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喬治·歐威爾（另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快要告別人世時，正躺在康沃爾一間療養院裡，他病入膏肓，一貧如洗。雖然醫師們勸告他不要寫作，否則只會拖垮身體，但這位曾以《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等作品震驚英國文壇的作家沒有理會這勸告，他正在整理著一部畢生未能完成的中篇小說：《一個抽煙室的故事》。這篇故事講述一位充滿活力的英國青年在潮濕的緬甸殖民地叢林居住以後，整個人發生了難以回復的變化，這部中篇小說只有故事大綱，卻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追尋歐威爾的緬甸歲月。
曾幾何時，論者曾以為這位擁有伊頓人背景的作家之所以寫出了反極權小說，是因為加泰隆尼亞的經歷影響了他，然而拉金（Emma Larkin）這位在亞洲長大的美國記者，卻認為並非如此，她從《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中看到英殖緬甸的陰影，更不用提明顯地反映出緬甸境況的《緬甸歲月》。也許，就像普魯斯特提出非意願記憶（involuntary
memory）並以此寫成了《尋找失去的時間》，歐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可能也是這種非意願記憶的產物：歐威爾堅持將自己的真實經歷寫入小說裡，這也使歐威爾學者昏頭轉向地在其作品中尋找真實生活片斷。
拉金就為了尋找歐威爾記憶中的一鱗半爪，所以多次往返緬甸，到訪仰光、曼德勒、毛淡棉、卡薩等歐威爾曾經待過的城市。透過拉金的考查，我們得以明白這些城市的形象如何印在歐威爾心中，甚至透過作品折射出來。在1923年至1927年間，歐威爾曾在英屬印度的緬甸擔任殖民地員警，從重要城市曼德勒開始，起初被派到靠近撣邦的中部山城眉苗，後來曾去過伊洛瓦底江下游三角洲港市謬米亞，在各河道和運河中巡邏，並且追捕要犯。作為殖民地員警，歐威爾也要對嫌疑分子從事監視工作，也許這種經歷成為日後《一九八四》裡大洋國監視系統的原型。後來歐威爾因事故被派到遙遠山區小鎮卡薩，艾瑪·拉金與一些傳記作者認為歐威爾在《射象》所講述的射象事件，正是他被貶到邊城的原因。
歐威爾傳記讀者或許對歐威爾去緬甸的原因大感興趣，據傳記作者的說法，原因既有家族的，也有個人的。從家族上看，歐威爾母親家族來自孟邦首府的毛淡棉，祖父也曾在印度擔任職務，從個人原因說，這位生性寡言的年輕人並不像出身望族的伊頓人，喜歡上流社會和往上爬。本書作者和一些傳記作者相信，歐威爾也像其他英國人一樣包養情婦，也像其他英國人一樣抱怨這裡的一切：在這裡，歐威爾接觸到令英國人討厭的緬甸人，他後來在《緬甸歲月》裡引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的稱呼。
今日緬甸是世上最封閉的專制國家之一，自奈溫發動政變以來，軍政府牢牢地控制全國超過半個世紀，因為他們的經濟失誤，加上西方各國的經濟封鎖，使這個原來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變成全東南亞最窮困的國家；此外，由軍情局監控的線人亦遍佈全國，成功的告密制度使緬甸成為了人人自危的社會，甚至連真相和假像都無法分辨，書中記載的所有人物都必須用假名。
軍政府骨幹像現代緬甸國父昂山將軍一樣，曾經透過日本人的軍事訓練推翻英殖統治，後又與英殖軍隊合作趕走日本軍隊，他們以這種反帝傳統作為愛國主義宣傳，以合法化其地位。因為這種意識型態，他們禁止書店販賣歐威爾的反極權小說《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卻沒有禁止有濃烈反殖意味的《緬甸歲月》出版，因為它批判英國殖民統治。然而《動物農莊》裡關於豬(獨裁者)和狗（秘密員警）統治的故事卻在緬甸的知識份子和年青人中間廣為流傳；同樣地，《一九八四》的老大哥，也成為他們的政治隱喻。
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人能夠在公共場合批評時政而不被抓進監獄，而且軍政府對外國遊客格外敏感，因此他們碰見作者時都三緘其口，不願多說。但世上沒可能有完全保持緘默而又能完全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因此在多談幾句之後大都願意把話匣子打開，作者發現其中有許多人也受過軍政府的迫害，比如作者在眉苗遇到的女公務員，她的弟弟被政府抓去坐牢，出來後不久就死了。
透過歐威爾，本書作者告訴我們這些政治現實可以在英殖統治找到源頭。比如說，為了迫使全國人民無條件為其勞動，軍政府援引英殖時期的兩項立法。1907年的鎮法和1908年的村法，這兩項法律驅使各村各鎮領袖或員警有權要求居民援助政府機關，而今日緬甸軍政府甚至有系統地運用未支薪勞工，將其當為奴隸，無視人性尊嚴、安全和健康。
另外，令《一九八四》主角溫斯頓聞之色變的思想員警：在今日緬甸，軍情局從前蘇聯國安局學習併發展出嚴密的告密制度，也透過每一個緬甸人來實現互相監視的目標，正如友人繆基（Myo Kyi）對作者說：軍情人員無處不在。就算他們不在，也有告密者盯著你。軍情人員甚至能透過監視器得知你是否在睡覺或者與誰睡覺，作者在北部城市卡薩的時候，一直有人在市集和其它地方跟蹤她。繆基曾說，在緬甸，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告密者。而，作者在書中的行程也說明一點：監視者無處不在，即使他們與你交談時會表現出善意。
生活在如此社會，一切真相與假像不再截然對立，就像作者聽見很多外國遊客說，緬甸還很不錯，從街道上看的，這裡的人如常地生活，不會提及嚴峻的社會現實（如物價飛漲、就業問題及各種各樣的言論管制）。使讀者閱讀書中所記錄的對話時，或會因為各種媒體管道的闕如，因而無法證實作者所描述的事實性，也會覺得自己在閱讀一些奇談軼事。其實，在這種統治機制下，真實與不真實的界線已經不再明顯。作者也說，身邊發生的事情，都是以道聽塗說的方法傳播開去，或者透過突擊派傳單的方式來傳達，透過這些方式，緬甸民眾仍可以發起抗議政府的活動，如1988年的大規模遊行。
終其一生，不知是否覺得那段擔任殖民地員警的日子並不光彩，還是其它的緣故，歐威爾甚少完整地在作品中追述他在緬甸的生活。要發掘歐威爾的緬甸歲月，主要得靠當年認識他的緬甸英人後輩所追憶的證詞，還有透過《通往維根碼頭之路》或《緬甸歲月》等作品的零散片段中呈現的印象，但從晚近傳記作者和艾瑪·拉金的文字裡，我們發覺這段記憶對歐威爾的寫作有著重大影響。拉金參閱了不同年代歐威爾傳記，從較舊的（如Peter Stansky和William Abrahams合著的《不為人知的歐威爾》）到較近期的（如D.J.泰勒的《歐威爾傳》），既希望重構出過去的歐威爾，亦希望反映出今日緬甸面貌。作者與很多緬甸的青年人在茶館交談，也造訪那裡的教會人員和英緬混血兒，若把此書與傳記對照閱讀的話，讀者無疑可以進入歐威爾那時代和今日的緬甸現場，去瞭解這位當代作家的心靈成長史和今日緬甸社會的真實面貌，對喜歡歐威爾的讀者來說，這也是一趟值得深思的極權社會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