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星期日

程翔﹕堅持就是勝利:培育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 ——六四23周年祭




倏忽之間又是「六四」23周年。23年來香港市民的不懈堅持,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把香港培育成為中國的良心。不但「六四」的歷史真相在這裏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這裏也能得到申訴。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的堅持,不但對受難者及其家屬給予了重要的精神支持,而且有力地推動內地同胞以各種方式悼念「六四」(包括來港參加遊行和燭光晚會)。

通過這23年的堅持,我們已經逐步形成這樣一個聲譽:在大陸凡是有冤無路訴的,都要跑到香港去申訴。在大陸,凡是不能講的話,都只能到香港說。政治異見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體制內的人,其不那麼官方的言論,也只能在香港發表,例如「六四」罪人之一的李鵬,其《關鍵時刻》(俗稱「六四」日記)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論自由、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其《十二個春秋》,就無法在內地出版。為神州大地保留一片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是我們全體市民對國家的最大的貢獻。

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23年來,我們堅持了什麼?我們的堅持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23年來中國局勢發展說明,我們的堅持完全正確。為什麼說形勢證明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的情下,看看一黨專制造成什麼後果?

1. 看貪污:

根據內地學者王小強的研究,由於貪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5%,而根據胡星斗的研究更高達35%,由此可見貪污的嚴重程度。更令人擔心的是當局不但不引以為羞,反而提出所謂「適度」的問題,例如官方的《環球時報》就竟然提出「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該報529日社論),真是恬不知锊!

根據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文章〈盛世危言:一組組令人心驚的數字背後〉(載20081020日《上海證券報》)引用的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資料:截至2008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

2. 看貧富懸殊: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下是5%的家庭佔有50%60%的財富。

3. 看民怨:群體事件、維穩費用

根據《新快報》專訪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稱,2011年中國平均天天發生500起群體性事件,相當於每年182,500宗。由此而引發的維穩費用已超越國防開支。在過去5年,內地的維穩開支預算不斷增加,從2008年的4059億元,增加至今年的7018億元,5年間增幅高達72%,遠高於內地的經濟增長,甚至比國防預算還要高,顯示對於當局來說,內憂已經比外患更加嚴峻。

4. 看社會危機:創新社會管理、六張網

所謂創新社會管理,即是對特定人口(例如異見人士、上訪群體等)進行統計並作出監控,使有些地區的線人隊伍高達人口的千分之三,這是共產國家最高的紀錄(與蘇聯東歐崩潰前的東德相若)。所謂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社區防控、單位內部防控、視頻監控防控、區域警務協作、虛擬社會防控網絡。務求全天候、全方位、立體多維地來監控人口。從這裏可以看出,當局所面臨的社會危機有多麼嚴重。

5. 看政治危機:薄熙來事件

薄熙來事件,充分反映了這種政治制度的內置不穩定因素。它也反映溫家寶一再警惕會出現的「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性。關於這方面最近新聞很多,這裏不必再贅。

以上僅舉其犖犖大者,已經足以證明我們堅持要結束「一黨專政」的做法沒有錯。

香港的光榮傳統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23年來的堅持,正有力地推動覑中共逐步走向「平反六四」的目標。我們看到,從去年開始,當局已嘗試與天安門母親個別接觸,討論賠償問題。今年,溫家寶內部講話提出「平反六四」,隨覑又試探地、短暫地開放「六四」敏感詞。最近貴州更破天荒地不鎮壓公開悼念「六四」的活動。這些都是當局在「六四」問題上有所鬆動的表現。我們希望胡溫能夠在他們任內最後一年,開好這個頭,讓後來者能夠沿覑這條路走到底。

堅持就是勝利!160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土地上最自由的地方。憑覑這點自由,我們默默地推動覑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是香港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貢獻。讓我們勇敢地捍衛香港的自由,使香港的自由能夠繼續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

 
梁美儀﹕150萬點燭光的堅持

每年這個時候,總會想起23年前流過的淚,與百萬港人一起在港島街上走過的腳步,在跑馬地馬場撕破喉嚨高唱《一無所有》。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說,支聯會統計過,這23年來,港人參與支援北京學生、平反六四的遊行,已走了18萬步,足足是香港走到廣州的距離;23年來,在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上點燃過的白蠟燭,已有150萬支。

在六四事件中被坦克輾斷雙腿的八九民運學生方政,日前抵港後說過的一番話,令我深受感動。他說:「感謝港人多年來拒絕遺忘事件,為他們吶喊、流淚,你們給我們希望,是我來港的主要動力。」香港人對平反六四不變的堅持,是多麼的美麗,責任也有多重。

港人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已深植心坎深處,23年來這150萬點燭光,正好告訴當權者,不論你們企圖以各式各樣的小動作阻礙六四紀念活動的進行,如數年前的強搶「民女」、去年拒開更多通道阻礙市民進入維園出席燭光晚會等,只會更加激活人們的六四良心。

