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每年書展，訪港的內地作家都能為香港讀者帶來不一樣的盛世觀察，今年來訪的格非也不例外。格非出身農村，現供職大學，他就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變化、國民教育等話題，與本文作者許驥分享他對農村的看法與寫作的心得。書展結束了，盛世話題卻才剛開始。
格非，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與余華（代表作《活着》）、蘇童（代表作《妻妾成群》）等齊名的先鋒派作家，以《追憶烏攸先生》、《褐色鳥群》、《迷舟》等小說，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學的地位。
進入1990年代中後期，許多當年叱吒文壇的作家，今天都在大學教書，格非亦然。當大家都以為，現在清華大學執教的格非將不再寫作的時候，沒想到格非卻從2004年起，斷斷續續出了3本小說：《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通過小說，格非用自己的方式演繹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改革開放。
起初，格非想寫一本大部頭，包羅20世紀重大事件。但很快發現進展不下去，最終下定決心，一分為三。三部小說又被合稱為「人面桃花三部曲」（下稱「三部曲」）。其中，《人面桃花》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以及第二屆鼎鈞雙年文學獎。
告別鄉村生活
據說三部曲的創作，格非已經構思了超過10年時間。問他動筆的初衷是什麼？他說，這還要從自己的鄉村童年說起。
格非是江蘇丹徒人，1964年出生，從小在鄉村長大。在他的記憶中，過去的鄉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例如，農村人安貧樂道、享受寧靜，儘管貧困，卻享受潔淨的空氣、陽光、自然山水、健康的生活方式……格非覺得，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農村沒有太大變化。
但改革開放之後，這些美好的東西漸漸消失。在江浙等經濟較發達地區，隨着城市化推進，鄉村被拆遷，農民被迫進城。格非說：「現在的農民變成赤貧，從裏到外都破產，這是我覺得很糟糕的東西。」但相對於看得見的，格非更關注那些看不見的變化。
更感遺憾的是，人的消失。格非小時候，身邊有不少親自經歷過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20世紀重大歷史事件的人。但進入1990年代後，這些同鄉逐漸離開人世。每次回到故鄉，格非都有一種悲涼感，感到鄉村正在死亡。格非說：「鄉村歷史已經終結了。」假如再不趕快把記憶寫下來，恐怕來不及。
格非的小說以詩話的語言和迷離的情節著稱，特別擅長運用「時間的空間化」手法。他說，起初也想這樣來寫。那樣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什麼？他說：「第一句話寫到辛亥革命，第二句可能就會寫到60年代，第三句就會寫到改革開放以後，然後會交錯。」不過他自己發現，這樣太困難了，遂將書一分為三。
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公共的
最近內地發生了知識分子網上「約架」（編按：相約吵架）的事件，所謂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矛盾再次升級。問格非怎麼看這個現象？
他首先想到的是明朝時的黨爭，當時也打得非常厲害。格非說，思想界得活躍本是好事，但發展到約架的地步，說明雙方完全不能包容對方的觀點，大家都不願意聽人家說。他認為，很多爭論根本談不上思想，只不過是某種意識形態：「話語的領域，就是意識形態爭奪的戰場，這裏面從來就沒有客氣。」
那麼，對現在網上熱門的「公共知識分子」一說，格非怎麼看呢？他認為，知識分子本來就有公共的屬性，尤其是現代知識分子。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普通人尚且如此，何知識分子？格非說：「知識分子是特權階層。你掌握的資源信息比其他人都多，所以當然有責任表達看法。」
早年從上海北上清華執教前，格非到恩師錢谷融教授家辭行。格非當年覺得一己之力無法改變什麼，錢教授是文藝理論家，批評他：「你沒有理由悲觀，因為你是知識分子，你是大學教師，你有講台，有學生，完全可以影響人，你如果都悲觀那還得了？」格非將恩師教誨銘記心中。
但是，不少的爭論，格非還是沒有介入。因為他覺得問題沒有表面上看那麼簡單，很多事情說不清，怎麼說都是錯的。今天不少人急着給中國開藥方，格非認為這些藥方必須要「歷史化」，才有可能評價其好壞。
格非說：「一個東西好，我要看它怎麼來的，它曾經是什麼，今天是什麼，然後我們對它才能進行評價，它的來龍去脈必須放到歷史脈絡中去考慮。」又說：「今天的人沒有歷史化的概念，各取一段，所以造成所有的爭論都平面化。」
在一次採訪中，格非曾引用匈牙利文藝批評家盧卡奇（Lukecs Gyorgy）的話說，「如果是整體性的問題，我們就不能指望通過局部的改變來治癒它」。而中國的問題則是這個世界出現「深刻危機的典型症狀」，然後提出「即便你僅僅想看清中國的問題，也必須具備全球視野」，想到中國，想到世界。於是自然又很好奇，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不知格非如何看待香港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國民教育，比如應該如何看待愛國呢？
培養民族主義者是非常危險的
格非說，好的國民教育首先應該讓學生了解不同的層面。例如愛國。他認為一個人當然應該愛國，否則無異於衣冠禽獸。但是，「國家」的概念是怎麼來的，這點必須告訴學生。是古代那種傳統帝國的國家呢，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呢？如果是前者，衍生出來的是君民關係，或者民本主義等等；而在後者基礎上的愛國，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愛國。可是，除了愛國之外，人還需要有些可超越的情懷。假如沒有那些，格非認為：「培養出一批民族主義者是非常危險的。」
早前，格非曾預言「小說面臨徹底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了」。為什麼這樣說？回顧文學史，格非認為與傳統文學形成差別的現代文學，是從18世紀才出現的，這種文學的機制是有問題的。現代文學只有200多年，是通過現代版權制度，通過文學跟市場結合出來的。19世紀小說最輝煌的時代，就是巴爾扎克的時代。但是，也正是「市場」二字，導致小說的世俗化。版權制度下的小說有什麼危害呢？格非說：「小說的出現是以故事的死亡為前提的。」過去一個故事，可以被無數人進行無數次再加工，這個故事是開放式的、活的。但小說，是由一個人虛構出來的，完成時已定型，便被宣判死刑。
所以，在南美已經有作家提出廢除版權制度。當年網絡出現的時候，由於提倡共享資源，本來是小說變革的一線生機。但現在，網絡和市場結合得更加緊密──變革大業泡湯了。
格非認為，想要挽回小說的生機勃勃，他希望，將來重新回歸業餘作家的時代。格非說，古代的文人要麼做官，要麼做門客，都是業餘的。而他自己，也是利用教書的業餘時間創作，不希望變成職業作家。
在獲知香港作家馮唐也是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時，格非連連稱是。他說在學生的推薦下，讀過馮唐一些作品，覺得不錯。
香港的現實，似乎恰與格非的理想暗合，是很少有職業作家的。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也斯，就和格非的情況類似，身在大學教書，同時筆耕不輟。但作家的業餘化只是第一步，沒有從根本的版權制度作出反思，恐怕變革也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