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號的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裡。此刻，艷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晒一晒發霉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這張報紙早不復查良鏞時代的風味，知識人的立場、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學與新聞的曖昧地帶，都隨那個緩慢的舊時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讀。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機在幾年前推出的廣告語，準確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情緒。對於一切東西，我們不僅要，而且現在就要。這是個行動而非沉思、追求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時代。
不過，缺乏耐心並不全然是壞事，偶爾的激烈言語與行動，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間的前提。“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的序言。
銳利又複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只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到過香港三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性，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絡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倘若以個人的覺醒為標誌，以《新青年》為標志的啟蒙運動不僅遠未結束，還陷入了新的危險。個人不僅被傳統的文化、家族、社會習俗封閉，還被新涌現出的黨派與主義所窒息。那些在五四運動中共同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兩不同的派別，還相互殘殺。他對於與帝國主義結盟的國民黨深感絕望，在短暫的投身於共產黨的主張、對蘇聯的實驗投注熱情後，他更感到另一種幻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到了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至於魯迅留在大陸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還是論敵，不僅都穿上了“紅背心”，遭受的痛苦更遠勝於“掃馬路”。
“這項研究開始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或‘洗腦’的心理評估……它不可避免的發展成對極端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心理研究，更寬泛的說，一項對人類變革採取‘封閉’還是‘開放’態度的研究。”
羅伯特•J•裡夫頓，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關於中國“洗腦”的研究》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依據的材料，正是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與西方難民，他們都曾深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而裡夫頓則發現，思想改造是由一連串步驟構成的。首先，它要攻擊個人身份，倘若個人身份被摧毀，那麼他就容易接受新的變化。接著，你內心會產生罪惡感，不斷強調你做錯了什麼，會讓你覺得該接受處罰與改造。一種自我背叛就會開始，當你必須要譴責你的家人與朋友後，你會盡一步放棄個人身份，脫離與過去經驗的關係，為新人格的建立創造空間。接著你到了某種臨界點，你接近心理崩潰，徹底忘記自己是誰，擔心自己的消失。崩潰之後，人們渴望被拯救與安撫，這時黨組織以安撫者的面貌出現，給你物質的小恩惠，或言語上的勸告。
強迫性懺悔。你從崩潰邊緣被拽了回來，人們會覺得有義務懺悔自己的罪惡，以換取之前的恩惠，同時避免被再次攻擊。經過這樣的程序，人們都已經忘記自己為何被攻擊，只覺得自己一切都錯了。過去的自我消失了，這也說明，你過去整套價值觀都要被拋棄。這時，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被引入你的頭腦，它還許諾一種進步與和諧，你誠心接受這一切，然後獲得重生。
源源不斷涌來的難民，不需要理解裡夫頓的理論，卻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有著直觀式的感受。它用光輝的標語與口號，用集體主義的感召與壓力，讓你放棄個人的思考與感受，而這鍛造出來的“新人”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磚與瓦，他們作為材料，而不是個人存在。
羅伯特•J•裡夫頓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終變成了心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對蘇聯與東歐和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分析。蘇聯人或許會嘲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嘗試，不過是農民式的造反，充滿了對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誤讀。但在改造思想、創造新人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極權國家——不管它是信奉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事實上，連“洗腦”這個詞都是中國人創造的。一位叫愛德華•亨特的美國記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腦”兩個字的直譯。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周裡，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個星期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游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佈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嘆香港的“人心不回歸” 後，似乎准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的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進行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的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游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吶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的狀態，還可能再度激活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維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