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日過去，歷史又開始計算第二十四個年頭。今春曾傳出當局有意修正對六四的定性，莫以為大風起於海外青萍之末，其實係北京傳得最盛，一些喉舌官媒已暗中準備變臉。誰知臨近六四頒下一紙嚴令，種種舉措無不照舊。記得○八京奧那年，六四當夜丁子霖還能在木樨地喪子之地路祭。筆者還曾有句曰：「誰家路祭城西夜，一問行人三不知。」今年丁子霖卻再度被軟禁。六四之夜天安門廣場照例封閉，十里長街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穿白衣藍褲的便衣更多於行人。
網絡封鎖亦是殫精竭慮，新浪微博的選擇圖標原有蠟燭，六四這天獻上一點燭光的特別多，於是緊急取消這個圖標；其後網民又選火炬圖標，未幾火炬也被封鎖；網民再選生日蛋糕圖標，因為上面有蠟燭，旋即該圖又被取消。有網民只發一句微博「我明天不吃飯。」居然也被刪除。我寫的兩首紀念律詩被一位作家貼上微博，因有台灣作家張大春跟貼評論，於是被轉得較多，卻在論壇上被「結紮」（即禁止跟貼評論）。其實該詩完全沒有點明六四，轉貼者也沒有附加說明，張大春的兩句微博評論只是就詩論詩，卻一樣遭到嚴控，僅因貼出的日子本身就是黨國超級禁忌。
諸如此類，還能賴到周永康頭上嗎？那些富於幻想的海內外人士，得老實承認胡錦濤不是他們可以寄託幻想的人。前一陣萬潤南有文章稱他的清華舊同窗胡錦濤「九年不鳴，一鳴驚人」，大讚胡果斷出手拿下薄熙來。且莫論胡是否果斷之人，卻要問薄熙來案不是黨的醜聞和恥辱，難道是甚麼驕人勝利和光榮功績？若指薄熙來行事果毅還差不多，薄都要逼宮謀反了，胡才倉猝反擊，出頭的維護正朔法統還是溫家寶，胡則一如既往地隱形。
中共出了薄熙來這樣的野心豪強和胡錦濤這樣因循守舊的庸人，都是該黨的不幸；歸根究柢，奉行這種「特色」的國家制度，是全體中國人的不幸。按西方研究機構開列的軟硬件標準，論國民生產總值和政府管治效率，下一個有資格成為民主憲政的現代文明國家，西方論者幾乎都認定中國名列前茅。然而那是學術界按圖索驥的紙上標準，反是西方政治家要看得明白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就一語道破，中國前進的最大阻力來自其政治制度。
六四過去二十三年來，青年人從八十後到九十後已換了兩輩，中共不懈洗滌漂白人民的集體記憶，然而無論暴力與謊言都未能辦到，要全民族遺忘此事，試問還要多少年？
李怡: 絲絲世語：未見報道的小記錄
友人轉來有關燭光集會未見報道的小記錄。一，九張照片，拍下了燭光集會後，台下台上均散去，仍有出席的市民，留在維園足球場中，默默地用心剷去地上的燭淚。二，一張六月五日香港各報章頭版，差不多全是六四燭光集會，只《大公報》
A1是譚耀宗專訪。（其實還有《文匯報》等其他報紙也不做六四。）三，科技界人士莫乃光的 facebook，總結六四當晚，網上轉播燭光悼念的數據：最多訪問來自中國大陸，有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七登入（而且都要翻牆），其他依次：香港、美國、澳洲、
proxy代理主機、日本、英國、捷克、加拿大、台灣、澳門、法國、新加坡…共來自三十八國家地區，而以下國家各有一人登入：喀麥隆、印度、印尼、波蘭、烏克蘭。最多同時登入為一萬零七百四十七。
小記錄告訴我們：甚麼叫高尚？甚麼叫新聞？為甚麼艾未未說香港「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非常了不起的社會」？
毛孟靜: 歷史是研究遺憾的學問
六四下午穿過維園，已見一大群中學生圍坐一角。夜色合攏後，一大片燭海中的台上，有一個學聯的絕食學生淚流至鼻子憋得通紅。今年年輕人參與之大規模，有目共睹；之前鍾庭耀的港大民調說，年紀越輕，越傾向認為中共當年處理六四不當。
整個城市欣慰之餘，要警惕的是，除了未來官方認定的國民洗腦教育，還有大、中學校園裏蓬勃得很的北上「學習」交流團，就是超平好抵好好玩的「洗腦行」：看，「專政有專政的好處，令好幾千萬的人脫貧，領導人簡直要得這個諾貝爾和平獎」；而一整個國家鋪天蓋地的貪污腐敗、山區孩子上學沒鞋穿等議題，就不必提了。回到香港，記得加入建制陣營有「着數」，包括有政府工、大陸商機，等等。
薪火相傳這四字，老土但必須。悼六四，是香港人堅守人權自由的主體思潮。不必句句認同支聯會的口號，但必須承認，若沒有這個組織，九十年代未有互聯網，更無 facebook，許多六四歷史，在回歸前後可能都已煙飛灰滅。遺憾這一年聽到許多民主派中誰誰「投共了」的指控，深感一點燭光中的風雨飄搖、內憂外患。歸根究柢，是天安門上的中南海政權，最想見到這小不點特區的民主力量一盤散沙。同胞情、族裔情，是基本的人性。黃河搖籃、長江華夏。有良知的人，會直視歷史的傷口，尤其是血濃於水的死難。離我們不遠的柬埔寨赤柬大屠殺一樣慘烈，但就未必喚得起成千上萬香港人的悼念燭光。
