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行政長官正密鑼緊鼓地組閣，並提出將政府總部架構由現行的「3司12局」改為「5司14局」；建議的重組方案中，最令人矚目的亮點之一是將現行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拆為二。
與董特首時代的「工商及科技局」和曾特首任內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相比，將來分立而成的「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無論在角色定位、功能，還是規格和資源配置上，均顯得更加合理；反映了新政府在推動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的雄心和承擔。
推動經濟 助市民安居樂業
梁振英先生的競選綱領勾劃了他的治港藍圖。若留意這份文件的篇章安排，便不難領略到新政府將來工作的重點所在和先後次序；特別是政綱以人口、土地和經濟作為「開門三件事」，正正突顯了「以人為本」的管治基調和「安居樂業」的發展目標。
梁先生將推動經濟列為未來優先處理的一個範疇，反映了他對本港的現以及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有覑較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研判。政綱的「經濟篇」提到了兩組數字，相當發人深省﹕一是在過去20年間，香港的實質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3.95%，僅為新加坡的六成左右，導致香港的GDP規模已經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二是過去10年本港的公共開支中，衛生、福利、教育、房屋等社會發展開支達到六成左右，遠高於同期台灣的46.3%和新加坡的42.9%。
以時間序列的統計數字作縱向比較，香港在1960至1980年代的年均實質增長率高達8.94%，但1997至2011年期間已大幅下降至3.72%；而且波動性增大，1998年和2009年還兩度出現過往30年從來未出現過的負增長。若以人均GDP比較，新加坡自2004年起開始超過香港，二者差距逐漸擴大；去年新加坡人均GDP為50,123美元，為香港的1.45倍。
香港經濟在過去10多年裏持續減速緩行，難免會影響就業、收入分配、民生以至社會流動；這正是近年本港社會問題趨於嚴重的經濟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以解釋為何特區政府長期對社會領域作出數目龐大的投資，卻不能撫平日益尖銳的民生問題，更無法為每愈下的民望止血。顯而易見，本港必須重新開啟經濟發展的引擎，恢復平穩、較快速和均衡的增長，才有可能用「增量」來帶動「存量」的改善，扭轉產業結構的失衡，為消弭社會亂象和解決民生問題創造條件。這無疑是下一屆政府特別是工商及產業局的當務之急。
借鑑星洲 促產業多元發展
新加坡和香港同屬「亞洲四小龍」，曾經是「一時瑜亮」，如今卻高下分野；本港在扼腕思痛之餘，更要見賢思齊，奮起直追。新加坡的產業發展經驗中有兩點最值得香港借鑑﹕
其一是保持產業多元化。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許多已發達地區的本土經濟紛紛呈現了「去工業化」的趨勢；新加坡卻對製造業不離不棄，將其定位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製造業在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都一直在兩成以上，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26.4%和27.1%；而最近兩年製造業實質的增長率分別為29.7%和7.6%，遠比GDP的整體增速14.8%和4.9%明顯為高。
香港社會存有一種看法，認為本港這樣的彈丸之地，只須做好一兩件事、集中精力發展少數幾個的高端服務產業，便可「單天保至尊」。新加坡無論在人口規模還是土地面積上，均比香港更加「迷你」；但新加坡政府一直注重維持服務業的均衡發展和多樣化，近年在拓展新興服務領域方面更是成效顯著。其中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就是透過大型的填海工程，發展包括金沙賭場和環球影城等在內的濱海灣（Marina Bay），將旅遊和會展業帶進新的發展台階。
反觀香港，近年在會展設施的硬件投資上幾近停頓，政府對會展業的發展願景更是付之闕如；在周邊城市奮起直追之下，本港作為區域展覽之都的「先發優勢」難免會有坐吃山崩之虞。
香港有意打造成為區域的教育樞紐，醞釀多年，仍流於「雷聲大，雨點小」；但新加坡其實已早覑先鞭，在當地就讀的外國留學生從2001年的5萬多人增加到目前的逾9萬人。
即使是香港本應最具優勢的國際金融業，近年亦被新加坡迎頭趕上。林奮強先生的《香港黃金五年》研究報告指出，2002年新加坡金融及商業服務的人力資源總量僅為香港的56%，但到2010年這個比例已逼近94%。可見，香港不但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成效不彰，在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等傳統支柱產業方面亦乏善可陳。
新加坡經驗的另一個值得參考之處是政府擔當積極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將識別、催化甚至參與新興產業的發展作為一項恆常工作，尤其擅長結合自身優勢和國際網絡去洞悉、捕捉產業發展機遇；而政府積極參與甚至主導的執行模式，往往又可在短時間內令新產業成形和達至關鍵性規模。例如，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透過扶持勝科、吉寶等國家控股公司作為行業的龍頭，成功帶動海事及岸外工程業的發展；目前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升降式鑽油台和改裝浮式採儲卸油裝置的生產基地。近年新加坡政府又主攻生物製藥業，積極延攬世界頂尖的研究人員和主要的醫藥公司，斥巨資設立生物醫藥研究園和藥劑製造園，並與大學、跨國公司合作組建科研公司和培訓機構，力爭將新加坡打造為亞洲生物醫藥之都。2010年，生物製藥業對新加坡製造業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四成。
新加坡政府推動產業發展通常離不開三道「板斧」，包括釐定目標和規劃、提供財稅誘因以及設立專責支援機構。例如，發展創新及科技是新加坡產業政策的重中之重。新加坡政府除了制定為期5年的「科學、技術和企業計劃」（STEP）之外，更分階段提高研究開發支出佔GDP比重的指標（2015年擬達到3.5%）；並組建「科技研究局」（A*STAR）及「標準與創新局」（SPRING），2010年還成立「國家生產力基金」和「生產力與創新獎賞」計劃。
新加坡亦為製造業設定發展目標，力爭在2018年之前將產值和增加值提高一倍，並維持其佔GDP四分之一的份額。而政府為製造業提供的津貼更是林林總總，企業的投資、特許權使用費、購買生產設備的貸款利息乃至建造和裝修廠房的投資，均可獲得稅務寬免。為了推動教育服務產業，新加坡於政府2003年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機構「新加坡教育」 （Singapore Education），幫助國際學生掌握到新加坡留學的各種資訊；並計劃到2015年，將留學生數目進一步提升至15萬人。
須目標清晰 合適機構資源配合
「行之正道，穩中求變」是梁振英先生的競選口號；促進經濟多元發展無疑是香港今後的必行之正道。新加坡的經驗亦昭示了﹕政府要有清晰的目標和周詳規劃，更要有合適的機構設置及充分的資源投放作為配合，才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正道」。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持穩求變；社會希望所轉變的，不單單是政策局的架構和組織形式，更是整個管治團隊的思維、心態和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