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七章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自一八六一年來的二十餘年,中國繼續在內亂外患的困擾中,其得以勉強渡過大難,是因為地方督撫尚能振作,中樞執政大臣,相與配合,慈禧並非唯一的權力人物,尚不敢肆行無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為左右中國命運的列強利害不盡一致,互相牽制,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行動。慈禧原是一個仇外者,英、法軍進入北京前後,據說她曾主盡殺洋人。及中外和議成立,仍勸咸豐再與英、法開仗。其後為奪取政權,不得不結納頗得外人好感的恭親王。恭親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勸導,她又不得不降志以從。但是恭親王終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屢予裁抑,必去之而後快。

  恭親王的異母弟醇親王奕譞,秉性憨直,對於恭親王的煊赫權勢不免妒嫉,尤不滿其對外措施。一八六九年,曾主驅逐洋人,激勵紳民,打毀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傳為他所主使。事後因懲兇賠款,憤請辭職,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為務」,恥與同列,並謂「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夷務之無起色,由於「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對抗恭親王,溫諭慰留。恭親王大為不安。

  光緒繼統,醇親王為了避嫌,自請開去差使。恭親王亦謂昔為父子,今為君臣,如仍值朝列,於禮不便,應令歸邸第。不無排擠之心。但醇親王貴為皇父,無形的影響仍大。慈禧復有意籠絡優崇,每遇國防外交大事,皆命以親王身份預議。他的發言,常具有決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親王形單勢孤。一八八年,慈禧的太監違禁攜物出宮,與護軍互毆,慈禧定要嚴懲護軍,與恭親王發生激烈爭辯,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時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從中協調。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親王與慈禧之間失去了緩衝。

  恭親王年逾五旬,飽嚐憂患,無復早年的豪氣,與慈禧同樣好貨。越南事起,清議激昂,慈禧、醇親王隱為護持。他與李鴻章成為指責的目標,益使其前瞻後顧,舉棋不定,忽戰忽和。慈禧召見之時,恭親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戲、進呈禮物等淺俗末節之事瀆請,不僅為慈禧所輕鄙,同僚翁同龢亦譏其瑣屑,缺乏識量。於是樞臣奉職無狀的彈章隨之而上,慈禧即以「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相責。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親王再遭譴懲,與全體軍機大臣悉被革罷,代之以禮親王世鐸及醇親王的親信工部侍郎孫毓汶等,遇有緊急要件,會商醇親王辦理。至於總署,醇親王久謂辦理夷務之臣應與秉政之臣分開,二天后,命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懲恭親王的理由是軍機處為用人行政樞紐,恭親王「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所說雖非完全無因,其實不過是表面口實。新任的軍機大臣更等而下之。經驗、才識、資望,遠不能與舊任相提並論,貪鄙且尤過之。詔下之日,朝野驚愕,謠傳騰起。原劾恭親王之人,亦謂越南正有軍事,不宜概易生手,「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請仍令在軍機處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謂恭親王等多為二十餘年親舊,有贊佐之功,縱有小過薄愆,面加戒飭已足,今則以為舉不足信,一朝俱罷,實難服天下之心。醇親王並非明達有為之人,禮親王復懵懂不曉世務,大權落於孫毓汶之手。從此事事專仰慈禧鼻息,「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以往清流黨喜於言高論,君臣尚略有顧慮,現在清流黨的魁杓李鴻藻被罷,張佩綸、陳寶琛等外放,不久落職。中法戰後九年,內外無何重大戰亂,以為天下太平,諸事日益廢弛。

  總署與軍機處為平行機構,舊有總署大臣多由軍機大臣兼領,彼此一氣,現在總署成為軍機處的隸屬。新任大臣大半不兼軍機大臣,包括總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為遠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從未涉足洋務,名望能力皆無可述。他自知難以勝任,瀝陳種種窒礙。一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隨時請旨;二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將對總署輕視;三為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閡,事理必至掛漏;四為總署與疆臣勢將呼應不靈,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務為當前大端要政,重洋務必須重視總署,總署之權必不可輕,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樞臣秉國之鈞,焉可不明洋務?樞臣不兼及洋務,不成其為軍機大臣,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為總理衙門,所以軍機處與總署斷不可分。但是慈禧與醇親王認為以不合為上。此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總署大臣約為九或十人,其中兼軍機大臣者不過二、三,奕劻不在內。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恭親王復起,總署與軍機處的關係始再恢復。

