,十餘年後,每年達二千萬兩,為最可靠的財源。同治年間,新政的經費,十九取之於此,中央與疆吏對他信任有加。他的影響力量更大,新政的舉辦多出於他的建白。恭親王、文祥遇事徵詢他的意見,有時任用督撫亦和他商量,外交問題,自不待言。他如新式教育及郵政亦歸他兼管,最大的權力仍在財政。關稅所入,先扣除賠款外債。一八六年對英、法的賠款,除一百三十萬兩由戶部及直隸、廣東支付外,餘悉於各海關稅項下提四成攤給。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上海所借的外債六十三萬兩,一八六二年及一八六四年福建所借的六十五萬兩,一八五七及一八六六年廣州所借的六十二萬兩,及左宗棠西征期間的借款,或由關稅歸還,或由關稅擔保,此後成為常例。

  九十年代倡導變法的陳熾,對於外人掌管海關之害有如下之論:「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不可輕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類,久假不歸,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清關釐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為盈虛。引黨數百人,糜工二百萬。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偶或侵之,顛蹶立至,噸鈔數及百萬,本國家有利之源,乃一意把持,據為已有。……家資之富,可以敵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貌類忠誠,心懷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西人之入中國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視官吏蔑如也。」赫德的權勢確是極大,除了恭親王、李鴻章,當時無人可與比擬。不過如專就海關本身而言,他的建樹終不可泯滅。總計赫德在華五十四年,任職海關四十九年,其中四十六年為總稅務司。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與外交誘導

  一八六年之後,恭親王、文祥立意與西方國家和好相處。各國亦欲逆取順守,互不猜忌,使中國安定,方好享受已得權益,進而再予擴大,使中國聽從它們的指導。獨佔中國貿易額大半的英國,尤望順利地發展商務,除幫助清朝敉平內亂外,並儘可能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同時加強其自衛力量,以免主權領土為某一國攘奪。英國駐京第一任公使卜魯斯(任期為一八六至一八六四)和他的繼任者阿禮國(任期為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九),所採行的就是這種政策。美國對於東亞市場十分重視,日本開放後,更具興趣。南北戰爭後,國勢重振。工商業復興,為將來利益計,必須使中國不為列強分割,方可為自己保留餘地。利益均霑、機會均等是它的一貫對華方針。英國認為今後列強應當攜手,避免競爭,不致相互抵消。美國具有同感,國務卿西華德(WH Seward,任期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九)為對華政策的製訂人,第一位駐京公使蒲安臣(任期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七)為執行者。英、美採取平行外交,勸導恭親王、文祥對外結好,對內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謂「合作政策」。從好處說,他們是與人為善,如中國應付得當,可以為利,否則為害亦鉅。俄、法態度與英、美不盡一致,不過俄國在東亞所獲已大,轉而經營近東及中東,不妨暫觀一時。法國形勢較孤,忙於經營越南,希望乘機加強其在華的保教地位及推進他種權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現,可以中外續訂新約為例,恭親王等預料其他西方國家勢必步英、法、俄、美後塵,請求立約,命上海欽差大臣預為阻止,但勢不可能。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後與中國訂約的計有普魯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麥、荷蘭(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時(一八六五)、義大利(一八六六)、奧地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魯(一八七四)十國。普魯士為新興強國,總署初示猶豫,英、法代為說項,謂普為大國,不可不允。丹麥亦因英、美的協助,如願以償,約中關於商務條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約簽字後曾生波折,遲至一八八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國承認澳門永為葡有,葡允協助中國徵收澳門菸稅,此為赫德的調解。秘魯因有虐待華工之事,特立查辦專條。這些條約大都係在天津簽字,原因是總署不願於立約前讓各國代表入京,避免和他們直接談判。條約的內容,與前此各國所訂者相同,包含各種特權,可見總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識,任聽外人擺佈。較為例外的是中日條約。

