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8日星期三

孔捷生: 救救孩子,救救香港

猶記得魯迅「救救孩子」的疾呼,更有胡適的痛切之言:「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中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 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目下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正是對孩子的殘害荼毒。

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中 國首倡公民概念的是戊戌變法時的嚴復。民國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正式把公民教育列入課程,原來只是在「修身課」中加入「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到一九 二三年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然而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運動也有過波折,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公民課變成「黨義課」,即用三民主 義去訓政。然而卻遭知識分子群體的抵制,胡適對黨化教育嗤之以鼻。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個全人的發展, 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 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復了公民課。而目下遭到香港各界抵制的「國民教育」,卻得到天朝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 報》力挺,儼然勢在必行。對照國共兩朝,不禁念及當年儲安平的警世恒言:「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須 知中共已蕩滌了大陸的公民教育,豈止民國時代的公民課內容被「焚書坑儒」,就是國內教育界百多名學者和教師編寫的八冊《新公民讀本》也被禁了,這套教材有 公民道德內容,也有公民價值觀教育,比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內容,則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 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 評建議等。總之頗為符合普世價值,試想中共如何容得下它?所以二○一○年才印出來就勒令收回,統統還原成紙漿!

當年胡適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這個標準同樣可以用於考察香港特區政府。

 
吳思源: 一個課程,各自表述 ----辦學團體應各自提出「國教」科的綠皮書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若要在學校推行而又取得巿民大眾及家長的信任,現在看來只有一途,就是教育局廢除它的指引,改為由各辦學團體以至個別學校自行制訂課程內容及教材。

尤 其是基督宗教的辦學團體,因着有清晰的教育哲學和理念,更是責無旁貸要承擔這先導責任。事實上香港多數著名的學校都是由教會主辦,百年來培養出很多優秀而 對中國近代史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如辛亥革命的志士)。而且教會學校一直以來都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積極培養學生對社會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教育局今天 提出「德育及國民教育」,教會學校認為不是甚麼新生事物,過去一百年我們都一直在做。這些寶貴的經驗實可供今天借鏡,更可補教育局及有關委員會的不足。

基 督教信仰認為人除了是地上的國民,也同時是天國的國民;人除了要向屬世的國家效忠,更加要向屬天的國度效忠。教會學校的國家觀從來不是絕對的,認為政府及 執掌政權者都必須服膺於造物主天父上帝的主權之下,這信念正正給狹隘的愛國論提供了疫苗,令人對國家的觀念更加健康而完整。因着教會的信仰對「黨」、 「國」、「民族」有比較全面的看法,而且它的歷史觀比較長遠,它的國民教育理念也就從來不是只爭朝夕,也不會奉承任何權貴。

而 教會因着其人文傳統,也較容易看到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積極而健康的「國民教育」,絕對不是對國旗、國歌或國家成就有感情觸動那麼簡單;而是須放眼於 廿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並讓學生看到中華文化覆蓋兩岸四地以至海外華人聚居之處。所謂認識「中國」必須在認識「中華文化」的框架下;心繫「祖國」也必然 包括悠長的中華文化道統和道德教化,以至對「國民身份認同」這觀念有更完整及開放的了解。

由 此我們編訂的教材除介紹內地的成就,也可以包括台灣、香港、澳門以至海外華人的貢獻成就。除了讓學生欣賞《義勇軍進行曲》,也要涉獵《梅花》;除了介紹魯 迅和巴金、毛澤東和鄧小平,也要介紹胡適、蔣中正、殷海光、錢穆和林語堂。這些都是影響近代中國至深的一些人物。而國情遊學團,除了去中國大陸,也包括寶 島台灣。

當辦學團體(除了教會的辦學團體,也包括保良局、東華三院,各商會和其他宗教)各自各精采的提出它們的「國教」科綠皮書,百花齊放,容讓彼此交流和學習,分享經驗,這才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國教」的獨特貢獻。

吳思源 中、小學校監

 
陳閱心﹕有HK味的國民教育

酷熱下數以萬計市民上街質疑國民教育,港府應如何破局?社會撕裂和對抗愈見升溫,甚至可能出現罷課,政府和民間會走到魚死網破丶兩敗俱傷的死角嗎?香港整體社會在這件事上可以「點收科」,是對梁班子政治智慧的拷問了。

首先,梁班子需要做一個最基本的大局判斷: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本身?還是只反對他們所擔心的某種愚民式丶洗腦式國民教育?