  慈禧與恭親王在明爭暗鬥、貌合心離之下,尚能勉強相處二十餘年,而與醇親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揮霍無度,嗜利好貨,為之通關節的為宦官李蓮英,醇親王嘗有諷勸,漸為慈禧所惡,憂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緒親政,仍受制於慈禧。翌年,醇親王再病,終於不起。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

  一八七五之興辦海軍,係以東方新興的日本為假想之敵。一八八二年,李鴻章鑑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國兵船僅可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且分駐數省,號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統歸海軍省節制,呼應一氣。萬一中日有事,勝負不易逆料,除在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外,須再添購新式快船為輔佐,中樞與地方合謀,方可成一局面。年餘之後,再請統一海軍事權,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聘洋將。時中法戰爭已起,陸戰尚互有勝負,海戰則一再失利。戰後痛定思痛,決大治水師,續購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總理,慶郡王(奕劻)及李鴻章會同辦理,漢軍都統善慶,兵部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所有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先練北洋一支,由李負責。十一月,第三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定遠」、「鎮遠」及「濟遠」三船到大沽。

  海軍衙門設置的前二日,李鴻章電促前被英國召還的琅威理再來。赫德恐中國海軍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電懇勸,並請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採行英制,僱用英人,授以訓練全權,得李同意後,於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親王、李鴻章校閱水師操練,李意氣至豪,琅威理獲授海軍提督銜。八月,北洋艦隊游弋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衝突,各有死傷。琅威理請對日開仗,李鴻章持不可,互給撫卹了事。有謂如用琅威理議,一舉而挫日本艦隊,以後的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自英、德駛至。翌年十二月,北洋海軍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學的林泰曾、劉步蟾任左右翼總兵,各艦管帶亦多為留英學生。除已竣工的大沽軍港外,旅順、大連、威海衛均在興建、佈置。琅威理主再經營膠州灣。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順最具規模,一八八年著手佈置,船塢由法人承辦,砲台由漢訥根主持,一八九年工竣。

  北洋艦隊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購自英國,五艘購自德國,餘為自造,另有練兵魚雷艇各若干,約計四萬噸,炮一百二十餘門,官兵四千餘人,以「定遠」、「鎮遠」兩艦為巨擘,各七千餘噸,次為「經遠」、「來遠」等五艦,各約二千數百噸。成軍前數月,李鴻章從琅威理及各將領之議,請續購戰艦,曾紀澤亦有建白,均不獲採納,曾紀澤且受同僚旗人傾害,抑鬱而卒(一八九)。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閱後,李稱旅順船塢已成,軍艦有了歸宿根本,大連、威海衛砲台行將完工,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但實際情形並不如他說。前此戶部以籌款困難,主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李的左右勸他奏駁,不論允否,亦可披露心跡,李不之從,怕的是有違慈禧之意。時慶親王奕劻主海軍衙門,更難期有所獻替,北洋海軍發展,陷於停頓。

  海軍餉絀,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於園庭修建,關係至大。初以創立海軍之時,傳說李鴻章命人托李蓮英轉告慈禧,將來圓明園工程可併入辦理。圓明園計劃作罷,又議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鴻章之經營北洋海軍,是為鞏固京師門戶,醇親王意欲自行掌握,並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囑李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名義,借款百萬兩。李以越事為人所不諒,恐蹈恭親王后塵,唯命是從,即作為海軍經費開支。三海並不能令慈禧滿足,定要仿照圓明園的規模,別營頤和園,以「頤養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興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軍經費挪墊,且曾藉動出使經費。究竟提用幾何,說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餘萬兩,有云二千餘萬兩,有云三千餘萬兩,雖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請續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後丁汝昌復主從速添船換炮之未獲准,不能謂與園工無關。翁同龢所謂「以昆明(頤和園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艦的維持費,尚須依賴借款。南洋艦隊更不必言,是後未再增一船。

  人事為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職位多為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諳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為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為難。一八九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贍、林泰曾為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攜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此一時期的陸軍改革,除了開辦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外,無其他積極措施,大約以為有了海軍,海防鞏固,陸上即可無虞,而且各軍多已採用洋槍、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時財力亦不許海、陸軍並建。