  清廷的內部興革,亦非完全自發。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勸恭親王編練一支能戰的軍隊,表面的理由為平定內亂,另一不便明言的動機在強化華爾的常勝軍,增高美國在華的發言權。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將攻下之時,蒲安臣通令美國領事,與中國官員合作,承認中國的合法利益,正當執行條約規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僅先後在天津、上海為中國練兵,並勸購置兵輪,用意與美國相同。及太平軍瓦解,清廷政權穩定,於是分由赫德與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出名,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總署呈遞《局外旁觀論》與《外國新議略論》,建議興辦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參與其事。時駐京公使經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會,商討未來對華的應行政策。《局外旁觀論》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國均願以公正態度與中國交涉。文祥亦稱道他是中國的真實友人,處事和平,知中外大體。赫德總掌海關行政以來,稅收激增,總署對他自多好感。威妥瑪為最諳悉中國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國新議略論》係由阿禮國代致,無異作赫德的支援。兩人所論,不外內治外交的種種利弊,而歸之於急需借法自強。他們首先強調條約關係至大。赫德說:某事當行或不當行,有條約可憑,如不遵照,勢必召來戰爭,而出以強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辦、早辦。他所重視的為鑄銀錢、修鐵路、造輪船、設電線,主張洋商華商合辦,明言此為日後外人所必請。其次為允許公使覲見,派遣使臣駐紮各國。威妥瑪措詞更為激切,等於恫嚇。他說:「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係中華立約相保」,如不照行,難免干預,中華將不能一統自主。如決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除遣使、鐵路、電線外,並應開採五金、煤炭,所需經費均可藉貸,所需人材並可約外人相幫,亦即中外合辦。又說:「各國代謀諸事,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大益。」阿禮國聲稱威妥瑪係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輕予擱置,總署自不得不加理會。於是又可知所謂新政不盡出諸中國自發,而是外力脅迫所致。

  一八五八年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十年後應將稅則及通商章程加以修改。總署知道屆時定有新的要求。覲見、遣使、電線、鐵路、開礦諸事,近年外人既一再提及,內河通航,他們亦極重視,而內地私設行棧,偷運食鹽,層見疊出,教案日益嚴重。一八六七年六月,恭親王等根據數年來的經驗,又感於各國深險狡黠,遇事矯執,不獨於條約中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未載者,更為添增,來歲修約,必求大遂所欲,深恐再為修約之事,引起嚴重後果,必須預擬對策,因奏請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派人來京,以備查詢。十月,再請通飭與交涉有關各省當局,就上述覲見、遣使等事,各抒所見,詳慎籌劃,謂今日已成列國戰國,「非空言道德所能談笑而卻兵戎,亦非徒抱殷憂所能涕泣而銷禍患」。曾國藩認為除覲見、遣使、開礦外,其餘俱不可行。左宗棠久惡赫德、威妥瑪的慢悖,僅同意覲見、遣使。李鴻章與沈葆楨(船政大臣)的主張大致相同,贊成覲見、遣使,電線、鐵路、輪船、開礦,可自行試辦。一概反對的為直隸總督滿人官文。

  一八六八年阿禮國曾三次向總署致送修約節略,要求免徵洋貨釐金,改正關稅,准許內河航行,添開長江沿海碼頭,設立海關官棧,內地設棧,洋人由外國設官管理,洋鹽進口,開掘煤礦等。總署不肯全允。阿禮國於內河航行,內地設棧,開掘煤礦始終堅持,對添設碼頭數目亦有爭執,兼及電線、鐵路。十一月,邀同美使勞文羅斯(J.Ross Browne)同至總署談判,言詞不遜,最後雙方擬定了一個約稿。英、美、法政府恐操之過急,可能激起中國人民反抗,開礦、築路及內河行輪更會直接影響人民生計。而且原則上曾國藩、李鴻章等已表示贊同,總署於推廣貿易亦有了讓步,一切不妨出之以漸。翌年,英政府決定修約暫行延期,以待中國人民心理演變,美國表示同意。阿禮國向總署提議,將上年約稿作為暫行章程,不算修約。總署謂如不算修約,須再俟十年,方可議修。阿禮國願再相商。十月二十三日,中英新約畫押。進口鴉片及出口之絲,稅率均予提高。英國商人以未全遂所欲,竭力反對,英政府未予批准。直至一八七六年,煙台條約訂立,方告一段落。英、美所謂對華協和政策,終不許損及到它們的現實利益。

