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是中央政府多年來耿耿於懷的事。向中央政府負責的香港特區政府加強對港人宣傳國家正面形象，資助團體組織學生往內地認識祖國等工作由董建華任特首時已經開始。上屆特首曾蔭權當然心領神會，在五年任期的首份施政報告中便引述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叮囑，承諾特區政府「會不遺餘力推行國民教育」，使年輕一代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見2007年施政報告第118段）。具體措施包括透過中小學課程加強與國民教育有關的學習元素。到了2010年，政府宣布為了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設立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計劃於2013/14學年推行。
為了確保推行校內國民教育順利，政府邀請政治持平、形象正面的李焯芬教授擔任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為政府撰寫的課程大網及指示諮詢教育界，然後盡量吸納意見，令最後版本顯得全面，包容。上屆政府更把預算在2013/14年推行國民教育的目標改為3年開展期，變相把最後限期推遲至2014/15學年。
上述背景資料旨在說明國民教育其實在香港已經開展多年。因此，協助政府推行這項政策的國民教育中心順理成章地獲得政府資助。常說人算不如天算。原來籌備多年，一切就緒的國民教育科卻因為一本政府也不得不批評為部分內容偏頗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而出事。一群有知識、不愛黨的家長突然醒覺，擔心子女
有被「洗腦」的危機，於是發起叫停行動、並成功組織9萬人大遊行。這個出乎意料的發展令今屆政府手足無措，部分愛國人士心心不憤，成為2003年23條立 法建議後最嚴重的愛國矛盾。跟23條立法相似的地方是國民教育觸動不少港人藏在心底的憂慮：兩制，或港制會否在一國的威勢下慢慢或很快地溶掉？
一國兩制的確是個偉大構思。但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目的是確保香港順利回歸，並且繼續為國家作出經濟貢獻。鄧小平及後來的國家領導人並不認同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包括自由、司法獨立、發展民主、接近西方標準的人權等）較內地的一套優勝。他們只是接受這些是香港賴以經濟成功，及維持社會穩定的元
素。（舉一例子，因為澳門人心與香港有異，所以澳門基本法沒有什麼普選目標的條文。）
回歸15年，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香港對中國的經濟貢獻已經大不如前。在內地，為了保持中央政府及共產黨的權威，國民教育當然是為政治服務。根據國家憲法和具體施政情況，內地學生接受的是國家、政府和共產黨三位一體的國民教育。這是內地國民面對的政治現實，無須洗腦。但在一國兩制的保證下，香港的國
民可以不接受這個模式的教育。所以當特區政府資助的機構出版一本教學小冊，其中以「無私，團結、進步」形容中央政府時，支持兩制（即不接受內地制度）的港人能不感到震驚？但對愛國必須愛黨、共產黨千錯萬錯也必須支持的愛國人士看來，有人對這幾句平平無奇的形容詞恣意批評，甚至以此攻擊國民教育，不是別有用
心，或有政治目的嗎？
現在上街抗議要求中央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人士包括不少愛國但不愛黨、無政黨背景的家長、教師、學生，及愛港、愛自由各界人士。另一方面，認為推行國民教育是天經地義的愛國人士不甘示弱。於是有愛國元老義正詞嚴批評有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利用國民教育對中央、中聯辦、傳統愛國左派，梁振英政府
進行總攻擊，好像要把這個源自不少港人的恐懼、擔憂的爭議定性為敵我矛盾。夾在中間的特區政府，除了表示不撤回國民教育（確保政治正確？），繼續聆聽反對聲音（即是不會理會？）和成立組成、職權欠奉的委員會（緩兵之計？）外，完全沒有作出什麼具體措施。梁振英和他的班子（包括前教育署長林煥光及前教育局長
羅范椒芬和李國章）真的以為可以就這樣捱過去，放長雙眼看家長能否把子女轉去國際學校，或者教師會否罷課？
假如特區政府有意無意把港人對國民教育的取態分成愛國或不愛國，這如何能體現和諧社會的國策，和回應國家領導要求特首團結香港各界人士的指示？
面對這個嚴峻的管治危機，讓我重申前文的建議：一是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二是，政府宣布在一年期間資助團體或個人製作配合香港基本法和符合香港核心價值的港式國民教育教材，務求做到百花齊放，供中、小學自由採用。因為是押後一年推行，所以不算是撤回，可以保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面子或威信。假如政府拿出例如1 億元成立資助國民教育教材基金，此舉可以洗脫政府只是照顧偏頗愛國機構之嫌，更可讓對國家教育課程指示有疑慮的家長、教育團體把精力放在做好一份令自己滿意的教材上。
要解決今次國民教育的困局，特區政府需要有勇氣和智慧。勇氣放在包括向中央政府和傳統愛國人士解釋箇中利害上面。政府也須明白，回應民情不是懦怯，而是展示為自己失誤補救的勇氣。智慧是看到立場不同，愛國如一的共通點，尋求化解矛盾的辦法，而不是剛愎自用，或者玩弄語言偽術，務求政治正確。我建議鼓勵及資
助製作港式國民教育教材，其實是體現一國兩制包容的智慧。這應該是港式國民教育的精粹之一。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說「大笨象」佛偈的林煥光應該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