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七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一、慈禧繼續當政

  慈禧嚴刻寡情,對同治甚少假以詞色,動輒呵斥,使其唯命是從。同治頗有小慧,性好嬉戲,母子之間遂生隔閡。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歲,舉行大婚,次年二月親政,慈禧驟感寂寞。復以不喜她的兒媳皇后,同治夫婦生活受到干涉,鬱鬱不樂,左右嬖倖乘機媚誘,微服出入市廛,涉足酒肆青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為逢迎慈禧,博其歡心,宣布重修圓明園。以西北軍事需餉孔殷,大婚用費已近二千萬兩,府庫支絀,言官奏請從緩,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同以為言。同治不許,並以察看園工為名,一再出宮。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等相繼上疏,或勸讀書、勤政,或請節用、愛人,或言焚毀圓明園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為?」凡此皆非同治所願聞。

  時中日交涉正急,恭親王等聯名規諫,列舉六事:一曰洋人盤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擾台灣,恐生不測,應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時召對臣工,務崇儉樸;三曰傳聞時與太監等演唱,且數至圓明園觀遊,言動不可不慎;四曰摺奏往往留中不發,將開拒諫之風;五曰內廷用款浩繁,圓明園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復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論,非一二千萬兩不辦,又何從得此巨款?應即停止;六曰學問必須講求,每日仍至書房,既可收斂身心,又可通達治理。以上所陳,無異訓誡,同治因羞成怒,責恭親王離間母子,把持政事。恭親王反覆指論,不為稍讓。同治指其朋比脅制,謀為不軌,予以革職貶爵的嚴重處分,並擬盡黜進諫的王大臣。事為慈禧所聞,第二日(九月十一日)悉行賞還,命停園工,謂恭親王輔政以來,不無勞勳。最大原因,仍與一八六一年同,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對外仍需要恭親王肆應,特別是目前的日本問題。她雖亦不滿恭親王,惟尚無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來孱羸,近年復耽於冶遊,染上了惡疾。這幕政治風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對外說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親裁決摺奏,仍須由她與慈安權為披覽辦理。十二月十八日,二次垂簾。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卒,無後,慈禧以醇親王之子,同治的從弟,年甫四齡的載湉承繼咸豐為子,並為嗣皇帝,年號光緒。表面的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則在繼續執政,何況醇親王福晉又是她的胞妹,不惟親近,亦易控馭。醇親王懼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為慈禧不容,今生難見天日,只好自裁。

  二、海軍初建與陸師訓練

  阿思本兵輪為中國建立海軍的嘗試,結果完全失敗。左宗棠之主張自造輪船,主要目的為整理水師,此為福州船廠的中心使命,亦為江南製造局的任務之一。截至一八七四年,除廣東自國外購置的小型兵輪七艘、福州購置的二艘外,共有輪船十九艘,約二萬二千噸,成本高、機器舊,不僅無法與歐、美相比,亦不及後起的日本,因之對於台灣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後恭親王痛陳以往自強新政之毫無實際,對於小國日本已備禦無策,倘西洋各國一朝猝發,弭救更無所憑。目前所最不宜緩者,惟防日本為亟。日人習慣食言,不能保其必無後患,至時雖欲將就,亦恐不能。李鴻章早已說過日禍之可慮。今則「其勢日張,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國者,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謂日本「新習西洋兵法,僅購有鐵甲二隻,竟敢藉端發難,(我)若再因循洩沓,而不急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應趕緊購買鐵甲船、砲船及應用軍械等件,無論如何為難,務須設法辦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詔命李鴻章籌款購置。

  一八七五年四月,總署採赫德之議,集中購船,統一指揮,先向英國訂砲船四艘。五月,授沈葆楨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與李分別管辦南、北洋海防,此為中國興治新式海軍的肇始。一八七六年,四砲船由英國軍官率領相繼到華,最為新式,李鴻章極感滿意。一八七八年,囑赫德續購快船(巡洋艦)、砲船各兩艘【註*】。