前日有記者當面追問候任特首梁振英,會否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他只說,過去已說過很多關於「六四」的事,再沒有補充。理解人處此位,沒法子悖逆京意說人話,但他至少有能力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讓六四的紀念活動,一如既往的順利進行,讓不會危害社會秩序的八九民運人士來港,以謙卑的心,悼念六四亡魂,讓香港繼續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自由土地。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葉蔭聰﹕中港的後極權秩序

1989年,我讀大學一年級。往後的日子裏,雖然跟朋友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我們試過在晚會後漆黑的維園球場作小圈子討論,曾深夜步往當年新華社或後來的中聯辦抗議,送國殤之柱與民主女神像到大學是較為媒體注意的新聞。大家總認為,六四的意義不止於悼念,甚至不是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樣溫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又無法結束,那些我們該做什麼,是大家持續關注與爭論的話題。今年有人甚至決定不去維園,認為不應「被騎劫」,寧願另覓地方辦各式活動,百花齊放是好事,也說明有別於支記式悼念的關懷,近幾年愈來愈不再是小圈子的事。

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有人認為,六四的意義是要守住香港抵抗中共暴政,有人提出要在香港進行人民抗爭。我對這些看法沒有異議,內涵如何或可再爭論。去年六四期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補充了一個主張,提出了要認識清楚「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壓迫,我以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抗爭,這也是上世紀70年代東歐知識分子提出「後極權主義」對我的啟發。一年過去了,我覺得要實踐這個主張愈來愈困難,困難不在於我們感受不到壓迫,而是缺乏認識的耐性。

讓我舉一個例子。友人梁文道早前在香港報章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個觀察與疑問:反拉布的群眾為何會為了蠅頭小利甘願受土共組織擺佈,為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議題而當爛頭卒?他們明知會遭受媒體質問與批評,還會被自發前來支持拉布的群眾喝倒彩,還要坐旅遊巴士來,就是為了幾百元的酬勞?梁指出,其實我們對這些爛頭卒的想法與生活世界並不是很明白。

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提問既合理亦平常,就連二戰時德國納粹支持者的動機還有人認真研究,世界上有什麼集體行為或行動不能問因由呢?但出乎我意料,網上有不少批評之聲,罵梁竟然同情反拉布群眾,更有人說他早已北上賺人民幣,所以為親北京陣營說項。

控制與動員

這種讀者反應有違我對梁為人的認識,也違我的常識。常識可以打破,但也要講講道理。我以為,梁文道不單沒有為親北京人士辯護,還提出一個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問題。

除非我們滿足於冷戰思維,把中共及其香港政治代理的社會控制與動員簡化,視為極權主義——群眾不是被恐嚇洗腦,就是被無恥地收買當奸民,否則我們沒理由覺得,土共的群眾沒有什麼好探究與認識。再推一步,六四後中共打出來的新天下,以至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如何控制與動員群眾,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中國研究就是由反思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另有譯作全權主義)的解釋架構開始。例如,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單位制,提出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解釋社會控制。他認為,相對意識形態灌輸或政治威嚇,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伺從關係(clientism)更重要,才是社會控制的核心。由上往下看是利誘,從下往上看是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包括工資、伙食、住房、子女教育等等,而領導又可以選擇性地給予好處優惠。由此,單位制構成了層級與網絡,培養出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隨覑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像工廠這一類的國營企業大幅減少,但單位制仍在。在中共日漸放棄大型政治動員之時,物質利益網絡更進一步擴大。例如,我有一些在中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基本工資不高,但總收入已達中產階級有餘,他們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工資以外,如地方政府的研究項目經費,甚至可以把個人開支在公費中報銷。同時,這些利益分配亦多由上面各級領導控制,至於個人升遷,更不在話下了。

日益膨脹的城市人生活多樣化,單位以外的世界亦更複雜。例如,近年研究城市居民的學者如張鸝與吳縛龍等指出,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頻繁的拆遷,瓦解老居民悠久扎根的社區組織,造成老社區成為抗爭與龐大的「維穩部門」角力的戰場;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了大量無根的住宅社區,由物業公司在圍牆內管理,中產階級住戶想像自己可以逃避世俗塵囂,活在自己的「小天堂」;這間接讓城市基層管治(如居委會及街道辦),或偶一為之的社會動員(例如近年各種全國或地方盛事),能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生活空間中發生。

研究與爭論多,沒有清晰結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就覑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件,批評為極權主義,可能無可厚非,但對解釋近20年中國變化,沒有太大說服力。第二,政權能控制及動員群眾,跟過去20年發展起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分不開,由物質利益引導的去政治化方式,是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學者高柏(Gao Bai)稱中國是魔方國家(Rubik's Cube State),相異甚至矛盾的特性並存,的確不易有簡單統一的解釋。至於香港這個小城,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如何培育他們的群眾,發展他們的影響及動員力?學術界更少有研究,研究起來也不容易。可是,在梁振英時代來臨之際,對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中的反對陣營來說,這個問題更是迫切。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貧乏,並不能以提升敵意來取代,至於到處說人「投共」或「媚共」,更適得其反。

兩個問題 探究與思考

我無法提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想提出兩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探究與思考。

