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小記


  一九二九與一九三年,屢聆羅志希(家倫)、蔣廷黻兩先生縱論近代中國史研究問題,欣悉擬合撰一書,囑為襄助。編者時正纂輯近代中國史長,不自度量,許以追隨。其後羅、蔣先生以任重公忙,無暇及此。編者雖草成長編三冊,印行兩冊,亦以世事多故,歲月蹉跎,未能賡續。一九六及一九六三年,廷黻先生舊事重提,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願相勗勉,因之復為心動,惟終懼力不能勝,遲疑未決,而廷黻先生作古。一九六七年冬,旅寓華盛頓,何淬廉(廉)先生自紐約專程惠蒞,謂友好多盼早日從事,不妨暫以晚清及民國時期為斷,勿懸的過高,總以平實簡明,可供一般閱覽為尚。再三考慮,允為一試。不久獲得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支持,遂於一九六九年秋開始,不意志希先生又繼廷黻先生謝世。一九七二年,初稿大致編就,復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助,重予釐董,年餘而畢。

  此書以非學術著作,徵引均不註出處,參考書刊資料,亦概行從略,為便於讀者核比,僅將近人撰述,擇要列舉。何淬廉先生始終鼓勵,多方關注,固銘感莫名,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誼,同誌不忘。

  郭廷以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紐約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註:馮桂芬語】;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註: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註:薛福成語】,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註:郭嵩燾語】,並未過甚其詞。


第一章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一、閎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方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略、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恥,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有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靬、犁鞬),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羅馬為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為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為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略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踪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為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為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賓眾,月氏(貴霜Kusana)馬眾」,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為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為前秦、後秦,繼為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為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眾。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為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為中國文化,仍具有漢化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為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為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為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唐代為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拉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為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為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為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為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為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為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卹。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為番長。長安、洛陽亦為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為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麋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況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恥喪亡,王朝興廢,多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為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敝不遑,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為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為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曾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為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西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為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搜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為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為近。「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為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系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征,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踪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剌、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持,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漢各一,互相牽制,職掌有同事務官,而非決計定策的政務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務為主。尚書侍郎限滿、蒙人補授。都察院的長官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給事中按六部分科,監察御史以省區分道,滿、漢並用。明代給事中可封駁詔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則非其比,職在稽查官府,糾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與六部、都察院合稱九卿。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刑獄重闢,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為學術機構,亦為儲才之地,置掌院學士二人,一滿一漢。宗人府、內務府、詹事府、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均為辦理皇室事務機構。

  總督、巡撫在明代為中央臨時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首長。巡撫每省一人,總督有專轄一省者(不置巡撫),有兼領二省或三省者。督、撫的職責無大區別,亦無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此一重疊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編制上,督、撫均為獨任、輔佐人員為六房與幕友。六房分職有如六部,以書吏任之;幕友由督、撫延聘,經辦刑、名、錢、穀、章奏,參與機要,有如督、撫的顧問或秘書。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蘇二人),一掌政事錢穀,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為分巡道,各轄數州、府,此外尚有專司某種特定事務之道,如糧儲道、河工道、兵備道、海關道,視需要而設。產鹽的地區另設置鹽政或鹽運使。掌理一省學校文風的為學政或學院,與督、撫為敵體。

  分守道與分巡道之下為府、縣,其長官為知府、知縣。一府轄數縣,賦役、訟獄、教化、治安俱為知縣的職責。介於府、縣之間的尚有州、廳,有直隸與普通之分,普通州、廳略同於縣,直隸州、廳略同於府,惟轄區較小。

  自督、撫至布政使、道、府、縣,共為五級,層層節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省內文書往還,有需十餘日者,各省與京師之間,且有多達三月餘者。

  滿洲興起,全恃其特創的八旗武力,以旗統民,亦以旗統兵。及征服日廣,續編蒙古及漢軍八旗,惟不及滿洲八旗之眾。入關之後,八旗有京營(禁旅)、駐防之分。京營任戍衛京師之責,以滿蒙八旗為限,漢軍不與。駐防負鎮撫地方之責,與漢人分城而居。初僅行於東北及直隸、山東、山西,後漸推及各省。於形勝要地,酌置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為旗人專缺。將軍權位最高,含有監視督撫之意,分駐東南的江寧、杭州、廣州,西南的荊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寧夏、綏遠,大都為十七世紀後期,即三藩亂時及亂後所置。直隸不設將軍,而部署獨稱周詳,所駐盡屬滿、蒙八旗之兵。統計八旗兵力約二十萬,京營駐防各半,兵均世襲。

  以漢人組成的軍隊旗用綠色,號為綠營。京城有巡捕五營,約一萬人,各省有六十餘萬,一省多者六七萬,少者萬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轄,分稱督標、提標、鎮標,號為訓練兵,互不相屬。總兵之下為副將,所轄為協,參將、游擊、都司、守備所轄為營,千總、把總所轄為汛,統名差防兵,平時分守各地,供應差役,遇有徵調,臨時抽撥,拉雜成軍,以防兵權為少數人所有。