  *註:此四砲船為「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即Alpha BetaGammaDelta,前兩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噸,後兩船各四百四十噸,均係駐英海關稅務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經購,阿姆斯壯鐵廠(Armstrong and Co.)承造,經費出自關稅。續購兩快船為「超勇」、「揚威」,兩砲船為「鎮邊」、「鎮中」,一八八一年到華。

  一八七九年,因日本併吞琉球,情形叵測,命李與沈葆楨購鐵甲船、水雷。赫德條陳設海防衙門,自任海軍總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國海軍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製的四砲船到後【註:四砲船為「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亦歸北洋差遣。復從李之請,添購快船。不久沈葆楨卒,詔命今後購船事宜,統由李經理,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註:派曾在法國學習政法的馬建忠主持】。一八八年,伊犁及琉球問題轉急,李改向德國訂購鐵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遠」、「鎮遠」、「濟遠」,由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經辦,以免赫德包攬。一八八一年,派丁汝昌為北洋海軍統領。翌年,北洋又向德國訂購魚雷艇四艘;一八八三年南洋向德國訂購巡洋艦二艘;一八八二及一八八四年,廣東向德國訂購雷艇十一艘。至於軍港的經營,李首建船塢於大沽,設魚雷營、屯煤所於旅順。

  海軍人才與船艦同等重要。船艦的來源分自製與購置兩途,李鴻章側重購置,對於福州船廠雖仍支持,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則幾同停頓。人才來源,亦分自行訓練與國外訓練。日本鐵甲船未到前,中日海軍的裝備在伯仲之間,中國自製的揚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國之不及日本的為日本軍官多受歐洲教育,訓練、編制已經現代化,西人認為如中日發生戰爭,勝利可能屬於日本。最早主張海軍學生出洋留學的為沈葆楨,台灣事件結束,即派學生五人,隨日意格赴歐洲遊歷。一八七六年正式遴選十二名赴英,學習駕駛,十四名赴法,學習製造(另有藝徒七名),四名學習礦冶,二名學習律例。一八八一年續派十名。李鴻章負有海軍總責,福州船政學堂不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八八年,別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學生嚴宗光(復)為總教習,次年於大沽設水雷學堂。

  購船之始,以海軍官生的歷練學藝不足,不得不借才異域。一八七九年,英國海軍大佐琅威理(William M.Lang)率領中國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來華,李鴻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參與阿思本艦隊,不願聽命於李,希望諸事透過赫德,為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為教習。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國海軍,赫德再薦琅威理,李請駐英公使曾紀澤與洽。一八八二年十一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軍總查,職司訓練,勤於任事,為海軍官弁所敬憚,軍容頓為整肅。統領丁汝昌出身淮軍騎兵,雖曾管帶長江師船,而於近代海軍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從。

  建設海軍需要巨額經費,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萬兩,實得僅半數。一八七七年,復以山西、河南大饑,詔命借撥海防經費,以應賑恤之急。一八七八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經費充作京餉,最少被提用七十餘萬兩。翌年,李鴻章請撥足用款,僅解到四十餘萬。

  截至一八八四年,統計北洋擁有兵船十四艘,八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為購置,餘為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廣東僅有雷艇,全為購置。此四支艦隊,不相統轄,而且速率不一、槍砲不一、編制不一。

  陸師的改革先於海軍的興治。天津英軍尚未撤退之時,英國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練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繼復於八旗漢軍中挑選三百六十名,一併交英人教練。為保衛上海,一八六二年士迪佛立及英海軍提督何伯又請撥兵三千代練,李鴻章予以半數。另以六百人撥交法人。其後廣州、福州相繼仿行,以英、法競爭,由兩國分任,可見內幕之不單純。

