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間又是「六四」23周年。23年來香港市民的不懈堅持，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把香港培育成為中國的良心。不但「六四」的歷史真相在這裏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這裏也能得到申訴。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的堅持，不但對受難者及其家屬給予了重要的精神支持，而且有力地推動內地同胞以各種方式悼念「六四」（包括來港參加遊行和燭光晚會）。
通過這23年的堅持，我們已經逐步形成這樣一個聲譽：在大陸凡是有冤無路訴的，都要跑到香港去申訴。在大陸，凡是不能講的話，都只能到香港說。政治異見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體制內的人，其不那麼官方的言論，也只能在香港發表，例如「六四」罪人之一的李鵬，其《關鍵時刻》（俗稱「六四」日記）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論自由、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其《十二個春秋》，就無法在內地出版。為神州大地保留一片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是我們全體市民對國家的最大的貢獻。
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23年來，我們堅持了什麼？我們的堅持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23年來中國局勢發展說明，我們的堅持完全正確。為什麼說形勢證明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的情下，看看一黨專制造成什麼後果？
1. 看貪污：
根據內地學者王小強的研究，由於貪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5%，而根據胡星斗的研究更高達35%，由此可見貪污的嚴重程度。更令人擔心的是當局不但不引以為羞，反而提出所謂「適度」的問題，例如官方的《環球時報》就竟然提出「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該報5月29日社論），真是恬不知锊！
根據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文章〈盛世危言：一組組令人心驚的數字背後〉（載2008年10月20日《上海證券報》）引用的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資料：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
2. 看貧富懸殊：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下是5%的家庭佔有50%至60%的財富。
3. 看民怨：群體事件、維穩費用
根據《新快報》專訪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稱，2011年中國平均天天發生500起群體性事件，相當於每年182,500宗。由此而引發的維穩費用已超越國防開支。在過去5年，內地的維穩開支預算不斷增加，從2008年的4059億元，增加至今年的7018億元，5年間增幅高達72％，遠高於內地的經濟增長，甚至比國防預算還要高，顯示對於當局來說，內憂已經比外患更加嚴峻。
4. 看社會危機：創新社會管理、六張網
所謂創新社會管理，即是對特定人口（例如異見人士、上訪群體等）進行統計並作出監控，使有些地區的線人隊伍高達人口的千分之三，這是共產國家最高的紀錄（與蘇聯東歐崩潰前的東德相若）。所謂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社區防控、單位內部防控、視頻監控防控、區域警務協作、虛擬社會防控網絡。務求全天候、全方位、立體多維地來監控人口。從這裏可以看出，當局所面臨的社會危機有多麼嚴重。
5. 看政治危機：薄熙來事件
薄熙來事件，充分反映了這種政治制度的內置不穩定因素。它也反映溫家寶一再警惕會出現的「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性。關於這方面最近新聞很多，這裏不必再贅。
以上僅舉其犖犖大者，已經足以證明我們堅持要結束「一黨專政」的做法沒有錯。
香港的光榮傳統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23年來的堅持，正有力地推動覑中共逐步走向「平反六四」的目標。我們看到，從去年開始，當局已嘗試與天安門母親個別接觸，討論賠償問題。今年，溫家寶內部講話提出「平反六四」，隨覑又試探地、短暫地開放「六四」敏感詞。最近貴州更破天荒地不鎮壓公開悼念「六四」的活動。這些都是當局在「六四」問題上有所鬆動的表現。我們希望胡溫能夠在他們任內最後一年，開好這個頭，讓後來者能夠沿覑這條路走到底。
堅持就是勝利！160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土地上最自由的地方。憑覑這點自由，我們默默地推動覑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是香港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貢獻。讓我們勇敢地捍衛香港的自由，使香港的自由能夠繼續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
梁美儀﹕150萬點燭光的堅持
每年這個時候，總會想起23年前流過的淚，與百萬港人一起在港島街上走過的腳步，在跑馬地馬場撕破喉嚨高唱《一無所有》。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說，支聯會統計過，這23年來，港人參與支援北京學生、平反六四的遊行，已走了18萬步，足足是香港走到廣州的距離；23年來，在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上點燃過的白蠟燭，已有150萬支。
在六四事件中被坦克輾斷雙腿的八九民運學生方政，日前抵港後說過的一番話，令我深受感動。他說：「感謝港人多年來拒絕遺忘事件，為他們吶喊、流淚，你們給我們希望，是我來港的主要動力。」香港人對平反六四不變的堅持，是多麼的美麗，責任也有多重。
港人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已深植心坎深處，23年來這150萬點燭光，正好告訴當權者，不論你們企圖以各式各樣的小動作阻礙六四紀念活動的進行，如數年前的強搶「民女」、去年拒開更多通道阻礙市民進入維園出席燭光晚會等，只會更加激活人們的六四良心。
前日有記者當面追問候任特首梁振英，會否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他只說，過去已說過很多關於「六四」的事，再沒有補充。理解人處此位，沒法子悖逆京意說人話，但他至少有能力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讓六四的紀念活動，一如既往的順利進行，讓不會危害社會秩序的八九民運人士來港，以謙卑的心，悼念六四亡魂，讓香港繼續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自由土地。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葉蔭聰﹕中港的後極權秩序