北京和港府都必須相信香港畢竟是一個理性社會,並非反對國民教育本身。事實上,世界各國都使用不同方式推行某程度的國民教育,就是最自由民主的國家譬如加拿大,移民入籍前皆要熟讀一本政府編製的「加拿大人手冊」,按手冊內容認識加拿大歷史丶現丶核心倫理價值觀等等,經過考試及格,才獲批入籍,以確保每個公民都有國民意識。

我記得年少時,父叔輩多是在1949年前後從內地來港的難民,他們緬懷過去在內地接受過的道德教育和國民教育,對港英殖民政府不推行德育和國民教育便非常看不順眼。

從未接受過國民教育的人,可能真的較難明白和體會國民教育的價值。有管治威信的政府,能夠讓市民明白國民教育的意義,起碼不會添亂並令市民對國民教育有洪水猛獸的印象!

如果梁班子審視形勢,判斷香港人並非反對國民教育本身,解決今天的亂局才有轉機。下一步,便是誠心聆聽各界市民的憂慮,真心實意地創造一種香港人能接受丶感安心的國民教育,然後,耐心地讓市民明白。

怕什麼?

關鍵是,創造一種有HK味的國民教育,梁班子(甚至北京)怕什麼?例如,談六四究竟有何可怕?難道便真的會動搖祖國政權?香港人年年悼念六四,若700萬 崇尚和平理性的香港人,因為在國民教育中談談六四便叫祖國不穩,那應早早發生了,還會等到今時今日嗎?其實,如今在內地,人民也是常常談論政局和時事的, 坐計程車時,便經常聽到計程車司機罵官員罵到七彩。今天內地社會的不和諧和群眾事件,都並非因為市民看見不平事之後發出批判罵聲所導致,而是不公平的事情 本身,甚至有時候是官逼民反。

這幾個月正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豐子愷《人間情味》作品展,有一幅展品,題為「某種教育」,畫中人像個製餅師傅,用一個餅模,複製同一個樣子的學生們,豐子愷以此諷刺那種壓制獨立開放思考的古板教育。

香 港對祖國能夠作出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香港式的獨立開放理性文化。回顧百多年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時刻,香港這片小天地,其出於良知對祖國時局是其是、非其非 的聲音和行動,都對中國進步富悤產生了積極正面的作用。明乎此,梁班子處理關於國民教育的風波,方能不將矛盾惡化,才有希望渡過今次管治危機。

作者是大學協理副校長,筆名閱心:閱事理丶歷世情丶觀人心丶悅善樂道

 
陳景輝﹕為何要罷課?

政府常說,國民教育科有3年開展期,如學校準備不足可以延後。這是語言騙術。就算你今年不開展,你仍是踏進了那開展期,而個別學校的教或不教,根本無礙於大局。又或是說,這影響了孩子們的「正常」學業,但正如吾友兼已為人父的余在思所說,相對於從小學到中學共12年的「非正常」教育,這短暫影響又算什麼呢。相反,讓我們回憶一下香港發生過的罷課,孩子總是獲益良多。記得19896月, 我就讀的小學並沒有如常上課,但老師為了一件比「課程表」更重要的事情流淚和吶喊,這幅公民集體自畫像到了今天仍印在我的腦海,難道這不是教育揦?至於什 麼「孩子將有樣學樣動不動罷課」,則完全因噎廢食。這種邏輯像是說,為了不想人胡亂發聲,就乾脆叫人完全噤聲,哪怕遇到侵害之際。這不是教育。