  淮軍為最早用西法訓練而有成效的部隊。李鴻章之不願將華兵交洋將代練,是怕權力旁落,不受中國調遣,因募洋將教練,使居於客位。及李任直隸總督,主將現有兵勇選汰,一律改用洋槍、洋操。中樞雖未採行,然已命劃一訓練。英、俄、法對華各有企圖,英人已參與海軍,李不欲其過問陸軍。他認為德國近年軍政修明,與中國無邊界毗連,又無傳教與販賣鴉片之事,極應聯絡,以助軍謀。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動,因於一八七三年,聘德軍官李勱協(Lehmayer)為教習。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學習,回國後,任親兵教練,由德璀琳之婿漢訥根(Ca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國在中國的赫德,漢訥根在北洋陸軍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於北洋海軍。中法戰爭時,李續僱德國軍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設天津武備學堂,選淮軍弁目肄業,學成後分發各軍,擔任教官,但非統兵官。

  三、富強兼顧的企業--輪船招商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自強運動第一期,舉辦的新政,限於官辦的製炮造船,認為這是自強的捷徑。但是需款頗巨,有出無入。不易作無止境的挹注,何況軍事工業與其他企業息息相關,彼此必須配合。其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經濟勢力,日益膨脹,利源多為所奪,長此滋蔓,國計民生,勢將俱敝,沿海長江的交通運輸受害尤烈。為了挽救此兩大危機,必須別闢蹊徑,利用民力。民與官積不相信,向不樂與官交涉。縱令有人情願,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後是民間出資經營,政府總其大綱,扶持監督,「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即所謂官督商辦。此為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強運動第二期對於各種企業所採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見諸實施的為輪船招商局的開辦。

  五口通商之後,以香港為中心的英國輪船,往來上海、南洋,中國舊式船運幾全失其利。及東北、華北、長江開港,外國輪船愈增,航行的地區愈廣。過去以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的輪船為主,一八六二年後,又有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Co.)的上海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專載沿海及長江客貨。是後數年,英國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北清輪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輪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繼成立。寶順洋行(Dent and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Co.)亦均營輪船業務。加之進口洋貨有特別優待,關卡於洋船不敢過問。華商與合夥貿易之船,由洋商報關,華商自行貿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報。各口生意,洋商佔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計壅阻,國家稅餉尤損失不貲。

  另一嚴重問題為漕運。漕運積弊已深,官吏節節侵漁,運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費亦鉅。一八二五年,試僱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運,然載重不大,運腳過昂。一八六四年丁日昌曾請由華商置買輪船。兩年後,左宗棠復力陳輪船之利,無事時可用之轉漕,有事時可用之運兵運糧,並強調外國輪運,對於中國南北經濟的傷害。「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資本,寖至歇其舊業。……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唯一辦法為自備輪船。

  三十年來富而多金的洋行買辦投資於英、美輪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為領導,給以利便,大可冀其轉而相就。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焌光謂「欲弱西國,必自富中國始;欲富中國,必自暗抑洋貨,流通土貨始」;如準商辦輪船兼運漕糧,縱客貨未能充裕,亦可藉資彌補。李鴻章深表贊同,認為華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幹之員出而擔當,復有專門生意(漕運),自不至為洋商傾奪。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總辦為曾任怡和洋行總買辦十餘年、負責輪運業務的唐廷樞,會辦為曾任寶順洋行總買辦十餘年的徐潤,均稱得起「熟悉生意,殷實能幹」之人【註:唐廷樞、徐潤均兼營錢莊,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輪船公司董事】。另一會辦為李的親信盛宣懷。初擬招商股百萬兩,實收約半數,官方墊付約二百萬兩,分年於漕米等物運價內抵還。

