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 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襲港無一人死亡 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
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 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
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 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 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
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 「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
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 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 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
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 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
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 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
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 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
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 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作者為傳媒工作者
余錦賢: 吳克儉一錯再錯兵敗如山倒
九萬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聲勢浩蕩，政府卻苦無對策；林鄭和吳克儉在遊行結束前公開表示，會成立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但主辦遊行的單位無一收貨；僵持不下，如果政府硬要上馬，九月開課後，學校出現罷課的可能性頗高，屆時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政府管治會陷入更大危機。
翻看紀錄，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提交過意見書的團體和個人數目雖然不少，但提出擔心學生被「洗腦」的質疑絕對不是主流；事實上，曾蔭權政府對推動國民教育一直小心翼翼，深明其敏感兼惹火，故此在課程發展議會之下，設立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由港大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任主席，成員都來自不
同界別，均不屬政黨，各人十分低調（知名度更低），故此自去年開始諮詢以來，社會上雖有反對聲音，然而堅決抗拒的行動絕無僅有。
到了教育局 資助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整件事才急轉直下；當時，反對最力的只是學民思潮及小部分學生團體，主要政黨和教師組織包括教協都異常低調，基本上缺席。也許因為政界如此克制，吳克儉完全沒有及早撲火，反而一而再地避開學民思潮，消極地不與他們對話，任由爭議一拖再拖，最後家長組織介入，吳克儉這時才匆忙接招，惜為時已晚，輿論開始轉向。
處理這種敏感議題最重要是爭取發言權，主導社會討論，但吳克儉仍脫離不了煲呔年代官員的陋習，只接受一二家電台（另加鳳凰衛視）訪問，其餘文字媒體、電視台等大多被拒諸門外；而這樣一場大爭議，社會上議論紛紛，為何不多做幾場媒體吹風、公開記者會等交代政府的立場？
在推行時間表方面，國民教育在今年九月其實只在小學推行，中學則可因應本身條件決定如何落實，到明年九月，所有中學才會推行國民教育科，如果在事發初段，吳克儉答應凍結一年才推行，影響的只在小學（但學校可以自由選擇），爭取多一年時間繼續諮詢、與各界對話，起碼對家長來說應可起安撫之效，總比現在什麼也不答應，予人「政府一意孤行」的不良形象。
而政府近幾天才急急找來一批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士出聲，試圖挽回輿論支持，但已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CY上場，很多人以為最早出問題的應是房屋、土地、福利等議題，誰料火頭竟先在教育局燒起，由一位弱勢局長主持大局，遂一錯再錯、最後兵敗如山倒。
紀曉風：九萬市民遊行反洗腦 中產稀客上街挫管治
烈日高掛的周日，一個月內又有一次近10萬人遊行。
據主辦單位推算，最少有9萬人昨天上街反對政府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老紀昨天也在遊行隊伍中，觀察是次遊行有三大特色：一是多小朋友，二是遊行過程十分冷靜，三是不少遊行人士都是中產家長。
香港中產大多為六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大多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之中產年輕時靠個人努力奮發向上，學習時受教的是平等、開放及具思考的教育，加上社會條件成熟，令他們成功向上流。
但今時德育國民教育科的設立，直接影響他們下一代「複製」父母的成功之道，實難叫這些中產家長不氣結，一舉紛紛上街。社會最穩定階層的中產也反政府，八年前香港試過一次，結果令當時特首下台。梁班子又何苦重蹈覆轍？
先談多小朋友。昨天軒尼詩道滿布不同年紀的孩子，由手抱嬰兒到長近半個成人高的初中生，可見遊行人士不少是家長，藉遊行進行公民教育。再說遊行過程十分冷
靜。老紀昨一直藏身於隊伍中間，行至灣仔時隊頭應已到達政府總部，所以可能隊頭有人喊口號，但隊中確是較寧靜。這可能是父母避免在子女面前過分激情，也可 能是上街的大部分並非「常客」，不習慣遊行操作，甚或根本不屑這種表達方法。
最後是上街的不少是中產家長。當然，這未經科學方法如問卷調查 研究遊行人士的收入和社經地位，但老紀有兩項觀察也可以和讀者分享。一是遊行父母的衣着頗為「光鮮」，即使如老紀般經常出入中環的白領，每次遊行也穿得較
樸素，但昨天所見不少上街女士，穿得頗莊重。其次是遊行路線沿途一些較為高檔的食肆，也坐滿休息的市民。那些餐廳的下午茶餐也要40至50元，收費絕不便 宜，但依然其門如市。就連在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甚落力的學民思潮，其召集人黃之鋒亦認同，昨天很多上街的都是中產家長。
那麼為何中產家長 要上街？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並不始於今朝，去年5月時，課程發展委員會公布這科目的課程指引諮詢稿，結果惹來強烈反彈，甚至演化至後來有中聯辦宣傳文
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微博上直認國民教育就是「洗腦」，令港人意識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相。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曾榮光教授，去年在《教育學報》詳細分析 國民教育科問題所在，他的論文名為〈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
文章開首，曾教授已介紹「洗腦」概念。他解釋，「洗腦」一詞實是上世紀 5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人的反共詞藻（anti-communist
rhetoric），最早見於Edward Hunter在1950年對剛建政的中共政權進行思想教育的負面報道，加上後來不少美軍在戰場上變節投共，更多人相信他們被「洗腦」。他坦言，不少人如何 志平在報章撰文，指「教育，說到底，還不就是洗腦」（持類似論調的還包括郝鐵川、劉迺強和那個曾賄選的姜玉堆），但事實上，「教育根本就不應該被視為思想
的控制、禁錮與複製，相反應該是一種解放思想、釋放潛能、誘發想像的活動」，所以他提倡把對國民教育的批判，重回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討論。
正如對香港中產素有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所言，香港中產大量形成於70年代。今天的中產，大部分是六十後、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往往有強烈政治立場。這批六、七十後，及後憑着個人努力和香港發展機遇而獲得更佳生活條件，社會地位亦向上流。在他們求學時期，英國人教育雖然不鼓勵他們認識中國，但同一
時間，英國人也毋須當時的莘莘學子學習愛英女皇，要對米字旗「感動」等等。
這些中產人士正正明白，避免對政治過分熱情，接受良好西式教育， 就是中產成功之道；同時間社會也毋須政治化。正如呂大樂分析，在那個大量形成中產的七十年代，對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
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呂大樂正認為，這三大情況恰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 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反之，愛國、鮮明的或左或右的
政治立場，並不存在於中產對「成功」的詮釋。
事實上，連內地學者也明白香港中產有這樣的特點。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建平，在其《社會變遷中 香港中產階層的形成、特徵和啟示》一文中，正正指出「香港中產階級深受西方社會影響，成長過程中，他們參與建立了為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價值和文化規範，包括
公平競爭、流動的機會與開放的社會制度。」
現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正顛覆中產賴以成功之道，而中產另一個特質，就是相信成功路徑是可複製 的。這點並不難理解，中產相信「奮發向上」，以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所以即使時代不同，他們依然謹守這項原則。而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但要求他們的下一代作
政治表態，甚至顛覆中產求學時所學的核心價值，以至影響他們子女繼續向上流的機會，中產的激烈反響絕對有迹可尋。
大部分社會學學者都相信，穩定中產有助穩定社會。然而，對梁振英政府而言，新班子上任未足一個月，已大舉上街反對政府政策，絕不是好消息。上一次中產出動，要數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而最終的後果，便是時任特首董建華因此而「腳痛」提早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