  同治年間與各國訂立新約,多為外人促成,遣使出洋同樣與外人有關。英國公使頻以為請,總署藉口「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婉謝。然又感於外人於中國虛實,無不洞悉,中國於外國情偽,一概茫然,有意派員出國,探其利弊,以資籌計,所顧慮的為禮節問題。一八六六年赫德請求返英完婚,建議恭親王、文祥酌派同文館學生隨行,以廣見聞。恭親王以與特派使臣體制無關,表示首肯,由總稅務司文案斌椿率同文館學生三人前往【註:斌椿及三學生均旗人】。先後至巴黎、倫敦及瑞典、俄、德諸國,英女皇曾予接見,往返五月。此為中國初次派往西洋的觀光團,在斌椿的遊記中多少可發現他的西方認識。

  一八六五年蒲安臣返美述職,總署大臣請他代向所經國家解釋誤會。他答以如中外之間發生爭執,願從中調解。蒲安臣到華盛頓後,西華德令他轉告總署,歡迎中國遣使來美,一八六七年蒲安臣決定辭職,恭親王設宴祖餞。蒲安臣「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為修約交涉,赫德屢勸總署遣使,以緩和各國要挾,恭親王、文祥為之所動,難的是人選。現在蒲安臣既有此表示,文祥乘機請他擔任中國使臣。經多次商議,赫德從旁敦促,蒲安臣毅然接受。十一月正式派他往有約各國,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總署章京記名道志剛、記名知府孫家穀亦以同一名義偕行,實際為會辦,英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 M.Brown)、海關法員德善(E.de Champs)為協理(秘書),意在籠絡英、法,組成一個混合使團。一八六八年,蒲安臣先到美國,覲見總統朱文遜(A.Johnson)。所至發表演說,謂中國正在採取西方文化,步入和平進步之途。七月,與西華德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即天津條約的附約,訂明兩國人民聽便往來居留,優待遊學,設立學堂。美不干預中國內政,如中國有意興辦電線、鐵路等,亦願予技術協助,可謂為平等條約。其中自然顧及到美國利益,如人民聽便往來居住,是由於美國需要華工,設立學堂是為在華傳教事業的便利。及抵倫敦,英國的態度頗為冷淡,兩個月後方得覲見女王。英外相聲明,「無勉強中國,致干自主之權」之意,惟必要時仍將使用武力。翌年(一八七),蒲安臣至巴黎,歷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一八七年抵俄,二月病卒於聖彼得堡。志剛、孫家穀率領使團轉赴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再經巴黎東歸。

  各國公使雖已入駐北京,但未能覲見。總署所持的理由為「皇上沖齡,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有所不便。公使責以不以客禮相待,言多憤激。總署謂如要覲見,必須跪拜,但亦知不許覲見,實不易為辭,如必繩以中國之禮,其勢不能。預籌修約之時,曾國藩等均主於同治親政後,準如所請,儀節不必強以所難。一八七三年,太后撤簾,各國公使舊事重提,總署不再堅持跪拜。六月二十九日,同治御紫光閣,因日本專使副島種臣的力爭,首先進見,繼之為俄、美、英、法、荷五國公使。此為中國皇帝初次以平等儀式接見外使。紫光閣向為外藩君長朝賀賜宴之所,各國仍有不滿。不久光緒嗣位,太后二次垂簾,至光緒親政,始再準覲見。

