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總算肯說些老實話。當一眾建制派政黨、人士力撐要在七月一日前通過五司十四局方案，以免妨礙新特首施政時，范太公開表示這個「死線」或時限只是梁振英個人面子問題，跟實際需要無關；即使七月一日前無法順利通過改組建議，天不會塌下來，政府的施政及服務也不會受到甚麼影響，范太還間接告誡梁振英及他的團隊處事不要把面子問題放得太重，更不要以面子為先，不然只會引起更多爭端，令好事變壞事。
梁振英當選後提出的五司十四局新架構絕不像他所說那樣只是簡單的架構重組，而是一次涉及進一步擴大問責制及重劃主要官員職權的「大手術」，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機制改動。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必須首先進行全面諮詢，廣泛蒐集市民、政界、學者意見，再定出具體的改革計劃，然後才推行並申請撥款及通過法案。可是，梁振英卻完全無視這樣的程序，這樣的需要，片面宣佈要對政府最高層動「大手術」，根本不理民間、立法會冇時間檢討問責制的利弊得失、根本不讓市民有時間了解、認識新架構的優劣，只顧不斷向各方施壓要求在七月一日落實五司十四局。這種不想諮詢只求硬闖的做法除了想保住自己的面子，除了要顯示自己大權在握外，還有甚麼理由呢？
其實，政治問責制在運作十年後已出現不少問題及漏洞，有需要作全面檢討。2002年引入問責制，在公務員之上設置政治問責官員除了想為政府高層加添新血、新思維外，也希望改善官員與市民的溝通，也希望能真正建立一種問責的政治文化，令犯錯的官員受到適當懲處以至要引咎下台。可惜，政治問責制運作十年，施政效率沒有多少改善，政策統籌協調未見好轉，反而令高層架構變得越來越臃腫不堪，越來越架牀叠屋。而公眾最想見到、最期盼的問責文化則不見蹤影，一眾犯錯的問責官員只懂口頭上說負責，或是雙倍負責，卻沒有人真正為失誤承擔責任，躬身下台，令市民對問責制信心盡失。
此所以當現任特首曾蔭權在2008年擴大問責制，引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兩層問責官員時，市民反彈及不滿極大，既不滿有關官員薪酬過高、管業不明，又不滿他們權責不清，角色含糊。結果，擴大問責制不但無助改善施政、改善管治，反而成了市民與曾特首之間難解的心結，令他民望自此後如江河日下，無法復原。
由此可見，市民對問責制是有這樣那樣不滿及疑問的，市民期望的是一次全面檢討及變動，好讓問責制名副其實。梁振英卻對曾特首的教訓不屑一顧，對市民的質疑與批評視作等閒，只想藉北京及建制派政團的支持盡快落實他的五司十四局方案。這樣做除了可保住自己的面子外有甚麼好處呢？
更何況連梁振英身邊的悍將羅范椒芬女士也認同應該檢討問責制，並承諾新政府上任後將會開展這方面的工作。既然梁振英政府也認同問責制已到了不能不檢討的時候，那為何不抓緊機會諮詢市民，全面蒐集市民意見，再打造較完備的方案呢？那為何要急急趕在七月一日落實好壞不知、優劣不明的五司十四局方案呢？
七月一日前通過改組方案只是梁振英的面子工程，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立法會及市民實在沒有必要替他趕這趟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