  三、台灣建設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國海防的積極建設,亦促起了朝野對於台灣的重視。就地理上說,台灣關係海防極大,一有意外,全局牽動。過去兩百年的消極政策,斷不能應付當前及今後的情勢,躬蒞其境的沈葆楨曾說:「彼(日本)退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吾備遂弛,則又抵隙而來。」「台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而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台灣善後,絕不容緩。所謂善後,實即創始。沈初到台灣,即修建砲台,為治標工作,其後從事基本經營,作長治久安之計。

  沈的主要措置,一為開山撫番,藉衛地方,以弭內憂。開山工作為修通道路,沿途築堡、設屯。撫番工作為安撫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戶,安定番業,設立番學。二為招徠墾戶,廢除內地渡台禁例,設招墾局,內地來台者免費乘船,到後官給口糧、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三為增置郡縣。於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外,南部添設一縣,中部、東部各添設一廳,北部添設一府、三縣、一廳【註*】。四為推行新政。沈未來台灣之前,已派員勘探基隆煤礦(一八六八),到台之後,經營益力,聘用英國礦師,再行勘查,添置機器。又備置輪船,行駛閩、台之間,準備以台灣為將來南洋艦隊的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註:原有台灣府(台南),台灣(台南)、鳳山(高雄)、嘉義、彰化四縣,淡水(新竹)、葛瑪蘭(宜蘭)、澎湖三廳;新添南部恆春縣,中部埔里廳、東部卑南廳(台東),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蘭縣及基隆廳。

  繼沈葆楨經營台灣的,以丁日昌為重要。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撫,幾乎是以全力籌劃台灣建設,認為購鐵甲船、練水雷軍、槍砲隊、造砲台、開鐵路、立電線,皆屬應辦之事。基隆煤礦開採已有端緒,硫礦、煤油、樟腦、茶、鐵亦當逐漸招商開拓。惟籌款不易,李鴻章勸他先專力路、電、礦、墾。基隆煤礦有了改進,中國最早的電線在南部架設,聯貫南北鐵路亦在計劃。

  首發台灣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為沈葆楨,十年之後,終於實現,此為中法戰爭所促成。戰爭期間負責台灣軍事的劉銘傳具有進步的觀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為福建巡撫。中法戰事甫了,他自請開缺,以便專心經營台灣。中樞及李鴻章因此次戰爭的教訓,即決心大治海防,於是一面命劉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設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改建行省的上諭同時頒發,即以劉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作為富強的基礎。他採行的政策,與沈葆楨、丁日昌無大出入,而成就過之。除改進番人經濟、教育,調整行政區域外,一是整頓財政。首先清丈地畝,重定賦則,使豪室之家不得隱匿霸攬,胥吏無由朘削,人民負擔平均。台灣原額賦銀為十八萬兩,今則達六十七萬兩。次為清理稅收,由九十萬兩增至二百餘萬兩,最後與田賦合計為四百餘萬兩,台省之財,足供台省之用。二是軍事建設。編練艦隊,雖力有未逮,陸防則大為增強,營建新式砲台,上架西洋大砲,配以水雷。所有防營,皆用洋槍,延洋員教練,並設機器局。三是舉辦交通實業。鐵路計劃為北起基隆,南達台南。台北、基隆之間,於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間,於二年後竣工,共長六十英里。輪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遠及南洋。電線南北聯接,及於福州、澎湖。郵政隨之開辦,較大陸的正式設立尚早。基隆煤礦,新購機器開採,並設煤油局。農產方面提倡水利、種茶、植棉、蠶桑。商務方面,招徠南洋華僑投資,獎勵對外貿易,建築台北商埠,創辦電燈、自來水。四是興辦科學工藝學堂。建設需要專門人才,開始暫用洋員,為永久計,必須自行作育。先立電報學堂,繼立西學堂,延英國及丹麥人為教習。此時全國設有公立新式學堂的不過四省,台灣為第五。

  經過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慘淡經劃,台灣步步前進。中國的自強運動已三十年,而以劉銘傳為最努力,在二十三省中台灣最具規模。

