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佔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史家以為這事去六百一十八年唐之代隋為一百三十五年，距唐祚之終（公元九○六年）則為一百五十一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蹟，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為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七五一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份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一九四二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八○六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因她於七百四十五年封為貴妃之前為「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且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子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資治通鑒》則記入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至七三六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七百四十五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御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七四二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餘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排，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也就是珠玉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徵象，而必至國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印花的綢衣，頭髮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七五四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九百六十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六百五十二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占當時登記戶數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銓敘」，有所謂「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七二三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係主戶，誰係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旁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地施行。這也是管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七四一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履，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制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七三八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七百五十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地徵取腳費，結果他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地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水硐盡上品」。《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艷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九重城闕煙塵生
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七五六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卻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能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地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七五七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七六三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八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卒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盧陽、范陽、河東三節度使，又讓他兼閒廄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裡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地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資治通鑒》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庭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裡做大官，不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制。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制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年（七百四十二年）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游離不定，這時候人力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曠騎」，自七三七年之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七四七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他們經常與安所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將三十餘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干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至互市，轍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河東朔方（山西陝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時候穀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彙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云：「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
所以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使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衝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記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仙殺史朝義不僅是個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宗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后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后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