  四、軍事工業的興辦

  在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製器為先的原則下,恭親王主僱用洋匠製器,曾國藩亦倡師法外人,造炮製船。一八六一年,已命徐壽、華蘅芳在安慶試造。一八六三年容閎因華蘅芳的推介,說曾國藩自置機器,設廠以製造機器,不惟可造船炮,亦可造其他器物【註:容閎簡歷見前述】。曾國藩即派他前往美國採辦。同年李鴻章自香港購得機器,募集洋匠,設局鑄造砲彈、短炮,以供常勝軍、淮軍之用,委任英人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及丁日昌等分別綜理。一八六五年,容閎所置機器運至上海,李鴻章命與上海已有的設備合併為江南製造局,一稱江南鐵廠。次年又設金陵製造局,仍由馬格里負責【註:蘇州克復後,馬格里的砲局自上海移設該地,至是再遷南京,擴大為金陵製造局】。一八六七年成立的天津機器局(後改名北洋機器局),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籌設,總辦為英人密妥士(JAT Meadows)。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重加整頓,以江南製造總局的沈保靖代密妥士。

  上海、金陵、天津三機器局設置最早,規模較大,影響日後兵工生產亦鉅,其經營締造均與李鴻章有關,且均有外人參與。所需經費均來自關稅,成績以江南製造總局為優。剿捻戰爭期間,淮軍所需槍砲彈藥,多為金陵製造局所製。以後大沽砲台的大砲亦由該局鑄造,試放時竟二次發生爆炸,如非馬格里不願增強中國對外的防禦力量,即是技術不精。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軍大總匯,除供應直隸、江南的淮軍、練軍外,並撥濟吉林、奉天、河南等省。北洋海軍彈藥亦多取給該局與江南製造總局。總計十年之間,除上述三局外,西安、蘭州、福建、廣州、濟南均相繼設局。

  早在一八五六年,李泰國曾建議購買輪船,以供對太平軍作戰之用。江南大營潰敗,金陵克復無期,如有輪船炸炮,必易收功。因之赫德又條陳自辦輪船,經費於洋藥(鴉片)項下籌措,進口正稅之外,如運銷內地,再徵銀若干;僱用外人司炮,華人從而學習。恭親王、曾國藩俱表贊成。次年(一八六一)命在英國的李泰國經理。李泰國委英國海軍大佐阿思本(S.Osborn)承辦,購砲艦七艘,募弁兵六百餘人。李泰國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凡事須加強制,他自稱不是中國官員,可不聽中國命令,此次存心把持,擅與阿思本訂立合約,兵輪歸阿思本統帶專主,凡事由他轉行,中國政府不得直接指揮,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亦悉歸阿思本調度。總署拒不同意,主由中國派員為總統,阿思本為幫統,聽督撫節制調遣,餉項可歸李泰國經營。一八六三年七月,總署又許李泰國以如得金陵,所得財物的百分之三十五歸阿思本,若係阿思本獨力克復,則為百分之七十。時亂事平定不遠,湘、淮軍欲獨成其功,且恐受外人挾制。曾國藩、李鴻章對新訂辦法堅決反對。阿思本定要照原合同行事,否則輪船官兵解散。卜魯斯出面干預,總署雖進退兩難,仍力持以中國人為總統,即令決裂,亦不將兵船移交外人。曾國藩改請將兵輪分賞各國,使李泰國失去憑藉,或由阿思本與湘軍將領分帶,以分其勢。總署、卜魯斯均浼請蒲安臣斡旋。蒲安臣既不欲英人獨握中國海軍之權,又不願中國有一支新式艦隊,復恐兵船落入中國海盜或美國南方政府之手,建議遣返英國出售,獲卜魯斯、阿思本同意。十一月,兵輪撤回變價,原用一百六十七萬兩,僅收回二十餘萬兩,其餘付之東流。總署向惡李泰國刁詐,於是即以辦船貽誤,予以革退,總稅務司由赫德實授。於此又可見清廷舉辦新政的不易。中央與地方不相協調,外人別有居心,列強之間復有其矛盾。經過此一不愉快事件,倡導新政的恭親王、文祥等大為沮喪。