  四、內外幹阻下的鐵路經營

  一八八年劉銘傳的鐵路計劃雖遭頓挫,李鴻章仍不願將此問題長期擱置,總望設法開示朝廷,並「使世人略知此種底蘊」。他首謀說服醇親王,藉以影響慈禧太后。醇親王表示可先試行煤鐵之礦、開墾之地,及屯軍設防口岸,再謀推廣。李為轉漕運兵便利,請先築沿運河一線,再及於京師至漢口一線。一八八三年,李復函總署,力陳欲求富強,舍鐵路莫由,「倘海有鐵船,陸有鐵道,國家真實聲望,始得樹立,外人斷不敢輕易動手」。不久中法戰起,無暇再議,及醇親王當政,李和他商討海軍問題時又談到鐵路。一八八六年,與唐胥鐵路有關的工程師金達向李建議,就唐胥鐵路分段延展。李得醇親王同意,設立開平鐵路公司,以曾留學英國的伍廷芳任總理,自胥各莊向西南修至閻莊,長約二十英里。開工後醇親王又與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將來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東北邊防,時為一八八七年。此路為官督商辦,改開平鐵路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後向英、德借款。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車。長約八十五英里,李曾試乘,十分興奮。台灣鐵路亦同時興造。

  唐胥鐵路完成後,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國如辦鐵路,須藉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請。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許法國以辦理鐵路的優先權。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師既為金達,一切採行英制,英國實已佔先。李鴻章於通車後,立請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鐵路,向英國進行借款。為使慈禧、光緒得以親睹,先已於京師修了一條長約二英里的小鐵路,可謂煞費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對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場軒然巨波。初反對的為幾位御史,最大的理由為鐵路有害於國,有害於民,其利僅在洋人。鐵路一成,險要盡失,通州密邇京師,又萬不可修築。正在此時,宮門被火,認為是天意示懲,不以鐵路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書翁同龢、孫家鼐、軍機大臣孫毓汶等數十人,同聲請求停造。有的係由於政治上對李不滿,如翁同龢、孫毓汶,有的是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通州為運河終點,如運河為鐵路取代,一向倚靠漕運為生及借漕倉舞弊的,失其憑藉,所以反對者之中亦有倉場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車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為事的痞棍,更是極力滋鬧,反對者愈加有詞,詆李不恤民情,勢將引起意外。李十分憤慨,致書醇親王,謂:「辦天下事,貴實心,尤貴虛心,非真知灼見,不能辦事,亦不能論事。貴耳賤目,最是誤事。……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實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詔命海軍衙門及軍機大臣會商,並命沿海重要當局籌議。海軍衙門、軍機處及劉銘傳支持原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別有新的方案。

  張的方案為緩造津通鐵路,改築自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以貫通南北腹地,使土貨可出、機械可入,不僅利商利工,鄉間農產與製作,亦得以遠行,又可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餉是矣。」利國與利民實相表裡,張之立論重點在民生經濟,同時亦及於國防,仍為富強兼顧。李一樣注意二者,惟規劃不及張之宏遠,認為須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漸。張反對借款購鐵,主自行積款製鐵。李並非根本不贊成張之建議,只說張的辦法過於迂闊,仍主購用外洋鐵軌,分南北兩段試辦。經費分商股、官款、洋債。朝廷大體採李的主張,一八八九年,調張為湖廣總督,命與李會同海軍衙門籌辦。但張的製鐵計劃非短期可成,李於此一鐵路又乏熱忱,仍謀修造東北鐵路津通線作罷,蘆漢線亦因之擱置。

  近年日本對朝鮮窺伺愈急。俄國復有築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中國對東北邊防益為重視。一八九年,李鴻章等議朝鮮事宜,其一即興辦鐵路。路線為自唐山東出山海關,至於瀋陽,以達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鴻章為關東鐵路督辦。是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要求承辦關東鐵路,期與聯接。總署允將橋樑及車輛所需鐵料歸法商供給。所需之款初與奧國商洽為成,為顧慮俄國作梗,亦不便向英國借貸,不得已而緩修蘆漢鐵路。將每年原撥之二百萬兩,改用於關東鐵路,以金達為工程師。俄國終不願中國建築此路,又恐英國的勢力侵入東北,仍多方為難。一八九二年自唐山修抵山海關,翌年東至關外中後所(綏中),以中日戰起,所有鐵路一律停辦。無論如何,天津至山海關附近總算通車,為一八九四年前中國最長的一條鐵路,約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