1989年，我讀大學一年級。往後的日子裏，雖然跟朋友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我們試過在晚會後漆黑的維園球場作小圈子討論，曾深夜步往當年新華社或後來的中聯辦抗議，送國殤之柱與民主女神像到大學是較為媒體注意的新聞。大家總認為，六四的意義不止於悼念，甚至不是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樣溫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又無法結束，那些我們該做什麼，是大家持續關注與爭論的話題。今年有人甚至決定不去維園，認為不應「被騎劫」，寧願另覓地方辦各式活動，百花齊放是好事，也說明有別於支記式悼念的關懷，近幾年愈來愈不再是小圈子的事。
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有人認為，六四的意義是要守住香港抵抗中共暴政，有人提出要在香港進行人民抗爭。我對這些看法沒有異議，內涵如何或可再爭論。去年六四期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補充了一個主張，提出了要認識清楚「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壓迫，我以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抗爭，這也是上世紀70年代東歐知識分子提出「後極權主義」對我的啟發。一年過去了，我覺得要實踐這個主張愈來愈困難，困難不在於我們感受不到壓迫，而是缺乏認識的耐性。
讓我舉一個例子。友人梁文道早前在香港報章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個觀察與疑問：反拉布的群眾為何會為了蠅頭小利甘願受土共組織擺佈，為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議題而當爛頭卒？他們明知會遭受媒體質問與批評，還會被自發前來支持拉布的群眾喝倒彩，還要坐旅遊巴士來，就是為了幾百元的酬勞？梁指出，其實我們對這些爛頭卒的想法與生活世界並不是很明白。
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提問既合理亦平常，就連二戰時德國納粹支持者的動機還有人認真研究，世界上有什麼集體行為或行動不能問因由呢？但出乎我意料，網上有不少批評之聲，罵梁竟然同情反拉布群眾，更有人說他早已北上賺人民幣，所以為親北京陣營說項。
控制與動員
這種讀者反應有違我對梁為人的認識，也違我的常識。常識可以打破，但也要講講道理。我以為，梁文道不單沒有為親北京人士辯護，還提出一個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問題。
除非我們滿足於冷戰思維，把中共及其香港政治代理的社會控制與動員簡化，視為極權主義——群眾不是被恐嚇洗腦，就是被無恥地收買當奸民，否則我們沒理由覺得，土共的群眾沒有什麼好探究與認識。再推一步，六四後中共打出來的新天下，以至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如何控制與動員群眾，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中國研究就是由反思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另有譯作全權主義）的解釋架構開始。例如，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單位制，提出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解釋社會控制。他認為，相對意識形態灌輸或政治威嚇，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伺從關係（clientism）更重要，才是社會控制的核心。由上往下看是利誘，從下往上看是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包括工資、伙食、住房、子女教育等等，而領導又可以選擇性地給予好處優惠。由此，單位制構成了層級與網絡，培養出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隨覑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像工廠這一類的國營企業大幅減少，但單位制仍在。在中共日漸放棄大型政治動員之時，物質利益網絡更進一步擴大。例如，我有一些在中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基本工資不高，但總收入已達中產階級有餘，他們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工資以外，如地方政府的研究項目經費，甚至可以把個人開支在公費中報銷。同時，這些利益分配亦多由上面各級領導控制，至於個人升遷，更不在話下了。
日益膨脹的城市人生活多樣化，單位以外的世界亦更複雜。例如，近年研究城市居民的學者如張鸝與吳縛龍等指出，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頻繁的拆遷，瓦解老居民悠久扎根的社區組織，造成老社區成為抗爭與龐大的「維穩部門」角力的戰場；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了大量無根的住宅社區，由物業公司在圍牆內管理，中產階級住戶想像自己可以逃避世俗塵囂，活在自己的「小天堂」；這間接讓城市基層管治（如居委會及街道辦），或偶一為之的社會動員（例如近年各種全國或地方盛事），能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生活空間中發生。
研究與爭論多，沒有清晰結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就覑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件，批評為極權主義，可能無可厚非，但對解釋近20年中國變化，沒有太大說服力。第二，政權能控制及動員群眾，跟過去20年發展起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分不開，由物質利益引導的去政治化方式，是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學者高柏（Gao
Bai）稱中國是魔方國家（Rubik's Cube State），相異甚至矛盾的特性並存，的確不易有簡單統一的解釋。至於香港這個小城，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如何培育他們的群眾，發展他們的影響及動員力？學術界更少有研究，研究起來也不容易。可是，在梁振英時代來臨之際，對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中的反對陣營來說，這個問題更是迫切。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貧乏，並不能以提升敵意來取代，至於到處說人「投共」或「媚共」，更適得其反。
兩個問題 探究與思考
我無法提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想提出兩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探究與思考。
首先，芸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中，所謂土共在香港歷史最長久，在工會、街坊組織及商會等早已形成自己的「圍內」世界。由於六七暴動的原因，以及長期的「圍內」意識，他們打媒介戰或形象戰並不出色，更常招人訕笑與惡搞。但是，在「數人頭」的戰場上他們一點也不輸。回歸後他們掌握更多政府及商界資源擴大版圖，運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網羅群眾，這在區議會選戰中盡顯力量。正如梁文道後來點出，所謂「蛇齋餅砀」等非政治性的日常活動，如何及是否構成伺從關係及利益網絡？如何觸成政治動員？與近日經常號召群眾反議會的梁振英又有何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的。反過來看，若我們不願意搞「蛇齋餅砀」，香港民主運動又該如何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擴大戰線，爭取更多市民支持與加入？
