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蘋果日報》頭條「登陸釣魚台」的網頁留言，有一位女士這樣寫：「我係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快被掠奪（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喺呢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仲喺度幫中國打飛機？代表香港出醜？打着法西斯政權的旗幟？」
這不是個別看法，在所有關於保釣新聞的報道評論中，網頁留言最多類似看法。這說明保釣勇士雖勇氣可嘉，但這次行動在香港目前的境況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正在奮起維權的社會運動，起着傷害作用。
筆者若自稱是最老資格的保釣人士，相信知情者無人會反對。1970年筆者在主編的《七十年代》首先響應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至今，筆者仍肯定40年前保釣的意義，因為那時美國還沒有把冲繩連釣魚台一起交還給日本，還可以爭，而且也確實爭到美國宣佈：雖把冲繩歸還日本，但對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不持立場；更因為那次運動帶來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的覺醒，間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港人的自主意識。但現在形勢大不同：釣魚台已在日本實際管治下，要收回只能通過政府之間的交涉；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大陸在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的情形下，民主要靠大陸百姓的維權推動。至於香港，回歸15年我們面對的是極權魔掌這個民主的大敵。欽點的疑似黨員特首，種票、種人介入原本還算公平的選舉，自由行客和雙非嬰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最近的「西環治港」和「國教」更觸動人心。所有這一切，都以愛國主義做包裝。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也是一次「愛國」政團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團之間的對決。
在「一國」壓力下，香港「兩制」的自主意識近年抬頭，「城邦論」出現，7.1遊行中的龍獅旗特別耀眼，香港市民對神九、對奧運的中國表現已遠離四年前的熱情。就在面臨「一國」強勢壓境而港人以自主意識對抗的這一關鍵時刻，保釣船出海了。你以為香港政府對保釣船的放行是偶然的嗎？是梁振英比前任開明嗎？你以為中國的口頭支持和無實際行動的強硬反應是轉性了嗎？你認為梁振英對這次保釣行動的迅速關注值得加分嗎？真是偉大的誤會。一切都是在美日加緊結盟和香港面臨選舉這兩個大形勢之下，共黨和特府的計謀：以民族主義壓低港人自主意識。而保釣行動在被計算中出現，倘若它不能使香港的自主維權覺醒歸於沉寂，也至少使它降溫。
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香港保釣人士和許多市民正是在出痲疹。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前天在他的網誌中寫下這段話：「我多年來說，任何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即使不能使其規模縮小，起碼應盡力使其規模停止擴大，從而減少極權國家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基於這個道理，要是我們只能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任擇其一，作為釣魚台的物主，我必主張釣魚台應歸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的日本。」在保釣熱之下，這樣說怕會被標籤為「漢奸言論」。筆者想起20多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反對回歸的香港人也被標籤為有「民族主義罪咎」。那時有一位學者，他在文革時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跑到疲累已極都沒有到邊境，那時他就想：為甚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多割一些地方給英國，我不就能早點到香港了嗎？對當時香港人反對回歸，他說：「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沒有中國人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回歸難接受，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中共領導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
真是至理名言。鍾祖康不是漢奸，支持他這說法的人也不是民族罪人。真正的漢奸和民族罪人，是把中國搞成現在這樣，大陸老百姓紛紛避秦，而香港人也害怕魔掌不斷伸來香港的中國極權統治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這次保釣行動及其教訓，喚醒香港人的不應是民族主義，而是不應該被民族主義綁架，要自覺守護香港已有的文明和我們的心智，以自主和維權來對抗愛國主義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