  造船、製炮為自強運動的兩大新政,在購置兵輪期間,徐壽等已在安慶造成小輪船一隻,惟行駛遲鈍。江南平定後,李鴻章依丁日昌的主張,請總署設廠造船,並獎勵華商購買。江南製造總局,負有製炮、造船的雙重使命,以剿捻戰爭方殷,先造槍砲。一八六七年開始造船,次年第一艘輪船工竣,船殼汽鍋自製,機器購自外洋。是後三年,續成三艘。一八七二年的「海安」(宴)兵輪,長三十丈,馬力四百匹,炮二十六尊,被譽為中國第一大船。一八七五年。又完成一同級的「馭遠」號,實際仍不及外洋兵船堅利,成本復昂,遂停止製造,一共成船六隻。始終以造船為專業的係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左軍之克復浙江湖州,得力於兵輪之助,事後左仿製一隻,試航西湖。法人德克碑、日意格勸他覓購輪機,可代為監造,一八六六年七月奏准。日意格曾任職於法國海軍,左委他與胡光墉籌備。不久左調陝甘總督,以沈葆楨總司船政事務,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獲得法國海軍部的支持,著手購辦機器,招募工匠。一八六八年正式開工,廠址設於福州馬尾。左的計劃不僅是藉此整理水師,並要發展海運。兵輪、商輪兼造,使「漕運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五年之內用費約三百餘萬兩。主要出自關稅,次為釐金,共成兵輪十隻,商輪五隻,每隻排水量自五十噸至一千五百六十噸不等,是後歸中國自辦。

  五、西式教育的開始

  清初以對俄關係重要,康熙年間,命八旗子弟於俄羅斯館學習俄文。十八世紀的中英交涉,多由在華西人及廣東的買辦通事擔任翻譯,南京、天津、北京的談判,則假手外國教士。買辦、通事流品不一,貨利是嗜,外國教士不惟往往不能達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與外人交涉必須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矇。一八五九年,編修郭嵩燾奏陳禦夷之道,其中之一即為諳習外國語言文字。北京立約後,恭親王等所擬善後章程,亦謂與外人交涉,如語言不通,文字不辨,則一切隔膜,絕不能望其妥協。請於廣東、上海商人中,挑選會習英、法文字語言之人,派來北京,挑選八旗聰慧子弟,從之學習。事過年餘,粵、滬均無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國教士包爾騰(JS Burdon),招學生十人,於一八六二年七月,開始教學英文,名為「同文館」。經費由海關撥付。翌年,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包爾騰辭職,另一英國教士博蘭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韙良(WAP Martin)繼任。至於學生之限於八旗子弟,大約係沿襲俄羅斯館的辦法,不欲漢人預聞外事,不過日後終於開放。

  繼京師同文館而成立的為上海「廣方言館」,馮桂芬首發其議。京師同文館的訓練以交涉肆應為主,馮的見解更進一步。他說上海、廣州為洋人總匯,洋務亦為國家招攜懷遠大政,應為讀書明理之人所共能,不僅有裨交涉,且可培養端人正士,究習西學,多譯西書。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據以入奏,請仿同文館之例,於上海、廣州添設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資敏端靜文童,及年少聰慧的候補佐貳、佐雜,入館學習。人數既多,人才自出。「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術,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淺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逐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奏准之後,由馮擬定章程,名曰「廣方言館」,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為最早的英文教習。學生三年期滿,能譯西書全帙,作為畢業。一八七年,併入江南製造局。廣州同文館的西文教習為美人譚順,學生以八旗子弟為多,貢獻不大。江南製造局附設有「機器學堂」,福州政局附設有「求是堂藝局」。求是堂藝局又分法國學堂與英國學堂,一習輪船製造,一習駕駛,總名船政學堂。日後重要海軍將弁多出身於此,名翻譯家嚴復(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親王、文祥亦有感於製造機器、火器,以及行船、行軍,無不與天文、算學有關,若不從根本作起,仍無裨實用。一八六六年決定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總稅務司赫德代為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指為「用夷變夏」,以師法西人為可恥,因而引起一場激烈辯論。恭親王等再說明天算的重要,與西學之必須肄習,「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砲,即以輪船槍砲而論,僱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究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在我。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猶以學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進一步主張令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一體學習。倭仁則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以夷人為師,將「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恭親王續予駁斥,並云倭仁「如果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願意追隨,否則「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實未敢信」。倭仁仍說以夷為師「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必將墮入夷人術中。這次的爭論,表面上的勝利歸於恭親王,而士大夫聚黨私議不息,阻攔投考同文館的人員,多方譏詆,斥恭親王為「鬼子六」(恭親王行六)。

