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筆者看到《大公報》上刊登一篇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負責人鍾庭耀的文章，其中所引資料嚴重失實，結論卻對鍾十分不利、不公，故讀後很替他擔心，想寫文章分析大學民調的一般重要性和鍾博士的特殊貢獻。不過當時筆者正忙於準備台灣之旅，不久就出發了。
回來之後，花很多時間閱讀，寫成四萬多字的《台灣騎乘記》（上兩周在本報一連十天刊登）。寫完之後，想回過頭來補寫關於鍾博士那筆，無奈《大公報》原文已從網上消失；正躊躇之際，《信報》同事周君竟於上周五傳來無名讀者請報館轉交我的一篇下載文章，打開一看，「剛剛遇著啱啱」，就是大公報作者「清水河」寫的那篇題為〈鍾式民調學術水平不高〉的文章，於是馬不停蹄在周末寫出回應，「遲到好過冇到」。
兩點批評 明顯出錯
「清水河」雖然（自稱）是一個「普通市民」，但因為他從學術水平的高度立論，故筆者也從學術觀點回應，並引用學院資料。「清水河」的文章（「清文」）頭一段提出兩點：一、僅做民調，而且獨沽一味以電話調查方法做研究，不是學術；二、在牛津、劍橋等一流大學根本找不到類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這種「技術單位」（既然不是學術單位，只是「技術單位」，當然不配享受學術自由——這是「清文」的中心思想）。
第一點顯然錯。民意調查是一種研究工作，電話調查是其中一種方法。一個研究者，視其本身研究興趣、能力及資源，既可用多種方法研究多個問題，也可「獨沽」電話調查方法，「僅做」民調。做出來的研究，有學術價值，便可說是學術研究，否則不是。故單憑「僅做」、「獨沽」，顯然不能作出「水平不高」、「不是學術」的結論。
第二點錯得更厲害。筆者在美國和香港教過四間大學，每一間都有民調中心。而據筆者所知，世界上絕大多數一流大學，都有附設各種各樣的民意調研機構，資源豐富，人手配備齊全。這些機構調研的問題，包括政治性的、商業性的、社會性的，以及各種和心理、生理、本地、外國有關的，包羅萬有；所用的方法，包括問卷、電話、網上調查，等等。有些是「獨沽一味」，有些則是「一條龍」（上下游）甚或「N條龍」（多方位）作業。茲列舉事實證明。
西方大學 各設民調
美國最負盛名的八間「長春藤」大學，各自都設有一所或多所專業的調研中心，無一例外；有些是獨立的，有些是附屬於更大的研究單位之下的。現不厭其詳，一一羅列於下，並附簡介。
一、 哈佛大學：隸屬Kennedy
School的Institute of Politics，是一個龐雜的政治學習、實習、調研中心，不授學分課，卻有一個由全職專人負責的民意調查組，2000年以來「獨沽一味」，每半年做一次 全國大學生政治傾向及公共服務意願調查，成果免費提供給所有政黨、政府、學者、傳媒人士（今年4月25日，此組發表的民調結果顯示，年齡十八到二十四歲的美國年輕人，表示支持奧巴馬的比支持羅姆尼的，多出十二個百分點。這個民調，性質和鍾庭耀做的一些香港民調很接近）。
二、普林斯頓大學：下 設獨立的Survey Research Center，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Professor
Alan B. Krueger （現借調往白宮當奧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心全方位作業，包括開設專門訓練學生做民調的學分課，並負責管理由教授及學生設計的調研項目，幫助他們設
計等（此中心特色之一，是擁有十五台先進的自動電腦輔助調研電話。由此可見，「電話調查」並不是什麼等而下之的研究方法）。
三、哥倫比亞大學：社工學院下設的Social Indicators Survey Center（SISC），專門從事社會問題特別是有關平等方面的民意、民況問卷調查，所得資料，提供給中心以外的研究者使用。中心同時也是教研單位，與上述普林斯頓的調研中心類似。
四、 賓夕凡尼亞大學：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下屬的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經常獨立進行自己的民意調查，然後開放給社會大眾享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全過程中的民調，以這個中心做的最齊全最權威。取得民意的方 法是進行電話及網上調查，其訪問人數幾乎達到九萬，前後反覆答問的人數接近三萬，前後五次反覆接受調查的人數也有一萬多（資源豐富才可以那樣做民調，鍾博士「唔恨得咁多」）。
