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星期六

阿離: (周日話題) 毋須國民教育 只需要好老師



她孤軍作戰,十年了。

前年,時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到官校庇利羅士女子中學推銷政改方案,教師吳美蘭質問他與高官何以在五區公投不投票,更當面向他高舉「我要有權選特首」紙牌。

自此她被稱為「良心教師」,校外她參與遊行、悼念,身體力行;校內她跟學生談六四、維權、民生問題。

一直以來的師道是孤獨難走的,「以一間Band 1學校來說,我是失望的。我們的同學將來可以在政府做高層職位,何以要我以一個英文老師的身分討論這些課題?」因為怕,怕合約不保,怕被調職、怕影響仕途;避忌的,是大多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如果是因為這些因素而不肯去講多點給學生知道,是可悲的。」

她從不為公務員的身分忌諱,「我只在說一個老師的意見。」


海納百川的教學方法

本科原本是教英文的她,在接手教中一級通識科前,早已在英文堂讓學生讀時事文章,播外國紀錄片和新聞;政府回應公眾對國民教育提出的五大原則﹕「培育國民意識、讓學生認識普世價值、培養多角度思考、讓教師開放教學、毋須迴避任何議題」,她早早就全部達標;說民生民主議題,她毫不猶豫,「我很詫異,由中一到中七,中史或中文老師也沒有跟學生談論過這些事,因此我覺得要做點事」。

她嘗試讓學生在海洋裏游出自己的路。第一手資料如新聞報道,或是紀錄片、不同人士的評論文章,都在她的備課匣中;英美德法中港台、官媒商媒獨媒、紅藍綠、左中右的新聞或文章,都是她的教材,「同一件事,寫的人都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我叫學生去比較,思考認同哪些人多點?為什麼?」讓學生自由地發表意見,互相提問,再總結意見,「我不會左右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但我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我也是一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我會說明這是個人意見,他們不需要認同,因為我覺得我也不應洗學生腦」。

如果學生的意見與她堅守的價值互相牴觸呢?面對六四事件,學生若認同中共的做法,她又會如何處理?「我會給他多些資料,例如是當時的報紙、影像,讓他自己分析。」若最後學生仍堅持己見?「我也無話可說,我當然會擔心,但我不會說那個同學不對,因為大家成長的背景與時代不同。我只能為他提供更多資料,同學是讀書人,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模式的國家自豪

對於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吳美蘭坦言詫異。她早早收到《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見到『中國模式』就丟掉了」,為了好好答覆記者提問,老師立即備課,更做了筆記,「書中有些是好的,例如講述中國政治架構、專有用詞的解釋等,我也認識多了。」圖表精美,「多謝他們整得咁靚。」吳美蘭說,國家做的好事要說,然而書中95%都是揚善隱惡。第27頁提及毒奶粉、我爸是李剛和動車追撞等事件時,「它的字體特別細,其他圖表的字體也沒多大分別,唯獨這些字是超細的,到底是否真的想學生延伸閱讀?」23頁談到汶川地震,死亡悲痛都是未觸之傷,「人民的傷痛是避走了的,只覑重救災成果」。第1頁的「中國模式」下,「充分的平等權益」最令人啼笑皆非,「艾未未、趙連海這些事如此多,沒經公平審訊也可以逮捕,我看不到平等權益」。吳美蘭說,書中談及民生社會問題如此不足,如果老師要用來參考,將要花很多時間找大量補充資料才能平衡,「事實上,其他科目也不得不讓路」。多了一科,就是多了一個範疇,多用了老師的力氣。

老師們還得花氣力理解國民教育的評核方法。至今,政府對評核方式並未有切實可行而客觀的指標給老師參考,只列出幾項含混空泛的條件,例如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學生對一個國家的態度,怎樣評估?如果他是很批評性的,是不是就不夠好?我很懷疑怎樣做到客觀」。目前,學校老師對評核方法依然如瞎子摸象。

關於教育,一切都只是「說好的」

老師的氣力,還有多少呢?以通識科為例,每年要更新教材,已做到「死死下」;大量文書行政填表工作,還有關愛學生的時間,老師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心力預備教材?「不太勤力的老師,很可能把出版社、教育局或課程發展處出版的東西拿來就教」。另一方面,學校裏會在日常生活中討論社會、國家或國際問題的老師絕對是少數,「如果只有少數老師平日會討論這些議題,又如何帶動學生呢?如果教這科的老師平時涉獵的範疇如此少,他的批判思考從何而來?他怎樣帶領學生朝覑這個方向呢?」如非學民思潮、教協等組織發聲反對,加上媒體報道,老師很可能拿覑小冊子依書直說,「裏面有建議的教學流程,即是不用花心思思考整個教學模式,不排除真有老師會跟覑教」。即便教育局長吳克儉也同意小書有偏頗,又怎能達致國民教育那些開放多元的目標?

教改十多年,說好的「愉快學習」和「求學不是求分數」在哪裏呢?2009年引入通識科以改變填鴨式教育,培養學生思考世界的能力,會否也只是又一個「說好的」?吳美蘭批評﹕「你教他批判思考、多角度分析,又說要有國際視野,何以利比亞、敘利亞這些事也不去涉獵?就是國家名,同學也不知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是只看得到經濟繁榮的」。

知識分子的榜樣是文盲

七一,她跟舊生去遊行,忽地思量到,「十多年後,完成中學教育、正規地接受國民教育的年輕一代會是怎樣的?那時香港會變成怎樣?他們如何去理解香港和國家的問題?還會不會批評、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七一前後,目擊政府對待傳媒和示威者的手段,她哭了,「流淚是因為我擔心,我們的青少年十多年後會變成怎樣? 那時我已是老人家了,我可以做得多少呢?」她雖然沒有孩子,但也看到同事很擔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要去外國讀書了?

母親是吳美蘭的榜樣。吳媽媽是地主的女兒,小時候從內地逃難到港,她的家人在大陸身受慘痛經歷,「即使她不能走動,她每年都會擔張苐仔到維園悼念六四;23條那年的七一,她拿覑拐杖,由起點走到終點。母親是文盲,她也如此堅持,而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不可以為了自己的仕途,別人覺得不應該說的就不說,我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