鍾庭耀那個民調同時說，六成二的香港人認為中國人權改善了。若以當年人民解放軍得令屠殺人民的基準來算，這番「改善」，當然不難，但要記得仍在坐牢的諾獎得主劉曉波，及倚靠「境外勢力」去國的陳光誠。中共政權下，一架法拉利都「山寨」得了，但就假冒不了民主自由。同樣地，月前有外國的蓋洛普調查，純粹以市民的「感受」為依歸，說有高達八成五的香港人認為本市有新聞自由，就一樣是錯覺。一大佐證，是同一調查發現內地竟然有高達五成八的人，覺得中國有新聞自由！那個國際民調再根據政治、法制及經濟環境專業評估，結論香港只有「部份新聞自由」。
要切切記得的，是當年連香港《文匯報》都可出「痛心疾首」的社論。大家要切切提防的，是逐點洗腦的能量，逐點吃掉你，香港果然就埋在溫水煮蛙式的自我感覺良好當中。今日的新聞，明日的歷史。都說，歷史是一門研究遺憾的學問。我們活好歷史，不要遺憾。
毛孟靜
自由撰稿人
梁美儀﹕集會和平有序 一哥毋須太鷹
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破紀錄的18萬人參加，從近年的趨勢觀之，六四紀念活動已成功吸納在互聯網世界長大的年輕一輩，還有在內地無法享受言論集會自由的內地人，相信這是當局最初力爭擴大自由行政策時，沒預料到的「副作用」吧！有了這兩群新血，相信每年出席燭光集會的人數，將穩定在10萬人上下。
18萬人的集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六四晚的集會秩序井然，參加者都能按警方和大會的安排迅速入場，場內沒有喧嘩混亂，大部分參加者在離場時也自覺地撿走地上的垃圾和雜物，充分顯示港人溫和理性的一面。有人說，有朝一日，六四獲得平反，當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流血的北京市民，與多年來帶覑善良純正的心，堅持和理性悼念六四的香港市民，應一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集會的順利進行，警方的合作態度也值得一讚。今年警方開放近天后地鐵站的一邊閘口，並撤走多部過往慣常停泊在該入口的警車，令通道大為擴闊，人流流動速度加快。支聯會負責人更說，警方不但沒多作刁難，甚至至少兩次主動提出擴闊場內行人通道範圍，相應縮窄警方緊急通道，方便市民進場。在警方相對鬆手，市民理性合作之下，香港人擁有了一個令人驕傲的大集會。
相信今次警方的調整，是基於過去警方多次被指以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後，吃盡輿論悶棍後的檢討結果。寄語警務處長「一哥」曾偉雄，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是和平理性的，只要你給予足夠的空間予示威遊行人士，實在不必將警方推至與群眾如此尖銳的對立面，甚或被視作鎮壓示威的工具。一哥的新考驗快來了，國家主席胡錦濤很大機會於月底來港出席回歸15周年活動，屆時的示威遊行，肯定較六四時更熱更烈，請一哥不要故態復萌，不用鷹態再現。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丁望：八九請願事件 翻案障礙重重
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有十八萬人參加。在靜默中，人們呼喚六四亡魂，嘆息那早逝的生命。
每個人手上的燭影，滙成夜空中的巨大光流，表達港人對六四死難者的無盡哀思，也象徵港人認同的普世價值源遠流長。
燭光晚會前，總有事件即將平反之說，今年更有多種「平反時間表」，從三幾個月到五年都有。事實是：沒有平反事件的「中南海共識」，翻案之路舉步維艱。
燭光晚會前 平反時間表
1989
年的和平請願事件，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由4月中旬悼念改革大家胡耀邦演變而來。學生和市民讚賞胡氏平反冤案和推行改革的魄力，對他受到冤屈表示不滿；文
革期間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1976年4月，由悼念總理周恩來引發。兩次事件有相似之處，但事件的結果、翻案的難度差異甚大。
八九請願事件的訴求，可歸納為三點。一是反官倒、反貪腐、反官僚主義；二是支持改革和「理順物價」；三是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實現社會的自由和民主。
中共中央開明派趙紫陽、胡啟立、萬里和書記處，主張以和平、對話方式平息學潮。大家長和鷹派卻把事件定性為「動亂」，後來更稱為「反革命暴亂」，並動用軍隊以槍彈、坦克「清場」。八九後的當權者，則全面展開「秋後算賬」，推動反自由化和強化專政。
所謂事件的平反，是指推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把和平請願確定為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前，有人對事件的平反頗為樂觀。茅于軾在香港說，幾個月內就平反了；王軍濤表示，在一、兩年內可望平反；方政則說，在中共十九大（2017）時，平反的事就可解決。
