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7日星期五

李怡: 不要讓保釣民族主義綁架我們的心智



前天在《蘋果日報》頭條「登陸釣魚台」的網頁留言,有一位女士這樣寫:「我係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快被掠奪(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喺呢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仲喺度幫中國打飛機?代表香港出醜?打着法西斯政權的旗幟?」

這不是個別看法,在所有關於保釣新聞的報道評論中,網頁留言最多類似看法。這說明保釣勇士雖勇氣可嘉,但這次行動在香港目前的境況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正在奮起維權的社會運動,起着傷害作用。

筆者若自稱是最老資格的保釣人士,相信知情者無人會反對。1970年筆者在主編的《七十年代》首先響應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至今,筆者仍肯定40年前保釣的意義,因為那時美國還沒有把冲繩連釣魚台一起交還給日本,還可以爭,而且也確實爭到美國宣佈:雖把冲繩歸還日本,但對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不持立場;更因為那次運動帶來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的覺醒,間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港人的自主意識。但現在形勢大不同:釣魚台已在日本實際管治下,要收回只能通過政府之間的交涉;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大陸在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的情形下,民主要靠大陸百姓的維權推動。至於香港,回歸15年我們面對的是極權魔掌這個民主的大敵。欽點的疑似黨員特首,種票、種人介入原本還算公平的選舉,自由行客和雙非嬰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最近的「西環治港」和「國教」更觸動人心。所有這一切,都以愛國主義做包裝。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也是一次「愛國」政團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團之間的對決。
在「一國」壓力下,香港「兩制」的自主意識近年抬頭,「城邦論」出現,7.1遊行中的龍獅旗特別耀眼,香港市民對神九、對奧運的中國表現已遠離四年前的熱情。就在面臨「一國」強勢壓境而港人以自主意識對抗的這一關鍵時刻,保釣船出海了。你以為香港政府對保釣船的放行是偶然的嗎?是梁振英比前任開明嗎?你以為中國的口頭支持和無實際行動的強硬反應是轉性了嗎?你認為梁振英對這次保釣行動的迅速關注值得加分嗎?真是偉大的誤會。一切都是在美日加緊結盟和香港面臨選舉這兩個大形勢之下,共黨和特府的計謀:以民族主義壓低港人自主意識。而保釣行動在被計算中出現,倘若它不能使香港的自主維權覺醒歸於沉寂,也至少使它降溫。

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香港保釣人士和許多市民正是在出痲疹。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前天在他的網誌中寫下這段話:「我多年來說,任何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即使不能使其規模縮小,起碼應盡力使其規模停止擴大,從而減少極權國家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基於這個道理,要是我們只能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任擇其一,作為釣魚台的物主,我必主張釣魚台應歸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的日本。」在保釣熱之下,這樣說怕會被標籤為「漢奸言論」。筆者想起20多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反對回歸的香港人也被標籤為有「民族主義罪咎」。那時有一位學者,他在文革時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跑到疲累已極都沒有到邊境,那時他就想:為甚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多割一些地方給英國,我不就能早點到香港了嗎?對當時香港人反對回歸,他說:「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沒有中國人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回歸難接受,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中共領導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

真是至理名言。鍾祖康不是漢奸,支持他這說法的人也不是民族罪人。真正的漢奸和民族罪人,是把中國搞成現在這樣,大陸老百姓紛紛避秦,而香港人也害怕魔掌不斷伸來香港的中國極權統治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這次保釣行動及其教訓,喚醒香港人的不應是民族主義,而是不應該被民族主義綁架,要自覺守護香港已有的文明和我們的心智,以自主和維權來對抗愛國主義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