  招商局初僅有輪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紛紛跌價,招商局不得不隨之削減。因為獨佔漕運,有固定收入,尚可與之周旋。旗昌輪船多往來天津、煙台,因無法競爭,翌年將所有輪船、碼頭、棧房售與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傾擠,招商局的近海業務,尚可勉強支持,遠洋則無法抗衡,不得不與兩公司妥協。一八七八年,與訂「齊價合同」,劃一運價,分配貨源噸數。華商顧全大局,貨物多交招商局承運,招商局的業務,不亞於洋公司的全部。一八九年「齊價合同」滿期,怡和、太古不肯續訂,雙方又開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賴政府協助,華商有愛國熱忱,仍有盈餘,但船數與噸位的發展,已落兩公司之後,中日戰後,處境更為艱難。

  四、煤礦、鐵路、電線

  第二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為開平煤礦。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屢以開採煤礦為請,希望輪船用煤,就近取給,不必自歐洲轉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以煤為日用之物,又為機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贊同借外國挖掘之器,為中國永久之利。議辦輪船招商局之年,馮焌光已論到進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機器開採,洋煤可不阻自絕。李鴻章亦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閩、滬各廠所需外洋煤鐵極夥,……設有閉關絕市之時,不但各廠廢工坐困,即已成輪船,無煤則寸步不行」。如「採錬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惟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之計,殊有關係」,所以輪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開採煤斤一款。

  一八七四年,籌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認為開礦為富強要圖。一八七六年,李鴻章命盛宣懷開採湖北廣濟、興國之礦,唐廷樞調查直隸開平之礦,後者蘊藏甚富,決定設局招商。因熔鐵爐需款過巨,技術上復有困難,鐵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決專採煤礦。一八七八年,設開平礦務局,總辦即唐廷樞,工程師為英人柏愛特(RR Burnett)、金達(CW Kinder)。開辦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噸,除分供各廠、局及中外輪船之用外,兼可顧民用。李十分滿意,謂「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洩,富強之基,以為嚆矢」。約在同一時期,各省興辦的煤礦,在十處以上,大都為官督商辦,而以台灣基隆、安徽池州、直隸門頭溝、臨城、山東嶧縣、江蘇徐州利國驛,較具規模。

  輪船招商局的成立,為促成興辦開平煤礦的近因,開平煤礦又促成了鐵路經營。英人對於中國鐵路最為熱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廣東至江西鐵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蘇州一線,蘇撫李鴻章認為必有主謀,此事果屬有利,應由中國自辦。一八六四年,英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斯梯芬生(M.Stephenson)東來,代中國擬訂了一個築路計劃,自漢口西經川、滇至緬甸、印度,東至上海,南至廣州,再自上海至寧波、福州,另一線自鎮江北至天津、北京,實有經濟、政治兩種企圖。英使阿禮國勸總署採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籌議修約時,除了李鴻章外,各省當局幾無人贊成修建鐵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滬鐵路,翌年完成一段,開始行車,轢斃一名華人,引起騷動,結果由中國贖回拆除。中國第一條完成而繼續發展的鐵路為開平運煤鐵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築台灣鐵路計劃,獲得批准【註:因經費無著未成】,唐廷樞乘時請李鴻章築開平地區鐵路。李雖首肯,但在湘滬鐵路即將拆毀的情形下,仍有顧慮。一八八年,唐變更辦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蘆台向東至胥各莊,挑一運河,再由胥各莊接快車路,直達礦所。快車道為鐵路的別稱,礦所即唐山,長十八英里。路成後,初用騾馬拖車,一八八一年始駛行機車,工程師為金達。

  唐胥鐵路修建之時,伊犁、琉球問題緊急,淮軍宿將劉銘傳稱,中國欲圖自強,機括在急造鐵路,建議以北京為中心,分向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興建四線。反對者謂鐵路為害有三:一為洋人從旁覬覦,藉端要求;二為礙田、廬、墳墓、橋樑;三為奪輪船招商局之利。李鴻章雖力言有利無害,亦承認風氣未開,籌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頗多,大舉修造尚非其時。

