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有人說，七十年代香港，是黃金歲月。《四代香港人》作者、著名社會學者呂大樂，將在今年書展發表新作《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為這個「黃金歲月」提出更大的討論基礎。本文為書中序文，在此書出版前，供讀者先睹為快。
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確實是有點尷尬。作為歷史，它屬於當代，跟作者與讀者都缺乏一種距離。它的問題倒不在於是否時間尚早，未能蓋棺論定，而是很多事物、經驗、記憶依然新鮮，還在人們的腦海裏（因此每人都有自己的說法），令人以為自己心中亦有答案，欠缺一種對歷史的好奇。
至於作為回應眼前各種問題的社會分析，這個課題又好像扯得太遠，未能貼近正在身邊發生的社會、政治、文化轉變。這種不覺得有需要退後一步，嘗試從歷史、社會發展去認清眼前的事物的心態，在香港尤其嚴重，事關社會現象日日新鮮（新聞題目從不短缺），稍不留神便會跟最新的發展脫節，落後於形勢。當眼前所見已經令很多人忙個不停的時候，還有誰有興趣去問，如果重新認識七十年代，會否改變對香港社會的過去、現狀與將來的一些理解、判斷。
「七十年代香港」的局部
雖然尷尬，這個題目卻對於瞻前顧後，認真了解香港，特別有意思。時下坊間有不少有關香港社會的論述，均以論者對「七十年代香港」所持的看法與態度為基礎，然後各自建構他們意圖推廣的香港故事。在這個各自表述的過程之中，「七十年代香港」局部的某一個方面，會被不成比例的放大，有選擇地呈現在大眾面前。但說來奇怪，就算是「七十年代香港」片面的理解，一般都不會引來強烈的反應或惹人批評，反而經常可以拼砌出動人的大故事、圖案。假如大家談論的是另一個年代，而不是「七十年代香港」的話，效果肯定完全不一樣。
在一定程度上，「七十年代香港」的確有覑一種神話的色彩，它能跟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對話；對任何一種社會背景的人士來說，都會有他心中的一個「七十年代香港」故事。更重要的是，這個製造香港故事的過程，並不是單方面由上而下加諸市民群眾身上，而是普羅大眾亦積極回應，有所共鳴。整個過程不可能隨便一句，說這就是意識形態，便以為這就可以將有關的現象圓滿地解釋過來。我們需要承認，對香港的市民大眾（不限於後來成為了小老闆、中產階級的一群，就算是普羅市民、一般街坊亦有同感）而言，「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意義。在他們眼中，那是香港社會的，也是他們個人或家庭的黃金歲月。
普羅市民的主觀感受，很難說是無中生有或完全受到意識形態所蒙蔽。但我們也知道，它並不一定可靠。市民的集體感覺、情緒，以至理解事物的框框、心態，很多時候都是事後才建構出來的，屬後來才形成的想法，並不一定反映當時的態度、看法。嘗試重新閱讀和理解「七十年代」，並不是說我們要「回到歷史現場」，將當時的「原貌」呈現出來。事實上，我亦不相信可以或有需要回到某一個指定的「現場」去。同時，所謂的原貌不能避免是經過理解和演繹的面貌。嘗試再次進入「七十年代」，我的目的很簡單，只在於重新開放閱讀香港社會那個時期的方式，令認識、理解、分析可以較為立體和多元化，而不要不停地重複那些近乎固定的看法。
一九七四年前後
「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當代香港社會研究的拼圖中，相當重要的一塊；將它誤放到一個錯誤的位置之上，會引導我們朝向更難以掌握整個圖案的方向。所以，重新打開「七十年代香港」，其意義不僅在於豐富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而是一如前面所提到，這將會幫助我們好好理解和分析當代香港社會的狀與發展，尤其對七十年代前後所發生的變化，有深刻的反思。
我想我們應該先重新思考一下所謂的七十年代，究竟所指的是哪一個時期的香港社會。在一般討論的用詞中，七十年代（又或者任何一個年代）並非很準確的指示某個年份；年代一詞的意思通常與日曆牌上的實際年份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泛指某個具備一些共同的社會特徵（中間通常穿插覑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的時期。所以，理論上當大家在討論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時，彼此心裏其實是知道議論的範圍，毋須局限於指定的十年。對一些讀者來說，他們或者會認為我在書中所說，一九七四年前後的七十年代香港有兩個頗不一樣的社會面貌，有點多此一舉：大家早就知道，七十年代只不過是個概念！但我想強調的是，儘管大家有此意識，可是在討論及分析當代本土社會歷史發展時，卻少有細緻地了解那還未有成為「七十年代香港」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而民眾又抱覑什麼態度來生活。我想讀者思考這個概念如何以偏概全，引導我們忽略了七十年代初期的社會狀與民情民意，並因此而產生很多於事後對那個時代的片面理解。