首先,芸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中,所謂土共在香港歷史最長久,在工會、街坊組織及商會等早已形成自己的「圍內」世界。由於六七暴動的原因,以及長期的「圍內」意識,他們打媒介戰或形象戰並不出色,更常招人訕笑與惡搞。但是,在「數人頭」的戰場上他們一點也不輸。回歸後他們掌握更多政府及商界資源擴大版圖,運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網羅群眾,這在區議會選戰中盡顯力量。正如梁文道後來點出,所謂「蛇齋餅砀」等非政治性的日常活動,如何及是否構成伺從關係及利益網絡?如何觸成政治動員?與近日經常號召群眾反議會的梁振英又有何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的。反過來看,若我們不願意搞「蛇齋餅砀」,香港民主運動又該如何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擴大戰線,爭取更多市民支持與加入?

此外,從梁振英政府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組班子的困難,另一方面亦看到建制派新冒起的精英網絡,例如,與陳冉與馮英倫有關的華菁會及菁英會。這些新政商精英網絡的重要性,比起地下黨不遑多讓,也與中國經濟近年在香港的位置及角色很有關係,隨覑全球金融資本蔓延開去。例如,最近大家突然關注文化局長大熱門許曉暉,媒體都大談她的幹部父親,卻較少留意她的丈夫——一位在金融界的中國「海歸」。金錢不一定能收買人心,但卻肯定可以編織商界精英網絡,留待日後政治之用。同樣,我們亦可反過來問,資源及政治機會匱乏的反對派,又該如何凝聚活躍分子?

政治終究不單是在網上或街頭向敵人喊口號與舉拳頭,還是一項長遠的組織工作,20多年前的北京學生與市民早已知道,所以才有高自聯與工自聯,今天前景並不樂觀的香港公民社會更不可不知。

若然我們民主運動的反共與恐共情緒,遠遠高於認清形勢的能力,恐怕真的只會被愈來愈限制在小圈子之中。


 
吳康民﹕「六四」未能忘懷 澄清仍需等待

「六四」是一個悲劇。

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高潮中,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特別令人嘆息。

何況,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向學生和群眾開槍都是不對的。

中國的青年學生都有愛國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推動歷史前進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提倡民主與科學,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二九運動,推動國共合作,醞釀抗日戰爭;反內戰反飢餓全國大遊行,配合解放戰爭使蔣介石腐敗政權最後走向滅亡。

「六四」的一場政治風波,內情複雜,至今不少真相尚未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涉及黨和國家高層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走向有不同看法;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對權貴集團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不滿。事件的發展和處理事件手法的笨拙,終於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歷史大悲劇。

「六四」已經悄悄地平反

說到平反「六四」,我認為,「六四」早已悄悄地平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六四」以後,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為「六四」定性,指出:「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至於目的呢,「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新中國,這個罪名可說是最嚴重的了,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暴亂」了。

到了19921012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政治報告,卻是「反革命暴亂」與「一場政治風波」並提。說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又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這似乎是一個交接點的提法。

1997912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江澤民的報告中,再也沒有一句話提及「六四」了。

2002118日,江澤民第三次在中共十六大上作的報告,對「六四」的說法,便變成「嚴重政治風波」。

鄧小平生前定調的變化

至於鄧小平呢,他在當年6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把「六四」性質定為動亂,他指「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同年9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仍說,不久前發生的是「政治動亂」。但同年101日,會見朝鮮國家副主席時,又說發生的是一場「政治風波」。

近年來,中央有關領導人及官方傳媒,一律在提到「六四」時,都用的是「一場政治風波」,很少提出「反革命暴亂」和「動亂」了。

這個定性的變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這個歷史事件。提法的轉變而且是在鄧小平生前。

如果說「六四」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那麼在它10周年或20周年的時候,便應該隆重紀念,像紀念「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開始,或者1945年抗戰勝利一樣。

對頭面人物的寬容態度

相反,現在是全國忌談「六四」,相信中央是有苦衷的。因為肯定和否定都會引起一大串的問題,涉及許多人和事。因此中央的態度是把事件擱起來,不肯定也不否定,等到適當時候,才再來總結這樁事情。

北京對「六四」風波發生前後,只有表態而沒有參加行動的頭面人物,從來都採取十分寬容的政策。雖然他們公開表態反對開槍鎮壓,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對他們仍然保持原職或享受相應福利,還有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其中如著名的戲劇家吳祖光,他是中共黨員,因「六四」事件的表態而被中共要員胡喬木登門勸他退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六四」後仍能出版著名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1993年還能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書畫家黃苗子,「六四」時公開表態反對鎮壓,後曾避居澳洲。不久即由當局示意力邀,再回北京生活會客。他們都以高齡辭世,北京《人民日報》上刊有訃告和紀念文字,可見當局對於涉及「六四」的人物的寬容態度。

未能忘懷 仍然有待

「六四政治風波」已經過去了23年,港人對此未能忘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了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當年政局的詭譎,今天社會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層不得不強調「維穩」的苦心,我們還是要有點耐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