此外，此中心還下設一個人手充足的FactCheck.org研究中心及網站，專門「抽秤」主要政治人物有沒有公開說錯、說謊，研究結果不斷提供給不同政治立場的傳媒，保證曝光（蔡子強先生亦
「唔恨得咁多」 ，但可考慮在香港設立同樣打假機制）。
五、 康奈爾大學：下設獨立的Survey Research Center；此調查中心與上列的不同，是一個收費服務各界、自負盈虧的問卷調查中心。其一年一度發表的紐約州成年人一般狀況調查報告，包含八百個子報
告，規模非常大；另外一個全國人口問題調查報告也很有名。這兩個調研，用的方法都是「獨沽一味」的自動電話訪問。
六、布朗大學：下設獨立的 Taubman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 American Institutions；此中心和上述哥大的SISC格局相似，既是教研單位，也是民意調查機構，後者的工作，集中在所在州（羅德島）的政、經、社三方面，對州民來說很管用。
七、耶魯大學：森 林及環境學院下設的The 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2005年才成立，面對社會大眾，主要研究民眾對氣候變遷的認知和態度。此外，耶魯大學有名的Economic Growth
Center，專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也做大型的追蹤問卷調查，特別是加納和印度兩國的經濟發展調查。
八、達特茅斯學院：下設一個頗具規模的Nelson A.Rockefeller Center，以調研、交流為主，教學為次，民意調查注重所在州（新罕布什爾）居民對國事的意見，包括總統選舉、投票行為，以及一些經濟議題；調查結果向社會公布。
反映民意 人民必看
大家看到了，美國一流的「長春藤」院校是何等重視民意調查。非「長春藤」院校的情況也一樣：MIT、史丹福、芝加哥大學等學術重鎮，做的民調都擲地有聲。
MIT的Center For Civic Media緊跟社會脈搏，現在不斷在做「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調。史丹福的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世界很多國家做民調，包括中國在內，與北京大學有合作中心。芝大的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已經成立了七十年，規模龐大，調研實力雄厚，聯儲局也是其顧客。
也許讀者會問，上述都是私立非牟利大學，那麼，以公帑為主要外部資金來源的公立學校又如何呢？答案是：同樣厲害。幾乎所有的一流州立大學都有民調中心；其中一些調查結果，已經成為美國傳媒、美國人必看的資訊，例如密歇根大學Survey Research Center每月做一次的消費者心態調查，因為能有效預示經濟走勢，常常上報紙頭條，並且已經成為美國聯邦政府商務部領先經濟指數的一個重要組成數據。
此外，名牌州立大學如威斯康辛、明尼蘇達、維珍尼亞、馬里蘭、佛羅里達、俄亥俄州立、印第安納、愛荷華州立、侯斯頓、加州大學主要校區，等等，無一不設民調中心（唯一例外是由於州財政有危機，加州大學巴克萊校區的民調中心兩年前破產，停止運作）。
美國的大學如是，加拿大、澳洲、英國等國家亦然。台灣方面，學院辦的民調機構也很普遍，中研院、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成大、中正、中興、中山等大學都有民調中心。篇幅所限，筆者不盡列。
內地民意 漸獲重視
為什麼這些民主國家的名牌大學都有民調中心呢？道理很簡單，民主、開放的社會，人民有強烈的資訊要求；這些要求，政府、政團、市場可以滿足一部分，但人民最信任的，還是以學術為基礎的調研結果。從學者的角度看，人民在想什麼，這些想法怎樣影響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又怎樣反過來影響人民的想法，都是極有趣的研究
課題。西方社會裏的利益集團鬥爭當然激烈，但從來沒有統治階級的成員敢明目張膽想把這些大學的民調中心整死。
民主國家如是，中國大陸又如 何？在毛時代，中共根本不重視什麼民意。近年，大陸的統治階級知道，不摸清楚民意，有時很危險，所以，一些大學裏也開始設立民調中心。現時最有名的，包括人民大學（培養黨政幹部的大學）下設的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這個中心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國發展指數」，都是研究中國國情的學者熟悉的。
