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0日星期一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五章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自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七年,中國經過二十八年的全國性與局部性的變亂,直接蒙受災害的當然是人民。滿地瓦礫,遍地白骨,喪失生命財產幾何,不易得知。人煙稠密的長江流域,為太平軍與清軍往復爭奪燒殺之區,湖南為時約四年,湖北約五年,江西約八年,安徽、江南約十二年,浙江約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廣西、廣東為久,次為四川、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直隸,多則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戶口有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時溫飽之家,大半成為餓莩。號稱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餘萬減至數萬。皖南「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黃蒿白骨,並無居民市鎮,竟日不見一人」。江西數百里「不聞雞犬聲,惟見餓民僵斃於道」。曾國藩謂「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我們不妨說各居其半。有謂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五年十四年間,中國人口之死於戰亂者,至少為二千萬或五千萬,雖不一定正確,恐亦相去不遠。據官方的統計,一八五一年江蘇人口約為四千四百三十萬,浙江約為三千萬;至亂後十年,即一八七四年,江蘇約為二千萬不足,浙江約為一千一百萬不足。如屬可信,此兩省人口已減少四千餘萬。安徽、江西所受戰禍不亞於江、浙,人口的死亡當亦不少於江、浙。數十年後尚未能恢復以往的盛況,依然是殘破蕭條。

  至於西南、西北,亂前雲南人口約為七百五十萬,亂後據說僅存三百萬,死亡百分之六十;貴州亂前約為五百四十萬,亂後約存三百三十萬,死亡百分之四十。陝西亂後,城邑堡寨,民靡孑遺,回人原有數十萬,除西安城內的二三萬外,餘均盡族西去。亂前全省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亂後十年,仍僅八百萬。甘肅原來漢多於回,亂後回多於漢,隴東千里荒蕪,炊煙斷絕。固原州城,漢人存者不過十數,靈州不過數家,寧夏幾無遺類。河西肅州城中漢民原三萬餘,被回人先後殘殺,存者僅一千一百餘口。回人死於兵戈者,亦不在少數,官兵每克一城,屠戮現以千計。通省漢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亂前人口為一千五百萬,亂後不足二百萬,雖未必屬實,死亡的數目恐在半數以上。

  大亂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亦至重大。顯而易見的為正規軍的沒落,代之而興的為地方練勇,即湘軍與淮軍,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雲南的岑毓英,甘肅的馬占鰲。八旗軍久已空有其名,綠營亦驕頑腐窳。江南大營兩次陷落,其主力幾乎全部崩潰。保衛湖南,肅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復金陵,底定閩、粵的為湘軍,平定江南、閩南,及捻亂的為湘、淮聯合軍。至於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的底定,固均湘軍之力,雲南的底定湘軍亦與其役。簡言之,二十餘年大亂之削平,無一不賴湘、淮軍,尤其是湘軍。清的統治之得以續延五十餘年,可說是湘、淮軍所給予,但是清的權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恃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踪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軍留防,成為勁旅,稱為「勇營」。綠營益同虛設,因就中選擇訓練,編制、餉章,悉仿湘、淮軍之制,名曰「練軍」,始於直隸,各省相繼踵行。此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實綠營與湘、淮軍互有利弊,綠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非將有,為國家的軍隊;但官不久任,兵為世業,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團結不堅,指揮不靈,自難言戰。湘、淮軍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則是國家的武力變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軍為尤甚。湘軍的領袖多為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為向背,不惟王錱、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為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懾。繼承他的衣缽的為袁世凱。

  湘軍餉糈來自捐輸、釐金、鹽課,多由自籌,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軍將領初任巡撫者,除甫抵任即戰歿的安徽江忠源外,僅一湖北的胡林翼。清廷雖採以漢制漢政策,而對於轉戰七年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不給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至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始不得不授以殘破的兩江。及浙江糜爛,復命兼辦浙江軍務。此後七年之間,湘軍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廣西巡撫劉長佑,旋升直隸總督,安徽巡撫李續宜,浙江巡撫左宗棠,旋升閩浙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後署兩江總督,遷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劉坤一,廣東巡撫郭嵩燾、蔣益灃,陝西巡撫劉蓉,湖北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李瀚章,雲南巡撫劉嶽昭,後升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楊岳斌。他如河南巡撫嚴樹森,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湘軍亦有相當淵源。湘人「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自一八七年起,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位居督撫之首,擁有數萬新式訓練裝備的淮軍,分駐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廠,國防外交,一歸其經劃。一八六年以前,督撫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漸減少,最後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雖非盡屬湘、淮系統,而湘、淮將領實奠其基。他們握有地方軍政財大權,不僅為漢、滿權力消長的關鍵,亦為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關鍵。當然中央的一紙命令,仍可決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有顧慮,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