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林天悟:「你懂的」,香港不要懂!



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 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襲港無一人死亡 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 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 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 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 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 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 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 「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 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 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 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 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 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 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 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 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 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 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 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作者為傳媒工作者



余錦賢: 吳克儉一錯再錯兵敗如山倒

九萬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聲勢浩蕩,政府卻苦無對策;林鄭和吳克儉在遊行結束前公開表示,會成立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但主辦遊行的單位無一收貨;僵持不下,如果政府硬要上馬,九月開課後,學校出現罷課的可能性頗高,屆時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政府管治會陷入更大危機。

翻看紀錄,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提交過意見書的團體和個人數目雖然不少,但提出擔心學生被「洗腦」的質疑絕對不是主流;事實上,曾蔭權政府對推動國民教育一直小心翼翼,深明其敏感兼惹火,故此在課程發展議會之下,設立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由港大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任主席,成員都來自不 同界別,均不屬政黨,各人十分低調(知名度更低),故此自去年開始諮詢以來,社會上雖有反對聲音,然而堅決抗拒的行動絕無僅有。

到了教育局 資助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整件事才急轉直下;當時,反對最力的只是學民思潮及小部分學生團體,主要政黨和教師組織包括教協都異常低調,基本上缺席。也許因為政界如此克制,吳克儉完全沒有及早撲火,反而一而再地避開學民思潮,消極地不與他們對話,任由爭議一拖再拖,最後家長組織介入,吳克儉這時才匆忙接招,惜為時已晚,輿論開始轉向。

處理這種敏感議題最重要是爭取發言權,主導社會討論,但吳克儉仍脫離不了煲呔年代官員的陋習,只接受一二家電台(另加鳳凰衛視)訪問,其餘文字媒體、電視台等大多被拒諸門外;而這樣一場大爭議,社會上議論紛紛,為何不多做幾場媒體吹風、公開記者會等交代政府的立場?

在推行時間表方面,國民教育在今年九月其實只在小學推行,中學則可因應本身條件決定如何落實,到明年九月,所有中學才會推行國民教育科,如果在事發初段,吳克儉答應凍結一年才推行,影響的只在小學(但學校可以自由選擇),爭取多一年時間繼續諮詢、與各界對話,起碼對家長來說應可起安撫之效,總比現在什麼也不答應,予人「政府一意孤行」的不良形象。

而政府近幾天才急急找來一批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士出聲,試圖挽回輿論支持,但已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CY上場,很多人以為最早出問題的應是房屋、土地、福利等議題,誰料火頭竟先在教育局燒起,由一位弱勢局長主持大局,遂一錯再錯、最後兵敗如山倒。

 
紀曉風:九萬市民遊行反洗腦 中產稀客上街挫管治

烈日高掛的周日,一個月內又有一次近10萬人遊行。

據主辦單位推算,最少有9萬人昨天上街反對政府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老紀昨天也在遊行隊伍中,觀察是次遊行有三大特色:一是多小朋友,二是遊行過程十分冷靜,三是不少遊行人士都是中產家長。

香港中產大多為六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大多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之中產年輕時靠個人努力奮發向上,學習時受教的是平等、開放及具思考的教育,加上社會條件成熟,令他們成功向上流。

但今時德育國民教育科的設立,直接影響他們下一代「複製」父母的成功之道,實難叫這些中產家長不氣結,一舉紛紛上街。社會最穩定階層的中產也反政府,八年前香港試過一次,結果令當時特首下台。梁班子又何苦重蹈覆轍?

先談多小朋友。昨天軒尼詩道滿布不同年紀的孩子,由手抱嬰兒到長近半個成人高的初中生,可見遊行人士不少是家長,藉遊行進行公民教育。再說遊行過程十分冷 靜。老紀昨一直藏身於隊伍中間,行至灣仔時隊頭應已到達政府總部,所以可能隊頭有人喊口號,但隊中確是較寧靜。這可能是父母避免在子女面前過分激情,也可 能是上街的大部分並非「常客」,不習慣遊行操作,甚或根本不屑這種表達方法。

最後是上街的不少是中產家長。當然,這未經科學方法如問卷調查 研究遊行人士的收入和社經地位,但老紀有兩項觀察也可以和讀者分享。一是遊行父母的衣着頗為「光鮮」,即使如老紀般經常出入中環的白領,每次遊行也穿得較 樸素,但昨天所見不少上街女士,穿得頗莊重。其次是遊行路線沿途一些較為高檔的食肆,也坐滿休息的市民。那些餐廳的下午茶餐也要4050元,收費絕不便 宜,但依然其門如市。就連在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甚落力的學民思潮,其召集人黃之鋒亦認同,昨天很多上街的都是中產家長。

那麼為何中產家長 要上街?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並不始於今朝,去年5月時,課程發展委員會公布這科目的課程指引諮詢稿,結果惹來強烈反彈,甚至演化至後來有中聯辦宣傳文 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微博上直認國民教育就是「洗腦」,令港人意識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相。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曾榮光教授,去年在《教育學報》詳細分析 國民教育科問題所在,他的論文名為〈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

文章開首,曾教授已介紹「洗腦」概念。他解釋,「洗腦」一詞實是上世紀 5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人的反共詞藻(anti-communist rhetoric),最早見於Edward Hunter1950年對剛建政的中共政權進行思想教育的負面報道,加上後來不少美軍在戰場上變節投共,更多人相信他們被「洗腦」。他坦言,不少人如何 志平在報章撰文,指「教育,說到底,還不就是洗腦」(持類似論調的還包括郝鐵川、劉迺強和那個曾賄選的姜玉堆),但事實上,「教育根本就不應該被視為思想 的控制、禁錮與複製,相反應該是一種解放思想、釋放潛能、誘發想像的活動」,所以他提倡把對國民教育的批判,重回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討論。

正如對香港中產素有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所言,香港中產大量形成於70年代。今天的中產,大部分是六十後、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往往有強烈政治立場。這批六、七十後,及後憑着個人努力和香港發展機遇而獲得更佳生活條件,社會地位亦向上流。在他們求學時期,英國人教育雖然不鼓勵他們認識中國,但同一 時間,英國人也毋須當時的莘莘學子學習愛英女皇,要對米字旗「感動」等等。

這些中產人士正正明白,避免對政治過分熱情,接受良好西式教育, 就是中產成功之道;同時間社會也毋須政治化。正如呂大樂分析,在那個大量形成中產的七十年代,對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 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呂大樂正認為,這三大情況恰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 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反之,愛國、鮮明的或左或右的 政治立場,並不存在於中產對「成功」的詮釋。

事實上,連內地學者也明白香港中產有這樣的特點。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建平,在其《社會變遷中 香港中產階層的形成、特徵和啟示》一文中,正正指出「香港中產階級深受西方社會影響,成長過程中,他們參與建立了為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價值和文化規範,包括 公平競爭、流動的機會與開放的社會制度。」

現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正顛覆中產賴以成功之道,而中產另一個特質,就是相信成功路徑是可複製 的。這點並不難理解,中產相信「奮發向上」,以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所以即使時代不同,他們依然謹守這項原則。而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但要求他們的下一代作 政治表態,甚至顛覆中產求學時所學的核心價值,以至影響他們子女繼續向上流的機會,中產的激烈反響絕對有迹可尋。

大部分社會學學者都相信,穩定中產有助穩定社會。然而,對梁振英政府而言,新班子上任未足一個月,已大舉上街反對政府政策,絕不是好消息。上一次中產出動,要數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而最終的後果,便是時任特首董建華因此而「腳痛」提早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