  算學館的學生大都為中年之人,無何基礎,某洋教習拒絕講授,同文館幾乎解體。時丁韙良返美進修,因赫德的敦促,於一八六九年回抵北京,被任為總教習,即館長,積極改進,學生約四十餘名,仍以旗人為多。不久添設德文館。一八七一年學生增至五百餘,不限旗籍,有的來自上海廣方言館,或廣州同文館。肄業期限定為八年,前三年學習語文及西洋史地,第四年授以算學、代數,第五年為幾何、三角、博物,第六年為實用重學、微積分、測量,第七年為化學、天文、地質、礦務,第八年為政治、經濟、國際法,程度相當於初級文理專科學校。總稅務司中的西人亦有任教者,如馬士等。中國初設駐外公使時,卒業於同文館的學生供職使館者頗不乏人,以一八七九年為例,倫敦使館三人,巴黎二人,柏林三人,聖彼得堡四人,華盛頓二人,東京二人。丁韙良在職約三十年,一八九四年辭職,繼之者為歐利甫(GH Oliver)。

  教會學校亦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發展為速,美國的新教傳教士最為積極。舉其著者,如一八六四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文會館,一八六五年英國浸禮會在山東青州開辦廣文書院,後合併為齊魯大學。一八六五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開辦聖約翰書院,即日後的聖約翰大學。一八六六年,美國監理會在北京開辦匯文書院,即日後的燕京大學。一八六七年,美國公理會在直隸通州開辦華北書院,同年美國長老會將原設寧波的崇信學校,遷於杭州,易名育英學院,即日後的之江大學。

  官辦學堂開設之後,進而派遣幼童出洋學習。倡之者為容閎,傅蘭雅亦宣傳頗力。容閎認為復興中國的根本途徑在教育,以西洋文化改進中國文化,他之樂於為曾國藩採辦機器,意在相機實現此一理想。一八六八年以來,屢與江蘇巡撫丁日昌談及,具體方案為先試派十二至十四歲的幼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洋,以十五年為期,派漢人教習同往。中美續增條約載明互相優待學生,容閎主張將幼童送往美國。一八七年,丁日昌商之於曾國藩,由曾正式上奏,並與李鴻章聯名致書總署。美使從旁慫恿,英使亦謂可先赴美國,將來再派往英國。容閎在上海設一出洋局,招學生三十名,大多為來自香港的廣東幼童。一八七二年,陳蘭彬、容閎被派為正副委員,經理留學事宜,設辦事處於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是後三年,第二至第四批學生陸續前往。及吳嘉善任遊學委員,不滿學生的言行,斥其「適異忘本,目無師長,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力主撤回。李鴻章、容閎爭之無效,一八八一年竟從所請。其中有的已大學畢業,有的尚在大學、中學肄業,回國後,多任職海關、海軍、路礦與其他洋務機關,最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

  六、西學的積極介紹

  明清之際,為西學輸入的第一期。第二期肇始於咸、同年間。五口通商,傳教工作展開,新教士尤稱活躍,創辦報刊為其一。自一八五三年起,二十餘年間,重要期刊有在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寧波的《中外新報》(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上海的《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中外雜誌》(Shanghai Miscellany)、《教會新報》(Church News),北京的《中西見聞錄》。《教會新報》後改為《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The Globe Magazine),並增出《益智新錄》(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專言科學。《中西見聞錄》易名《格致彙編》(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日報,有香港的《中外新報》、《華字日報》,上海的《上海新報》,及日後成為中國第一大報的《申報》。報刊的宗旨,大都為通中外之情,述西學概況。不論果否是真正為中國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中國人的西方了解,及啟發中國人的學術觀念,自有其作用,進一步為西方專著的介紹。