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就有事件「即將平反」之說。2002年十六大前，又有人斷言，胡錦濤當總書記後，事件便很快平反。「即將」之說持繼了十五年，事件的平反仍只是「願景」。
「即將」之說的流傳，是因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兩年後翻案，有人就斷定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亦能「很快平反」。
筆者深入比較研究兩次事件後的判斷，認為兩次事件不能簡單地「類比」。1997年4月，在《信報月刊》發表的拙文〈鄧小平之後的北京政局〉，有這樣一段話：
「在 歷史漫長的路上，前後的歷史事件時會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它們的翻案卻未必都可以『類比』。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同一條的時光隧道，1976年第一 次天安門事件走了快速的隧道，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走的恐怕是長隧道。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與否定文革、鄧小平和高幹平反復出、第一代元老向華 國鋒集團奪權密切相關，而第一代元老陳雲、葉劍英又極力推動平反。反觀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這樣的瓜熟蒂落『氣候』」。
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本人仍認為，八九請願事件的翻案，還面對重重障礙，不可能「短期內解決」。
權力終身制 翻案難度大
障礙之一，是八九後的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翻案。
「一 黨領導」體制有權力終身制和個人崇拜的弊端。大家長在八九後辭去軍委主席職務，仍透過軍中親信遙控軍委，故有九二南巡的「政治能量」；重大決策的拍板權，
實際延續至1994年病重之後。在大家長之後的權要，於2002年十六大退位，但仍遙控軍隊、宣傳、政法系統，形成對決策和施政的「後影響力」。
在「後影響力」的背後，是神化個人的個人崇拜活動，四個人進了「神廟」，使政治事件的翻案難度大增。此外，在反自由化、維穩旗幟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也造成翻案的阻力。
障礙之二，是現在高層有拍板權者，缺乏胡耀邦那樣平反政治事件的魄力。
胡耀邦不只為文革時的政治事件翻案，也平反1959反右傾、1957反右、1955胡風事件的冤案。他甘冒政治風險的魄力和使命感，是翻案的大動力之一。
現在的拍板者處事很謹慎，又面對有「後影響力」者的牽制，要下決心為政治事件翻案而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並不容易。這幾年的艾未未事件等，遠比八九請願事件「簡單」，尚且沒有「糾偏」迹象，八九請願事件真能「即將平反」嗎？
障礙之三，是官方面對的「社會矛盾」繁雜，政治事件的翻案還「排不上隊」。
言必稱2M 平反不迫切
有人對中共十八大後的政治生態甚樂觀，認為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因冤案受害，他當總書記後必會很快為八九請願事件平反。
習仲勛遭毛澤東整下台蒙冤（1962-1978），與八九請願事件翻案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習近平的政治理念如何、有無為政治事件翻案的迫切意向，得先深入研究他發表的數十萬言演詞、文稿。
習氏常大量引述「2M」，馬（Ma）克思和毛（Mao）澤東的話成了「神話」，與溫家寶不引「2M」大異其趣。在今年6月號《信報月刊》發表的拙作〈習近平：從農民到總書記──中共十八大與政治精英分析之一〉，對此略有分析（頁54），讀友如有興趣請參閱。
不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桃李樹下行走的人多了，也就走出一條路，正如《史記．李將軍列傳》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九請願事件翻案之路雖艱難，但總有一天看到盡頭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