  列強對於中國應辦的新事業,幾無一不虎視眈眈,而以電線為最早。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間,俄、英、法、美屢以為請不遂,但丹麥大北電線公司已於一八七一年自設香港至上海海線。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奏准安設福州、廈門、台灣電線,由大北公司承辦,先辦陸線,以居民阻止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李鴻章於大沽、天津試行,用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遂於一八八年,請籌辦津滬之線,設立天津電報學堂,謂用兵以神速為貴,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議。一八八一年,津滬通報,設電報總局,官督商辦,已非專為軍事,負責人為盛宣懷。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漢口,天津至北京、山海關、旅順,廣州至廣西龍州各線,一律竣工。其後愈擴愈廣,各省及西北、西南邊區諸線,陸續完成。

  五、駐外使館的設置

  有約國家,公使長期駐紮北京已十五年,中國迄未派人駐紮有約國家。斌椿出洋是觀光性質,蒲安臣奉使是臨時性質,崇厚赴法係為謝罪。中英滇案發生,英使要求條件之一為中國須派大員赴英國通好謝罪。謝罪只是一時的,通好應是長期的。清廷從恭親王、李鴻章之請,命夙曉外情的前署廣東巡撫郭嵩燾,以侍郎候補授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即駐英公使。時人多視出使外國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並請將出使著為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倫敦。他認為出使外洋,固當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則須以理求勝,無所屈撓;尤當「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為利弊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則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西洋立國,本末兼資,……正宜推考其情勢。」英人對於他的風采,深致好評。不久又兼使法國,他的高尚爾雅風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屢次致書李鴻章、沈葆楨,盛言西洋氣象日新,學校規模整肅,討論精詳,一皆致之實用,凡百取成於學。四十年來,中國之不知洋務,由於不學。復將來英途中聞見觀感,撰為日記,稱頌西洋政教修明,中國如能知其本末,應付得宜,即可致富強,否則必被其禍;並斥宋、明諸儒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鴟張虛惘。國內的議論對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議益為沸騰。編修何金壽劾他「有二心於英國」,他的至好王闓運說他「已中洋毒」,一向欽佩他的李慈銘責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劉錫鴻內結軍機大臣李鴻藻,蓄意構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一八七九年召回,繼任人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郭離英之前,英國朝野皆惜,說他到任以來,不亢不卑,進退合度,遇事用心,見識宏遠,對於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無私之心,逕告國內,知無不言,不愧國使。返國之後,英人仍懷念不置,說他鎮定持重,與外國處無損其影響與威儀,對中國政府確已盡職;說中西情勢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僅為中國得人慶,外國亦將受益。但是他不僅未獲重用,且不敢入京。

  中英關係最為煩劇,中美關係素稱友善,在美華僑獨多,又有留美學生,所以第二個使館設於華盛頓。首任正、副使為前留學生監督陳蘭彬、容閎,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為出使大臣的盡屬粵籍,此或為便於照料華僑。新近使中國感受極大威脅的為近鄰日本,所以第三個使館設於東京,首任正、副使為何如璋、張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這時德國已成了歐洲大陸一等強國,中、德修約交涉方急,李鴻章又在積極仿行德國軍制,採購德國軍械,所以第四個使館設於柏林,首任使臣為劉錫鴻,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製造局、時任留學英、法海軍學生監督的李鳳苞繼任。俄國是中國設置使館的第五個國家,近因為伊犁問題,人選為前已說及的崇厚。法國因地理關係,由駐英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相繼兼任。曾紀澤為改議伊犁條約,復兼使俄國,一八八七年,仍改為專設。一八九五年法國亦改為專設。駐美使臣為華工問題,初兼使西班牙、秘魯,最後免兼西班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義、奧、荷、比,大都由駐俄、駐德、駐英使臣兼任,二十世紀初年,相繼改為專任。總署規定出使大臣須將各國虛實及大小事件撰為日記,按月匯報,並須翻譯外洋書籍、報紙,隨時諮呈。用意未嘗不善,久則漸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記而論,確有所見的,殊不多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