此外，其他重點大學如北大、清華、交通、復旦等，都有很活躍的民調中心。很奇怪，應該是很熟悉大陸那部分「國情」的左派，怎麼連這些大陸上的「好東西」也不知道，還反過來說世界上的一流大學都不搞民調這種「不是學術」的東西呢？
在香港，學院裏做民調規模較大的，包括中大亞太研究中心、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替中策組做很多民調）、科大調查研究中心，等等。相比，港大鍾庭耀博士的民
意研究計劃，人丁單薄；那當然不是鍾博士的錯。二十年來，他一直堅持，做出了名堂，樹大招風，大學也沒給足夠資源讓他發展，實在可惜。
校董左傾 或礙民調
「清文」指鍾博士做的調研沒有學術價值，證據之一是他只有一篇文章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裏。我們知道，不登在國際學術期刊的研究，不一定沒有學術價值。一般來
說，地區性的一手微觀資料和數據蒐集工作不容易做，但分析這些資料的研究，非本地期刊通常沒有太大興趣刊登；這是香港高教界很清楚的事情。因此，「清文」 作者的這個指控沒有說服力。
學術圈子裏，一項研究有沒有學術價值，通常只能由圈子裏的同儕共同判斷；一篇《大公報》或《信報》文章，根本不 能論定（雖然，筆者試以一個不是習調研的學者的眼光看鍾博士多年工作成果，對他的工作還是有信心）。因此，本文主要是提供基本資料、指出「清文」兩點明顯
謬誤之處：其一是，「僅做」民調、「獨沽一味」電話調查，與研究有沒有學術價值，風馬牛不相及；其二是，世界上包括中國大陸的一流大學，設有專門機構做民意調查十分普遍，沒有才是例外。
筆者判斷，現屆政府在香港教育環節的首要政治工作，在中、小學是灌輸單向定調的國民教育，在大學則是把不同識見者消音。寫這篇文章，是有鑑於目前這種政治形勢不利鍾博士繼續他的工作。上述「清文」的核心說法，雖有嚴重錯誤，同樣的說法在當權派圈子卻照樣流行。一旦梁振英委任一些強勢左傾的人士任港大校董，鍾博士便恐怕要從港大蒸發，他做了二十年的有意義工作便得終止。這對香港而言，會是很不幸的第一步。
《信報》特約評論員
清水河：鍾式民調學術水平不高
2012年02月11日
顧名思義，就字面解，一般人都會以為鍾庭耀先生主導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是港大學者做的一個學術研究計劃。事實並非如此，它是一個專做公眾意見調查的大學技術單位，而非一個學術單位，因為僅做民意調查是不符合學術的。試想想，那會有學者獨沽一味以電話調查方法做研究呢？在牛津、劍橋等大學根本找不到這種技術單位的，若想獲取公眾的意見，學者自會找坊間的民意調查公司代勞的。
在大學，學者憑其見識和學養對某研究問題提出質疑，稱為探索自由，是學術自由的重要體現。他們自創研究計劃，根據研究目的判斷採用哪些研究素材、運用哪些研究策略和方法去獲取研究成果。作為一個學者，若長期重複採用一個方法做研究，便會導致學術上的病態。觀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991 年至今，其所做的研究只有一篇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這難免不令人感到貽笑大方。
俗語云： 「魔鬼總在細節裡。」我們可從互聯網的世界裡窺探出細節來。按常理推論，如欲登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站，應先登入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或香港大學的網站，但得出的結果是：
「連結並不存在。」這個漏洞連我這個普通市民都發現了，香港大學的教職員不可能不知道。由此可見， 「未能連結」可能隱含着一條學術分界線：它讓我們知道哪些才是學術部門，哪些不是。
作為香港至高學府的香港大學，代表着全體中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珍重！豈能容許某些人用來胡搞一些似是而非的學術呢？執筆至此，想起了今年車公為港人指路的第廿九籤，「何為邪鬼何為神，神鬼如何兩不分，但管信邪修正外，何愁天地不知聞。」又憶起2000 年發生的「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風波」事件，有學者指控有人嚴重干預其學術自由，實在令人唏噓不已。這個學者究竟有沒有好好珍惜他重獲的學術自由？兩次民調風波的最大得益者又是誰呢？此時此刻，歌神許冠傑的一首浪子心聲最能釋我愁懷：「難分真與假，人臉多險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