誠 然,罷課的力量在於「中斷」日常生活的秩序,所以大家正在努力籌劃如何把干擾降低,例如罷課時孩子仍須回校,以減輕家長負擔。但我想,這是罷課的副作用。 罷課真正要干擾的「日常」,是那一正在移植進城的臣民教育。近月的爭論中,我們清楚看見,不管是課程指引、公帑資助的教材抑或教育局自己製作的教材,處處 流露那種「見國旗就興奮」的反智要求。這到底不是香港風格。讓我們承認,國教科是一國滲入兩制的「特洛伊木馬」,企圖把我們的下一代培養成皇朝的臣民,而 非真正現代公民,這是維穩的變奏。因而,罷課就是不讓這頭木馬進入小孩的日常生活。

今 次罷課,跟平日的行業罷工不同,這不是為了某行業的利益(不含貶意),而是全民利益。救生員罷工未必和泳客的利益完全一致,但老師罷教則和家長、孩子及全 港公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到底,國教科不同於電視上的心繫家國,課室中的孩子既要接受評估也無法將之關掉。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要揦能把這樽意識形態三聚氰胺 踢出課室,要麼祈求孩子的靈魂足夠強健。


莊聖謙﹕實事求是 化危為機

近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引起廣泛爭議,身為教育工作者,可謂喜憂交集。喜者,社會高度關注下一代的教育,重視其全人及價值觀的培育;憂者,事件已被簡化為陰謀論,「國教科」跟「洗腦」畫上等號。事事二元對立,就不需分析;一見爭論就放棄推行,只得原地踏步。

其實,當前的兩大核心問題是:(1)部分公眾對政府有暫時性的信任危機;(2)部分教材內容引起公眾憂慮和恐慌。

《明報》於87日刊出蔡涯棉先生〈國民教育事件考驗社會化危為機能力〉一文。蔡兄未嘗執教鞭,卻一語中的,關鍵確實在教材。政府資助製作的教材既然出了問題,我們理應實事求是,從教材方面覑手解決,決不應因噎廢食。

回應蔡涯棉先生的建議

蔡兄建議資助大學編製教材。姑勿論今次出問題的「中國模式」教材正是出自大學之手,惟大學乃專注研究學術之所,其專長向來並非編製中小學教材。此外,從今次爭議事件,亦可見政府直接資助出版教材,實非上策。

教 科書/教材之困擾教育界,豈是始於國教科?本港教科書供應已近壟斷,編製又乏彈性,內容既有不合校本教學,部分又易過時,徒浪費資源。較早前教科書年年漲 價起爭議,正反映市場供應者少,透明度低。主流學校若靠校本編製,則教師百上加斤。此外,印刷教材仍是主流,電子書亦暫難取代。

香港乃多元社會,並崇尚透明、公平、公開。故筆者倡議政府透過公開投標,廣邀業界共同發展一獨立及具高透明度的「教學資源共享及交付平台」,善用現代印刷技術,以「即叫即印」(Print on demand)形式度身訂做,可適量出版教材,有效回應校本需要和學生的個別差異問題。藉當前契機,可解教科書/教材之長期困擾。本地並不乏開發教材的人才,只是礙於門檻過高,誘因不足,家長才頓成俎上之肉。

政 府早前建議各界將國教科教材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基本方向正確,但涉及官方網頁,此刻難釋公眾疑慮。政府應考慮資助非牟利的教育團體建立猶如「食店中的透明 廚房」的網上教學資源共享平台,推動開發國教科教材,並可藉版權費鼓勵開發者加入,提供多元教材供學校選擇,更可透過業內專業交流、公眾監察,淘汰劣質教 材,藉以發展「香港模式」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挽回「食客」的信心,化危為機。

作者是佛教慈敬學校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