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建議檢討聯繫滙率的文章是由一般學者或研究員寫成，它大概會像絕大部份學術論文那樣典藏於大學學刊或圖書館檔案室內，無人問津，無人回應，只有個別寫論文的學生或研究生偶爾會翻一翻。
假如任志剛先生建議檢討聯滙制度的文章是在新政府上任後一、兩年才發表，市場大概不會有很大反應，政府財金官員以至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也未必會高調作回應，堅持聯滙制度不可廢也不會變。
然而，建議檢討聯繫滙率制度的不是一般學者，而是有份制訂及多年來堅決捍衞這個制度的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先生。更讓人吃驚的是，任先生居然選擇在新舊政府交接的敏感時刻對聯滙這個敏感課題作「學術討論」。難怪現任政府及下任政府像如臨大敵那樣一天內三次發言反駁。先是現任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公開表示任先生的觀點沒有新意也看不到有需要改變聯滙制度；然後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再斬釘截鐵強調制度不會有任何改變。到最後則由候任特首梁振英出手，清楚表明下屆政府不打算也沒有計劃改變聯滙，以平息市場任何可能的疑慮。
任先生表示，他是因為外圍經濟形勢大變，貨幣政策奇招百出；再加上香港近年湧現大量新問題如通脹、資產泡沫等，覺得有必要重新檢討聯滙制度以回應新情況。他又強調沒有甚麼政治目的，只是希望帶動有關討論而已。我們不想猜測任先生為何在政權交接的敏感時刻公開討論改變聯滙制度這樣敏感的議題，但我們認為任先生在官場資歷深厚，長期主管金融政策，對聯滙的敏感性應當比其他人更清楚，他在討論聯滙制度時理應比其他人更小心。今次的做法即使不帶任何政治目的，也肯定令人感到他處事輕率，不慎重，甚至有點不計後果的味道。
香港貨幣制度是否有需要因應形勢轉變而作出修改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聯繫滙率也不是甚麼神聖不可侵犯或十全十美的制度。但跟其他制度不管是自由浮動或有管理浮動（ managed float）相比，聯滙制度仍然優勝得多，也較適合香港的情況。
應該看到，香港是個外向型兼開放的經濟體，非常倚賴對外貿易。一旦改變聯滙制度，廠商及出入口商即時面對巨大的滙率風險，令他們加添成本與麻煩。更重要的是金融穩定問題。過去十多年來國際游資數額龐大，金融體系已變得極不穩定，任何商品，任何貨幣，任何國家或地區都可以成為炒賣狙擊對象，難以應付。印尼、泰國、南韓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就因為被大鱷狙擊而付出沉重代價。歐盟多國如意大利、西班牙在歐債危機中同樣焦頭爛額，到現在仍未能脫險。倘若香港放棄聯滙，港元隨時變成狙擊對象，即使最後香港成功擊退大鱷，令港元在大跌三、四成後回升，過程所引發的動盪及信心危機將會非常巨大，社會及市民未必可以承受。
儘管我們不認為有需要改變聯滙制度，但任先生在論文中提到的一些憂慮包括財政紀律鬆弛及金管局的獨立性卻很值得深思。過去幾年來特區政府經常性開支不斷增加，又不斷派錢派津貼以博取掌聲，已令不少人產生不合理期望，已令原本的財政紀律如量入為出難以堅持。七月一日梁振英上場，他為了催谷民望，為了贏取連任本錢，只會比現屆政府更着力增加開支及派錢，香港隨時滑落「大政府、財政持續、公債嚴重、金融崩潰、貨幣危機這個無底深淵。」我們認為，這樣的變化對香港的金融穩定威脅更大，不可不防。
信報社評：制度成本日增 堅持聯滙非上策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昨天發表題為《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一文，改變過往堅定不移支持聯滙的立場，指出固定滙率本身並非終點，並提出優化香港貨幣制度的方法，包括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甚至以自由浮動作為制度選擇，言論相當出人意表。
對於檢討聯繫滙率這聲「驚雷」，金管局現任總裁、財政司司長和候任行政長官馬上澄清，強調「無需要、無意圖對聯滙制度作出任何改變」。候任特首更信誓旦旦表示，上任後新政府亦不會作任何變更。
排除政府換屆在即，此時提出如此敏感意見是否適當等種種動機猜測，從學理與實踐領域討論文章的觀點，未嘗對香港長遠發展沒有好處，因為從來也沒有一種滙率制
度可以在任何時候適合任何經濟體。香港當前的發展現況，與三十年前需要以聯滙制度來穩定港元的危機時刻，已然物移境遷。
支持繼續施行聯滙最大的理據，是香港屬外向型小規模經濟體，以金融和貿易服務為核心產業，資金沒有管制，自由流動，是香港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礎，故維持港元穩定十分重要，這一點也是朝野官員和學者——包括任氏本人「捍衞」聯滙制度時掛在口邊的論據。
把 港元與美元掛鈎，固定港元滙價，香港喪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不能以貨幣調節工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因而對經濟體內部的高通脹和失業束手無策。換言之，
滙率制度的選擇，在「三元悖論」下，中央銀行只能在改變滙率、改變利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中選用兩項。放棄貨幣政策自主性，是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過程中最 大一項制約條件。
代價沉重嗎？從宏觀角度檢視，八十年代中實行聯滙後，港元以美元為「貨幣錨」，穩住了急遽跌勢。但亞洲金融危機後，出現了 嚴重通縮，因無法採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大幅倒退。二千年後，期間通脹和實質利率波動，不斷衝擊實體經濟。近年，美元走弱所激發的輸入型通脹，既炮
製了大量資產泡沫，也令「逆分配」持續多年，使香港社會貧富懸殊進一步激化，並成為加劇社會矛盾的內源破壞力。
目前，香港經濟與中國和亞洲的聯繫，已超出跟美國的互動比例，而且美元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性」亦已不斷弱化，在這種變化和發展趨勢下，無論從學理或實踐角度衡量，確實有檢討滙率制度是否有重新作選擇的需要。
《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一文提出優化香港貨幣制度的方法，建議包括港元自由浮動和改掛一籃子貨幣，實施爬行釘住的滙率制。以修改現行固定滙率制度，「維護大眾利益」。
任氏出掌金管局時，對聯滙制度的「缺失」和「代價」輕描淡寫，如今提出適時檢討，難免受到批評。然而，優化香港貨幣制度，的確可以增加調整本港宏觀經濟的政策彈性和自主性，減少外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成本效益」法則作探討政策的理性基礎，顯然可以超越猜疑動機的窠臼，而具有現實的公益意義。
香港喪失貨幣政策自由性，無法通過調整利率來促進物價穩定和就業的政策目標，及時糾正經濟內部失衡，使香港積聚的社會內部矛盾愈來愈大，貧富愈來愈懸殊，甚至令中產階層萎縮。可以說，隨着香港內外環境的嬗變，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滙運行的制度成本，已超過優先追求貨幣滙價穩定和外部平衡所帶來的益處。
時代演進至今，拒絕檢討制度運行近三十年的成本效益，也無視制度採用的內外條件變化，堅持聯滙制度不變，並非明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