  機器局、造船廠所需的煤鐵,俱來自外洋。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已謂「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閩、滬各廠,日需外洋煤、鐵極夥,中土所產,多不合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開平煤礦解決了燃料問題,但不曾解決材料問題。中國鐵礦既未開採,煉鐵亦非咄嗟可辦,均要相當的時間與財力、技術。但槍砲製造,急不容緩。機器局須推廣設置,鐵的需要數量隨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左宗棠力言必須另開大的鐵礦,添置機器,從事煉冶,始可免向外洋購買。最後促成其事的為張之洞。

  張之洞於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粵,北圻前敵軍火多賴他接濟,不惜重金分向歐、美廣求利器,但十分艱難,種種吃虧。戰後決將廣州機器局擴充改新,自行採礦煉鐵、作根本之圖。廣東每年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出口,他以為兩廣產鐵不少,廣東鐵質優良,不必再行開礦,即可設廠煉鐵,遂開始籌備。初擬修造蘆漢鐵路時,每年進口之鐵約值三百萬兩,如仍取之海外,則漏卮太多,主張先行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待新鐵之採日旺,舊鐵之煉日精,積款已足,路工已嫻,再行開建,朝廷從其所議。時張已向英、德定購機器,延聘礦師、洋匠。及張調湖廣總督,他的繼任者說是廣東的鐵砂不豐,財力亦難負荷,不主在粵建廠。既有此阻力,張得知湖北有大冶鐵礦可開,欲一手完成煉鐵事業,即請將所定機器移至湖北,廠址定為漢陽,時為一八九年六月。此即日後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的由來。

  除原有的機器外,張之洞又自比利時添購,工程師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漢陽鐵廠的主要任務為製造鐵軌,其後蘆漢線雖然暫時緩辦,關東線又開始興築。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鐵廠告成。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此時全亞洲皆無鐵廠,上海各報大事宣傳。究之實際,成本過高,品質又不見佳,並不能與洋鐵競爭。支援製造槍砲為漢陽鐵廠的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無所成。統計六年內用款達五百數十萬兩。規模較上海、天津兩局為大。

  五口通商以來,輸入中國的商品,在正規貿易中,以紡織品為主,第一為棉紗棉布,其次為呢絨,沿海地區先受到影響。左宗棠到西北後,以甘肅盛產羊毛,可用以織褐織毯。一八七一年設立蘭州機器局,除製軍火外,並自造機器,試製洋絨,進而添購絨呢機器,由上海德國洋行承辦。一八八年成立機器織呢局,技師盡為德人。左離西北後,德人以合約期滿回國,織呢局鍋爐破裂停工,為時僅約三年。另一原因為成品的質量、售價均不能與洋呢相爭。

  一八五六年以來,英商兩次謀在上海設立紡織廠未准。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有感於英國洋布輸入為中國耗財大端,亟宜購置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願意承辦,獲得李鴻章的協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樞陳述「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價,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先購用,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不得不設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享有十年專利權,這是第二個非軍事性的企業。曾任洋行買辦的鄭觀應為初期的主要籌劃人,但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影響尤大。股本至一八九年始行募足,有三萬五千紗綻,五百餘台布機。終因官為總辦,弊端叢生,三年後毀於火,損失不貲。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一如鐵廠,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綻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辦湖北紡紗局、繅絲局、製蔴局,與織布局合稱為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張的願望是能將盈餘撥補漢陽鐵廠,亦即以民生工業所獲之利,作軍事工業的佐助,實際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辦而非官督商辦的華新紡織新局,此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年專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別行設局的規定,自屬違背。它之得以設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願附股於官督商辦的企業,李鴻章或感於辦法有變通的必要,華新局的規模又不甚大,股東復為有力之士,如江海關道聶緝槼【註:曾國藩之婿】,所以特予許可。最後作為華盛機器紡織廠的分廠。

  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津海關道盛宣懷及聶緝槼奉李鴻章之命於一八九四年,在該局原址另行籌設。名曰華盛機器紡織總廠,仍為官督商辦,並於上海、寧波、鎮江等處招商分設十廠。預定總廠紗綻為七萬枚,布機一千五百台,各分廠二萬枚至四萬枚不等,布機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年共值銀二千五百萬兩(時進口紗布共值銀五千二百萬兩),仍享有十年的獨佔權,紗布如果出口,除關稅外,概免內地沿途稅釐。此一新的紡織廠,即由盛宣懷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