  政治軍事的防範外,思想的箝制所關尤大。清提倡理學之力,有過於明。八股取士之制照舊採行,而益加嚴密。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為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為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為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為解元,餘為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為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為會元,餘為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為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為策論,所重為書法。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編修。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餘分為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為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為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嘗舉行博學鴻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諸生試以詩賦,給予科名。復大事採訪遺書,整理修訂成為巨帙。《四庫全書》規模之大,尤為前所罕睹。表面是為了便於流傳,實際上是為了統一學術思想。凡有乖經術的諸子百家,異端稗說,概予摒棄。不利清室,有礙於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別禁止、銷毀或刪改。文字之獄更是對於學術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筆墨如少有不當,即指為誹謗,動加刑戮,株連至廣,而以雍正、乾隆兩朝為烈。

  統觀清代的統治策略,一切以集權、防範、壓制為尚。君權之隆,君威之盛,超過任何時代。漢、唐君臣之間,尚略有對等體制,宋、明朝儀雖漸森嚴,臣僚仍可立而陳奏,清則改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清則除部院堂官(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及撫、督等外,概不得專摺言事。同時厚滿薄漢,中央官滿、漢雖各有定額,但權位懸殊。軍機處並此形式亦無。歷任軍機大臣漢員不及半數,以懾於滿員勢焰,遇事惟有緘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滿員常居優先。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督撫大半屬於旗籍。旗官兵以旗籍為限,漢人組成的綠營將弁,則滿、漢並用。兵卒的餉銀,八旗高於綠營,升遷亦較綠營為易。一般旗人復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無處不形成滿、漢的對立。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無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四、清的衰亂

  清朝統治權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後。十七世紀的八十年代至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最稱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為盛世的顛峰,其實是虛有其表,中葉已入衰運。晚期貪婪黷貨之和珅當政,吏治營伍愈為敗壞,民生國計愈為凋敝。嘉慶、道光時上下因循欺矇愈甚,「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雖稱能戰,但人數有限。入關以後,剿平流寇,併滅南明,以降將之功居多。迨中原略定,八旗習於奢逸,漸失勇銳之氣。三藩之亂,康熙採以漢制漢政策,始克削平,綠營實為主力。其後綠營亦趨腐窳,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半數以上是將就了事。綠營餉糈菲薄,侵蝕成風;訓練不施,兵卒疲弱;戰守不足,擾民有餘。嘉慶初年,教亂大起,將帥視出征為致富之道,玩兵養寇。道光時軍紀愈為廢弛,勾結盜賊,吸煙、開賭,一旦徵調,僱無賴代充,見敵即逃。

  康熙後期,國家歲入四千餘萬兩,十之七八來自地丁,即錢糧,次為鹽課、關稅。歲出以軍餉、王公百官俸廉、河工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時且有豐盈。乾隆時,由於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決頻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額外加派特徵,直接間接均出於農民。農民所入,來自土地生產。清初全國耕地,約六百餘萬頃,人口約一萬萬,平均每人耕地約五六畝。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約七百萬頃,人口增至三、四萬萬,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畝,縱令「竭力耕耘,兼收並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連年饑饉,人民流離,為了生存,惟有鋌而走險。

  清的高壓牢籠政策,並不能使人完全馴服,潛伏的民族意識仍在滋蔓,準備相機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會(一稱洪門或三合會)為著。此一組織,可上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至鄭成功而擴大。稍後再行加強,假託部分神話,而歸本於「反清復明」。入會者,通財互濟,同生共死。福建、台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其後遍及於長江流域及東南、西南地區。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為白蓮教,歷史較天地會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運動,即以白蓮教為中堅。清朝初年,白蓮教重張反抗異族旗幟,信者以農民為多,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

  歷代變亂,大都起於中衰之世。清代由於民族的不平,雖在所謂盛世,變亂亦屢次發生。康熙以後的武昌兵變,即白蓮教所策動,雲南、浙江、福建、台灣的叛亂,為天地會所領導。雍正之世,白蓮教、天地會不斷騷動。乾隆年間,復轉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為大。此外尚有甘肅的回亂,貴州、湖南的苗亂。規模最大的為嘉慶年間白蓮教之亂。蔓延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其後白蓮教的別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舉,黨眾遍布華北各省。道光時代,天地會及瑤、夷、回的擾攘幾無虛日。

  中國之有海防問題,為明代倭寇發生以後之事,其平定則賴陸師。清初為海上的鄭成功所苦,應付辦法為迫令沿海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採取大陸封鎖。鄭氏覆亡,清廷有放棄台灣之議,可見其無意於海上經營,不了解海防意義。嘉慶年間,海盜猖獗,出沒粵、閩、浙江海面,飄忽縱橫,數年始定。

  大致看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對於虎視耽耽的西方強敵,又焉能抵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