殖民地的生活經驗
首章目的在於從開始閱讀《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之初，便對「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這概念有種反思的自覺。接下來的部分，嘗試突顯七十年代作為新舊交替、民情轉向的時期。要了解當時的日常生活各項細節，需要有一個殖民的角度，才可以掌握那種社會生活的特點。亦有篇章強調當時很多人跟殖民制度保持距離，以抱覑一種疏離感的方式來生活。不知是否「疏離」一詞容易令人聯想到一種負面的關係（例如缺乏投入感）和情緒（例如冷淡），以致很多有關本土意識的形成的分析與討論，均傾向於將焦點放在由移民身分及寄居的心態轉變為產生歸屬感的過程，而少有正視這種疏離感是香港本土文化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忽視上述那種疏離感，大多數討論也沒有嘗試了解它對香港社會與文化所產生的作用。這份距離與疏離感或者令他們對好些歷史、文物缺乏濃厚的感情，但卻又是促使民間社會思想活潑的重要元素。在沒有一個所謂的正統的束縛之下，港式文化百花齊放。
足球政治與七十年代
接下來，談的是殖民地時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狀態。它以六七十年代期間的足球政治為題，分析的是中港之間的微妙關係。在戰後殖民地社會政治環境裏生活的有趣經驗，是國共之間的鬥爭無處不在，但它的存在若隱若現，隱藏於大家心照不宣的灰色地帶裏面。這種政治的背後有一個更宏觀的環境，是當時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冷戰佈局。我總覺得，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研究忽略了冷戰對本土社會內部所產生的作用，是一大缺失。事後看來，當年的冷戰政治與國共之爭，其實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環。而談到日常生活，六七十年代的一大轉變是消費逐漸進入平民百姓的生活，而這在當時年輕一輩的圈子裏就更為明顯。
然後分析的是消費與購物商場文化的形成，觸及當時在殖民地生活的一些有趣經驗。首先是那面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遊客而同時又是消費點的遊客區，雖然會令一般香港人有種疏離的感覺（因為服務對象是外來的觀光遊客），但它卻是一處接觸香港以外的世界的界面。而海運大嵆的出現，為不同背景的港人提供了一個接觸舶來的、摩登的文化的空間，給他們一個想像一下香港以外的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兩次社會動員
殖民政府在七十年代初所推動的兩次社會動員──「清潔香港」和「撲滅暴力罪行」運動。跟之前殖民政府嘗試打造公共文化的工作有所不同的是，那兩次運動包括了推動社區參與及建立基層組織。限於殖民制度下封閉的政治空間，當時的港英政府並未有為港人提供一種實踐全面的、實在的公民權的可能；社會動員所強調的，只是市民的責任感，而在鼓勵市民參與的各種活動背後，也只是一種矮化的公民概念。資料所限，這部分所分析的是當時殖民政府的考慮與部署，而不是市民的回應。不過，話雖如此，從分析殖民政府的社會動員工程，也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一下，香港人是在怎樣的社會、政治環境裏，逐漸發展出一種新的生活秩序與民間的公共文化。
最後的那一部分所處理的問題，是殖民經驗的另一重要環節──殖民政治。殖民處境的特點是殖民政府及其政治的實際運作，通常都並非民眾所能直接接觸或感受得到的。所謂殖民政治的隱閉性，包括不同維度：倫敦對香港狀的了解，並非瞭如指掌；儘管前者可以指揮後者，將主權國的利益和考慮加諸後者身上，但殖民地亦不一定照單全收，完全沒有異議。在地的殖民政府官員與倫敦之間的關係，這本身便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在這種複雜而且微妙的殖民政治關係裏，還存在高層官僚（例如港督及他的政治顧問）與一般高級官員（如較高職位的政務官）之間的距離；後者對來自倫敦的信息和指示，所知可能十分有限。在具體施政的過程之中，在地的殖民地官員也不一定清楚知道有關政策、行動的政治含義。至於市民大眾，就更多時候只是憑覑主觀感受來感覺殖民政治，難以掌握表面現象背後的政治考慮與操作。
這部分旨在呈現出上述殖民政治的複雜性與隱閉性。在重新認識殖民政治的過程中，有關的討論將涉及市民大眾對所謂的「麥理浩時代」的片面理解（例如一面倒的正面評價，令很多人忽略了他的施政的問題）、倫敦與香港之間的政治互動。以上所講的，均非只從重新整理市民大眾在殖民時代的生活經驗而有所掌握。要充分了解殖民處境，必須分析主權國、殖民政府及兩者之間的互動。
要認識香港曾是怎樣的一個殖民社會，我們需要更多研究和討論。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