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魯迅「救救孩子」的疾呼，更有胡適的痛切之言：「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中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
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目下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正是對孩子的殘害荼毒。
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中
國首倡公民概念的是戊戌變法時的嚴復。民國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正式把公民教育列入課程，原來只是在「修身課」中加入「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到一九
二三年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然而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運動也有過波折，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公民課變成「黨義課」，即用三民主
義去訓政。然而卻遭知識分子群體的抵制，胡適對黨化教育嗤之以鼻。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個全人的發展，
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
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復了公民課。而目下遭到香港各界抵制的「國民教育」，卻得到天朝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
報》力挺，儼然勢在必行。對照國共兩朝，不禁念及當年儲安平的警世恒言：「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須
知中共已蕩滌了大陸的公民教育，豈止民國時代的公民課內容被「焚書坑儒」，就是國內教育界百多名學者和教師編寫的八冊《新公民讀本》也被禁了，這套教材有
公民道德內容，也有公民價值觀教育，比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內容，則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
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
評建議等。總之頗為符合普世價值，試想中共如何容得下它？所以二○一○年才印出來就勒令收回，統統還原成紙漿！
當年胡適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這個標準同樣可以用於考察香港特區政府。
吳思源: 一個課程，各自表述 ----辦學團體應各自提出「國教」科的綠皮書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若要在學校推行而又取得巿民大眾及家長的信任，現在看來只有一途，就是教育局廢除它的指引，改為由各辦學團體以至個別學校自行制訂課程內容及教材。
尤
其是基督宗教的辦學團體，因着有清晰的教育哲學和理念，更是責無旁貸要承擔這先導責任。事實上香港多數著名的學校都是由教會主辦，百年來培養出很多優秀而
對中國近代史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如辛亥革命的志士）。而且教會學校一直以來都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積極培養學生對社會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教育局今天
提出「德育及國民教育」，教會學校認為不是甚麼新生事物，過去一百年我們都一直在做。這些寶貴的經驗實可供今天借鏡，更可補教育局及有關委員會的不足。
基
督教信仰認為人除了是地上的國民，也同時是天國的國民；人除了要向屬世的國家效忠，更加要向屬天的國度效忠。教會學校的國家觀從來不是絕對的，認為政府及
執掌政權者都必須服膺於造物主天父上帝的主權之下，這信念正正給狹隘的愛國論提供了疫苗，令人對國家的觀念更加健康而完整。因着教會的信仰對「黨」、
「國」、「民族」有比較全面的看法，而且它的歷史觀比較長遠，它的國民教育理念也就從來不是只爭朝夕，也不會奉承任何權貴。
而
教會因着其人文傳統，也較容易看到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積極而健康的「國民教育」，絕對不是對國旗、國歌或國家成就有感情觸動那麼簡單；而是須放眼於
廿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並讓學生看到中華文化覆蓋兩岸四地以至海外華人聚居之處。所謂認識「中國」必須在認識「中華文化」的框架下；心繫「祖國」也必然
包括悠長的中華文化道統和道德教化，以至對「國民身份認同」這觀念有更完整及開放的了解。
由
此我們編訂的教材除介紹內地的成就，也可以包括台灣、香港、澳門以至海外華人的貢獻成就。除了讓學生欣賞《義勇軍進行曲》，也要涉獵《梅花》；除了介紹魯
迅和巴金、毛澤東和鄧小平，也要介紹胡適、蔣中正、殷海光、錢穆和林語堂。這些都是影響近代中國至深的一些人物。而國情遊學團，除了去中國大陸，也包括寶
島台灣。
當辦學團體（除了教會的辦學團體，也包括保良局、東華三院，各商會和其他宗教）各自各精采的提出它們的「國教」科綠皮書，百花齊放，容讓彼此交流和學習，分享經驗，這才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國教」的獨特貢獻。
吳思源
中、小學校監
陳閱心﹕有HK味的國民教育
酷熱下數以萬計市民上街質疑國民教育，港府應如何破局？社會撕裂和對抗愈見升溫，甚至可能出現罷課，政府和民間會走到魚死網破丶兩敗俱傷的死角嗎？香港整體社會在這件事上可以「點收科」，是對梁班子政治智慧的拷問了。
首先，梁班子需要做一個最基本的大局判斷：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本身？還是只反對他們所擔心的某種愚民式丶洗腦式國民教育？