此外，從梁振英政府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組班子的困難，另一方面亦看到建制派新冒起的精英網絡，例如，與陳冉與馮英倫有關的華菁會及菁英會。這些新政商精英網絡的重要性，比起地下黨不遑多讓，也與中國經濟近年在香港的位置及角色很有關係，隨覑全球金融資本蔓延開去。例如，最近大家突然關注文化局長大熱門許曉暉，媒體都大談她的幹部父親，卻較少留意她的丈夫——一位在金融界的中國「海歸」。金錢不一定能收買人心，但卻肯定可以編織商界精英網絡，留待日後政治之用。同樣，我們亦可反過來問，資源及政治機會匱乏的反對派，又該如何凝聚活躍分子？
政治終究不單是在網上或街頭向敵人喊口號與舉拳頭，還是一項長遠的組織工作，20多年前的北京學生與市民早已知道，所以才有高自聯與工自聯，今天前景並不樂觀的香港公民社會更不可不知。
若然我們民主運動的反共與恐共情緒，遠遠高於認清形勢的能力，恐怕真的只會被愈來愈限制在小圈子之中。
吳康民﹕「六四」未能忘懷 澄清仍需等待
「六四」是一個悲劇。
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高潮中，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特別令人嘆息。
何況，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向學生和群眾開槍都是不對的。
中國的青年學生都有愛國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推動歷史前進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提倡民主與科學，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二九運動，推動國共合作，醞釀抗日戰爭；反內戰反飢餓全國大遊行，配合解放戰爭使蔣介石腐敗政權最後走向滅亡。
「六四」的一場政治風波，內情複雜，至今不少真相尚未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涉及黨和國家高層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走向有不同看法；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對權貴集團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不滿。事件的發展和處理事件手法的笨拙，終於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歷史大悲劇。
「六四」已經悄悄地平反
說到平反「六四」，我認為，「六四」早已悄悄地平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六四」以後，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為「六四」定性，指出：「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至於目的呢，「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新中國，這個罪名可說是最嚴重的了，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暴亂」了。
到了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政治報告，卻是「反革命暴亂」與「一場政治風波」並提。說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又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這似乎是一個交接點的提法。
1997年9月12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江澤民的報告中，再也沒有一句話提及「六四」了。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第三次在中共十六大上作的報告，對「六四」的說法，便變成「嚴重政治風波」。
鄧小平生前定調的變化
至於鄧小平呢，他在當年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把「六四」性質定為動亂，他指「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同年9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仍說，不久前發生的是「政治動亂」。但同年10月1日，會見朝鮮國家副主席時，又說發生的是一場「政治風波」。
近年來，中央有關領導人及官方傳媒，一律在提到「六四」時，都用的是「一場政治風波」，很少提出「反革命暴亂」和「動亂」了。
這個定性的變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這個歷史事件。提法的轉變而且是在鄧小平生前。
如果說「六四」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那麼在它10周年或20周年的時候，便應該隆重紀念，像紀念「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開始，或者1945年抗戰勝利一樣。
對頭面人物的寬容態度
相反，現在是全國忌談「六四」，相信中央是有苦衷的。因為肯定和否定都會引起一大串的問題，涉及許多人和事。因此中央的態度是把事件擱起來，不肯定也不否定，等到適當時候，才再來總結這樁事情。
北京對「六四」風波發生前後，只有表態而沒有參加行動的頭面人物，從來都採取十分寬容的政策。雖然他們公開表態反對開槍鎮壓，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對他們仍然保持原職或享受相應福利，還有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其中如著名的戲劇家吳祖光，他是中共黨員，因「六四」事件的表態而被中共要員胡喬木登門勸他退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六四」後仍能出版著名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1993年還能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書畫家黃苗子，「六四」時公開表態反對鎮壓，後曾避居澳洲。不久即由當局示意力邀，再回北京生活會客。他們都以高齡辭世，北京《人民日報》上刊有訃告和紀念文字，可見當局對於涉及「六四」的人物的寬容態度。
未能忘懷 仍然有待
「六四政治風波」已經過去了23年，港人對此未能忘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了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當年政局的詭譎，今天社會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層不得不強調「維穩」的苦心，我們還是要有點耐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