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8日星期日

黃仁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二○一二年七月八日版》


 
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裡。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板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王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後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挑,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作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裡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於利則行,不合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哩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苖,不管是砍伐樹幹,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但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穫的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話,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俐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台,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裡,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只好一塊一片的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像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其他都是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向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哩內外一體種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採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現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菸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裡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十九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辭,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系統」優勝於農業的系統。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去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形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所有人僱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哩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穫之後才算帳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至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僱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之一省,只是佔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後,行聯邦制,使經濟發展前進的地區,照商業習慣管制,其他隨現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周折,而且荷蘭的農業也重畜牧,不重穀物生產,與商業習慣接近,荷蘭才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制。

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這國家農業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十七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折磨,經過英皇與議會衝突,內戰弒君,改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蹟。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面在數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皇權與民權種種問題。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即無此趨向,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後,下層機構中的地產所有權,逐漸規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生產與商業交換併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於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照樣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說,讓資本家在社會型態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內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家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家體制,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鬥改革而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衝突,多次被開除教籍,並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幾千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只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所以秦後統為「郡縣制」,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系統作它自身的體制,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於因襲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公式,另方面是認為封建代表著落後,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合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後二十年,田賦所得仍佔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業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萬兩收入的底帳,但實際上收支零碎,人民攤派或有餘,而入庫則不足。即算上三千三百萬兩,以總數二千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千五百兩。縣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兩,其他薪給齎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只能維持舊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的收入,為政局不穩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人口最眾多的農業國家,竟不能從農業上獲得適當的收入,實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這種現象不能以「封建制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志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歷史家更不應以「膏腴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歷史資料去塘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一九八六年歲暮,上面所敍各種情節,大部分已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了。讀者只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一九八年代一定和一九二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的重點,即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解釋:中國全面與列強衝突,始自鴉片戰爭。戰事始於一八四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分成無數細微末節,憑著片面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蹟前後連貫起來綜合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後,中國國家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的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

現代戰事及群眾運動,要動員很多的因素。這全面動員之後,當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會因事勢上的需要,趨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飾的弱點會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遠。其程序有時尚出領導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可以說是大日耳曼主義和大斯拉夫主義在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可是終戰之日,德奧既敗,沙俄也敗,需要善後的時候,幾乎與當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動員宣戰的宗旨毫不相干。這主要是因為專制皇權(autocracy)跨地過廣,組織不符時望,所以統被清算。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種優秀說,他還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東歐開闢一個「生存空間」(lebesraum)。可是這運動一失敗,不僅納粹人種優秀說瓦解,而且全人類平等成為此後世界公認原則,連那些沒有被戰禍波及的地方,也一體通行,殖民地全要剷除,不僅為希特勒想像之不及,也非張伯倫、邱吉爾所能預料。

中國近代歷史的複雜,超過單純的國際戰爭。但是歷史上的大問題幾經波折之後,要在實際的條件下找到適當的解決,則彼此都是一樣的。近數世紀以來,世界上一般的趨勢,是交通發達,技術進步,這潮流強迫閉關自守的國家門戶開放,以農業組織作基幹的舊社會實行改組,開始商業化。隨著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的原則,每一個國家才能將它內部公私的利益融合為一元。這種商業化的組織,隨著生產進步,越擴越大,也決不是堅持農業習慣,以狹義的平等的原則,作一成不變的組織所能阻擋。縱是後者能使其國民衣食無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術拙劣人文因素簡單的條件下過日子。

我已經說過,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國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無意義。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書,就說及中國一方面固然要節制私人資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資本。因為這六十多年來中外的距離越來越大,今日的中國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程序已由事實證明,不容任何意識型態加以否定,這也就是前述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針對以上的情形講中國歷史,應當重新訂正。

歷史上的真人實事,是不會變化的(除非過去傳聞錯誤,可能因新證據發現而修改)。但是資料的取捨,因果關係的佈置,隨作史者及讀史者的立場而轉移。著名的經濟學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說過,歷史家舖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現在中國既然是雨過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們一樣相信今後國家的策略是將全面組織商業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所寫歷史卻又離不開階級鬥爭的立場,視資本主義為畏途,企圖保持某種意識型態上的「純潔」,那也就是自我作對了。

況且中國的歷史,過去以傳統官僚政治的目光進行編撰。我寫的一本《萬曆十五年》已經揭載著這種立場的特徵。總之,傳統中國在技術尚未展開之前,因迫於環境,首先就實行了中央集權,因此下面的統計無法著實,各地區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般檢討,只好先造成一個理想的公式,籠罩在這億萬軍民和犬牙相錯的疆域上,所以真理總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指示即是「聖旨」,絲毫不容辯白。官僚集團只要能維持他們彼此間互相承認的邏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禮儀也可以裝飾行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標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著實際。用這種態度去修撰歷史,我們今日無法全部因襲。

我認為,中國雖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觸達百餘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自此中國歷史,才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在這關頭重訂歷史,首先就要把叢錯的事蹟,針對今日著眼,並且追根究柢,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統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紀以後國家愈著重於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牽引到鴉片戰爭後想要改造的艱難,最後才歸結到今日。這樣草擬的歷史,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作者不斤斤計較於所述人物當時的賢愚得失,而只注意他們的作為,透過中國法制與社會,遺留給後代的影響。雖然敍述中盡量提及「負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敍述完畢後,我們如果再回顧這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一定會嘆賞中國人所創造的這一個政治經濟系統之龐大。而雖說改造艱難,卻又在艱苦困難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這在世界歷史中算是首一無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望其項背。我們根據全部事蹟去讚揚中國文物的偉大,豈不要比掩錯飾過,顛倒是非的讚揚要來得真切而暢快?寫歷史的人實應採取這種觀點。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會有能力修訂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我現在說的修訂並不是研磋考證,而是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視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國軍當過下級軍官十多年,切身經歷內地鄉村的情形,也知道「壯士軍前半死生」,實際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又遊歷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暫住,總經耳聞目睹。最近幾年,自己更親臨到被裁失業的危機,所以現在寫歷史,已經有了文題內外的生活作陪襯。凡所敍群眾運動,飾過掩錯,雨過天青,經濟力量驅使等等情節無一托之空言。至於書面上的知識,卻只佔準備的一部分。

這段「開場白」就此停筆,下文不久即見分曉。


 
黃仁宇 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第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第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

  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曾以《萬曆十五年》一書蜚聲國際,廣獲學界及一般讀者好評。其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更成為暢銷書,《放寬歷史的視野》、《中國的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等書也都獲得各地中國人社群的熱烈回應,成為學界異數,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