北京和港府都必須相信香港畢竟是一個理性社會，並非反對國民教育本身。事實上，世界各國都使用不同方式推行某程度的國民教育，就是最自由民主的國家譬如加拿大，移民入籍前皆要熟讀一本政府編製的「加拿大人手冊」，按手冊內容認識加拿大歷史丶現丶核心倫理價值觀等等，經過考試及格，才獲批入籍，以確保每個公民都有國民意識。
我記得年少時，父叔輩多是在1949年前後從內地來港的難民，他們緬懷過去在內地接受過的道德教育和國民教育，對港英殖民政府不推行德育和國民教育便非常看不順眼。
從未接受過國民教育的人，可能真的較難明白和體會國民教育的價值。有管治威信的政府，能夠讓市民明白國民教育的意義，起碼不會添亂並令市民對國民教育有洪水猛獸的印象！
如果梁班子審視形勢，判斷香港人並非反對國民教育本身，解決今天的亂局才有轉機。下一步，便是誠心聆聽各界市民的憂慮，真心實意地創造一種香港人能接受丶感安心的國民教育，然後，耐心地讓市民明白。
怕什麼？
關鍵是，創造一種有HK味的國民教育，梁班子（甚至北京）怕什麼？例如，談六四究竟有何可怕？難道便真的會動搖祖國政權？香港人年年悼念六四，若700萬
崇尚和平理性的香港人，因為在國民教育中談談六四便叫祖國不穩，那應早早發生了，還會等到今時今日嗎？其實，如今在內地，人民也是常常談論政局和時事的，
坐計程車時，便經常聽到計程車司機罵官員罵到七彩。今天內地社會的不和諧和群眾事件，都並非因為市民看見不平事之後發出批判罵聲所導致，而是不公平的事情
本身，甚至有時候是官逼民反。
這幾個月正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豐子愷《人間情味》作品展，有一幅展品，題為「某種教育」，畫中人像個製餅師傅，用一個餅模，複製同一個樣子的學生們，豐子愷以此諷刺那種壓制獨立開放思考的古板教育。
香
港對祖國能夠作出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香港式的獨立開放理性文化。回顧百多年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時刻，香港這片小天地，其出於良知對祖國時局是其是、非其非
的聲音和行動，都對中國進步富悤產生了積極正面的作用。明乎此，梁班子處理關於國民教育的風波，方能不將矛盾惡化，才有希望渡過今次管治危機。
作者是大學協理副校長，筆名閱心：閱事理丶歷世情丶觀人心丶悅善樂道
陳景輝﹕為何要罷課？
政府常說，國民教育科有3年開展期，如學校準備不足可以延後。這是語言騙術。就算你今年不開展，你仍是踏進了那開展期，而個別學校的教或不教，根本無礙於大局。又或是說，這影響了孩子們的「正常」學業，但正如吾友兼已為人父的余在思所說，相對於從小學到中學共12年的「非正常」教育，這短暫影響又算什麼呢。相反，讓我們回憶一下香港發生過的罷課，孩子總是獲益良多。記得1989年6月，
我就讀的小學並沒有如常上課，但老師為了一件比「課程表」更重要的事情流淚和吶喊，這幅公民集體自畫像到了今天仍印在我的腦海，難道這不是教育揦？至於什
麼「孩子將有樣學樣動不動罷課」，則完全因噎廢食。這種邏輯像是說，為了不想人胡亂發聲，就乾脆叫人完全噤聲，哪怕遇到侵害之際。這不是教育。
誠
然，罷課的力量在於「中斷」日常生活的秩序，所以大家正在努力籌劃如何把干擾降低，例如罷課時孩子仍須回校，以減輕家長負擔。但我想，這是罷課的副作用。
罷課真正要干擾的「日常」，是那一正在移植進城的臣民教育。近月的爭論中，我們清楚看見，不管是課程指引、公帑資助的教材抑或教育局自己製作的教材，處處
流露那種「見國旗就興奮」的反智要求。這到底不是香港風格。讓我們承認，國教科是一國滲入兩制的「特洛伊木馬」，企圖把我們的下一代培養成皇朝的臣民，而
非真正現代公民，這是維穩的變奏。因而，罷課就是不讓這頭木馬進入小孩的日常生活。
今
次罷課，跟平日的行業罷工不同，這不是為了某行業的利益（不含貶意），而是全民利益。救生員罷工未必和泳客的利益完全一致，但老師罷教則和家長、孩子及全
港公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到底，國教科不同於電視上的心繫家國，課室中的孩子既要接受評估也無法將之關掉。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要揦能把這樽意識形態三聚氰胺
踢出課室，要麼祈求孩子的靈魂足夠強健。
莊聖謙﹕實事求是 化危為機
近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引起廣泛爭議，身為教育工作者，可謂喜憂交集。喜者，社會高度關注下一代的教育，重視其全人及價值觀的培育；憂者，事件已被簡化為陰謀論，「國教科」跟「洗腦」畫上等號。事事二元對立，就不需分析；一見爭論就放棄推行，只得原地踏步。
其實，當前的兩大核心問題是：（1）部分公眾對政府有暫時性的信任危機；（2）部分教材內容引起公眾憂慮和恐慌。
《明報》於8月7日刊出蔡涯棉先生〈國民教育事件考驗社會化危為機能力〉一文。蔡兄未嘗執教鞭，卻一語中的，關鍵確實在教材。政府資助製作的教材既然出了問題，我們理應實事求是，從教材方面覑手解決，決不應因噎廢食。
回應蔡涯棉先生的建議
蔡兄建議資助大學編製教材。姑勿論今次出問題的「中國模式」教材正是出自大學之手，惟大學乃專注研究學術之所，其專長向來並非編製中小學教材。此外，從今次爭議事件，亦可見政府直接資助出版教材，實非上策。
教
科書／教材之困擾教育界，豈是始於國教科？本港教科書供應已近壟斷，編製又乏彈性，內容既有不合校本教學，部分又易過時，徒浪費資源。較早前教科書年年漲
價起爭議，正反映市場供應者少，透明度低。主流學校若靠校本編製，則教師百上加斤。此外，印刷教材仍是主流，電子書亦暫難取代。
香港乃多元社會，並崇尚透明、公平、公開。故筆者倡議政府透過公開投標，廣邀業界共同發展一獨立及具高透明度的「教學資源共享及交付平台」，善用現代印刷技術，以「即叫即印」（Print on demand）形式度身訂做，可適量出版教材，有效回應校本需要和學生的個別差異問題。藉當前契機，可解教科書／教材之長期困擾。本地並不乏開發教材的人才，只是礙於門檻過高，誘因不足，家長才頓成俎上之肉。
政
府早前建議各界將國教科教材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基本方向正確，但涉及官方網頁，此刻難釋公眾疑慮。政府應考慮資助非牟利的教育團體建立猶如「食店中的透明
廚房」的網上教學資源共享平台，推動開發國教科教材，並可藉版權費鼓勵開發者加入，提供多元教材供學校選擇，更可透過業內專業交流、公眾監察，淘汰劣質教
材，藉以發展「香港模式」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挽回「食客」的信心，化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