  英美新教士在近代譯書事業上的地位,頗似明季的耶穌會士,重開風氣的為英人偉烈亞力,所成最多的為傅蘭雅。中國則以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的貢獻為大。偉烈亞力長於天算之學,設墨海書館於上海(一八四七),致力於譯書印書。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九年與李善蘭合譯《幾何原本》的後部及《談天》(HerschelOutline of Astronomy,一八五九)。李又與艾約瑟合譯《重學》(WhewellMechanics,一八五八)。姜別利(William Gamble)主持的上海美華書館(一八六)以出版為主。狄考文(Calvin W.Mateer)主持的登州文會館,傅蘭雅主持的上海格致書院(一八七四),林樂知主持的上海中西書院(一八八二),均兼事編譯科學圖書。合信、嘉約翰介紹的以關於生物、生理、醫學為主,慕維廉等介紹的以關於人文社會為要。一八七七年,在華新教傳教士舉行大會,以教會學校增多,決設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擴大纂撰各種教科書工作,以供高等小學及中學之需,由丁韙良、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樂知、傅蘭雅、利啟勒(R.Lechler)主持。十三年間,出版九十八種,以圖說、須知之類為主。韋廉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同文書會(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一八四四)規模亦大。後改稱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又名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官方譯書首推江南製造總局,次為北京同文館。同文館為培植交涉人才而設,開館的次年(一八六三),丁韙良譯成《萬國律例》(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蒲安臣介紹於總署。前此赫德與總署大臣論及國際法的重要,恭親王恐外人別有用心,強中國以必行,頗為猶豫。經丁韙良解釋,知不無可棌之處,即派人和他商酌潤色,一八六四年刊刻。是年普魯士與丹麥戰爭,普魯士兵船在大沽口扣留丹麥商船,總署援引該書,責其侵犯中國領海,普使認錯。證明公法確為有效。其後丁韙良遴選同文館高年級的優等生,由教習指導,續成《公法便覽》(Wools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公法會通》(HallTreaties on International Law),《星軺指掌》(Der MartensGuide Diplomatique)、《法國律例》(Code Napoleon)、《富國策》(FaweatePolitical Economy)。同文館自設印書處(一八七三),出版各書,裝潢精美,僅分送各衙門,流布不廣。

  製造局首重工藝,譯書以實用與理論科學為多,倡之者為曾國藩,實際為徐壽(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四)。徐入曾國藩幕府之前,已與上海英國教士相識,博覽譯書,究心格致製造。深知西方工藝精良之原,悉本於專門之學,必須翻譯有用之書,以探索根底。曾國藩據以疏陳,謂「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扦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造之所以然。」認為翻譯係製造根本,曾重刻《幾何原本》等書。李鴻章之設立廣方言館主要目的,在造就科學人才,期能閱讀、翻譯西書,亦曾刊印《重學》。一八六七年製造局創設翻譯學館,即由徐壽主之。廣方言館併入後,聘偉烈亞力、傅蘭雅、馬高溫(DJ MacGowan,美人)、林樂知、金楷理(CL Kreyer,美籍德人)參與其事,西人口譯,華人筆述。除徐壽外,知名者有華蘅芳、趙元益、王德均、李鳳苞、賈步緯、鍾天偉及徐壽之子建寅等。前後成書二百種,約計算學二十三種、工藝三十一種、物理十一種、地質礦冶十二種、天文九種、地理八種、軍事五十八種,關於化學的十種,最稱精博,多出徐壽之手。一八七一年開始出書,發行三萬一千餘冊,此後範圍擴及於醫藥、農業、理財、外交、法律、歷史。一八七三年復編印《西國近事彙編》。此外金陵製造局、北京海關總稅務司、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亦兼事譯書。當時大都視天、算、聲、光、化、電為西學主體,英、美傳教團體及中外私人所譯,則內容比較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