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許驥:專訪內地作家格非——離開農村後,我在做什麼




編按:每年書展,訪港的內地作家都能為香港讀者帶來不一樣的盛世觀察,今年來訪的格非也不例外。格非出身農村,現供職大學,他就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變化、國民教育等話題,與本文作者許驥分享他對農村的看法與寫作的心得。書展結束了,盛世話題卻才剛開始。

格非,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與余華(代表作《活着》)、蘇童(代表作《妻妾成群》)等齊名的先鋒派作家,以《追憶烏攸先生》、《褐色鳥群》、《迷舟》等小說,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學的地位。

進入1990年代中後期,許多當年叱吒文壇的作家,今天都在大學教書,格非亦然。當大家都以為,現在清華大學執教的格非將不再寫作的時候,沒想到格非卻從2004年起,斷斷續續出了3本小說:《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通過小說,格非用自己的方式演繹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改革開放。

起初,格非想寫一本大部頭,包羅20世紀重大事件。但很快發現進展不下去,最終下定決心,一分為三。三部小說又被合稱為「人面桃花三部曲」(下稱「三部曲」)。其中,《人面桃花》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以及第二屆鼎鈞雙年文學獎。

告別鄉村生活

據說三部曲的創作,格非已經構思了超過10年時間。問他動筆的初衷是什麼?他說,這還要從自己的鄉村童年說起。

格非是江蘇丹徒人,1964年出生,從小在鄉村長大。在他的記憶中,過去的鄉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例如,農村人安貧樂道、享受寧靜,儘管貧困,卻享受潔淨的空氣、陽光、自然山水、健康的生活方式……格非覺得,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農村沒有太大變化。

但改革開放之後,這些美好的東西漸漸消失。在江浙等經濟較發達地區,隨着城市化推進,鄉村被拆遷,農民被迫進城。格非說:「現在的農民變成赤貧,從裏到外都破產,這是我覺得很糟糕的東西。」但相對於看得見的,格非更關注那些看不見的變化。

更感遺憾的是,人的消失。格非小時候,身邊有不少親自經歷過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20世紀重大歷史事件的人。但進入1990年代後,這些同鄉逐漸離開人世。每次回到故鄉,格非都有一種悲涼感,感到鄉村正在死亡。格非說:「鄉村歷史已經終結了。」假如再不趕快把記憶寫下來,恐怕來不及。

格非的小說以詩話的語言和迷離的情節著稱,特別擅長運用「時間的空間化」手法。他說,起初也想這樣來寫。那樣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什麼?他說:「第一句話寫到辛亥革命,第二句可能就會寫到60年代,第三句就會寫到改革開放以後,然後會交錯。」不過他自己發現,這樣太困難了,遂將書一分為三。

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公共的

最近內地發生了知識分子網上「約架」(編按:相約吵架)的事件,所謂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矛盾再次升級。問格非怎麼看這個現象?

他首先想到的是明朝時的黨爭,當時也打得非常厲害。格非說,思想界得活躍本是好事,但發展到約架的地步,說明雙方完全不能包容對方的觀點,大家都不願意聽人家說。他認為,很多爭論根本談不上思想,只不過是某種意識形態:「話語的領域,就是意識形態爭奪的戰場,這裏面從來就沒有客氣。」

那麼,對現在網上熱門的「公共知識分子」一說,格非怎麼看呢?他認為,知識分子本來就有公共的屬性,尤其是現代知識分子。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普通人尚且如此,何知識分子?格非說:「知識分子是特權階層。你掌握的資源信息比其他人都多,所以當然有責任表達看法。」

早年從上海北上清華執教前,格非到恩師錢谷融教授家辭行。格非當年覺得一己之力無法改變什麼,錢教授是文藝理論家,批評他:「你沒有理由悲觀,因為你是知識分子,你是大學教師,你有講台,有學生,完全可以影響人,你如果都悲觀那還得了?」格非將恩師教誨銘記心中。

但是,不少的爭論,格非還是沒有介入。因為他覺得問題沒有表面上看那麼簡單,很多事情說不清,怎麼說都是錯的。今天不少人急着給中國開藥方,格非認為這些藥方必須要「歷史化」,才有可能評價其好壞。

格非說:「一個東西好,我要看它怎麼來的,它曾經是什麼,今天是什麼,然後我們對它才能進行評價,它的來龍去脈必須放到歷史脈絡中去考慮。」又說:「今天的人沒有歷史化的概念,各取一段,所以造成所有的爭論都平面化。」

在一次採訪中,格非曾引用匈牙利文藝批評家盧卡奇(Lukecs Gyorgy)的話說,「如果是整體性的問題,我們就不能指望通過局部的改變來治癒它」。而中國的問題則是這個世界出現「深刻危機的典型症狀」,然後提出「即便你僅僅想看清中國的問題,也必須具備全球視野」,想到中國,想到世界。於是自然又很好奇,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不知格非如何看待香港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國民教育,比如應該如何看待愛國呢?

培養民族主義者是非常危險的

格非說,好的國民教育首先應該讓學生了解不同的層面。例如愛國。他認為一個人當然應該愛國,否則無異於衣冠禽獸。但是,「國家」的概念是怎麼來的,這點必須告訴學生。是古代那種傳統帝國的國家呢,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呢?如果是前者,衍生出來的是君民關係,或者民本主義等等;而在後者基礎上的愛國,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愛國。可是,除了愛國之外,人還需要有些可超越的情懷。假如沒有那些,格非認為:「培養出一批民族主義者是非常危險的。」

早前,格非曾預言「小說面臨徹底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了」。為什麼這樣說?回顧文學史,格非認為與傳統文學形成差別的現代文學,是從18世紀才出現的,這種文學的機制是有問題的。現代文學只有200多年,是通過現代版權制度,通過文學跟市場結合出來的。19世紀小說最輝煌的時代,就是巴爾扎克的時代。但是,也正是「市場」二字,導致小說的世俗化。版權制度下的小說有什麼危害呢?格非說:「小說的出現是以故事的死亡為前提的。」過去一個故事,可以被無數人進行無數次再加工,這個故事是開放式的、活的。但小說,是由一個人虛構出來的,完成時已定型,便被宣判死刑。

所以,在南美已經有作家提出廢除版權制度。當年網絡出現的時候,由於提倡共享資源,本來是小說變革的一線生機。但現在,網絡和市場結合得更加緊密──變革大業泡湯了。

格非認為,想要挽回小說的生機勃勃,他希望,將來重新回歸業餘作家的時代。格非說,古代的文人要麼做官,要麼做門客,都是業餘的。而他自己,也是利用教書的業餘時間創作,不希望變成職業作家。

在獲知香港作家馮唐也是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時,格非連連稱是。他說在學生的推薦下,讀過馮唐一些作品,覺得不錯。

香港的現實,似乎恰與格非的理想暗合,是很少有職業作家的。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也斯,就和格非的情況類似,身在大學教書,同時筆耕不輟。但作家的業餘化只是第一步,沒有從根本的版權制度作出反思,恐怕變革也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