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7日星期日

郭梓祺:(悼六四)兩部禁片——兼論理想與虛無




星期三機緣湊泊,同日看了兩部禁片。

下午看的,是應亮的《我還有話要說》,關於2008年在上海因襲警案被判死刑的楊佳,電影的主角卻不是他,而是他媽媽王靜梅。

電影今年完成,並在韓國全州電影節上映,因公安與國安近日的干涉,一時頗受注視。

晚上看的,是婁燁的《頤和園》,2006年拍成,前段以1989年的北京作背景,探討主角個人愛慾的掙扎,「這一代的六四」舉辦的電影會選了來放映。

雖然二者都是大陸導演的作品,原來錯了,歷史彷彿自有生命力,枝節總在暗角交纏,並一直攀援延伸,斷非人力所能禁制。

同日看這兩部禁片,有意思的正是,《頤和園》講的是在一個富理想的時代,一個女子不理國家大事,只顧個人愛慾的故事。相反,《我還有話要說》說的則是在一個虛無荒謬的時代,一個母親追尋公義的過程。這兩個女性的故事有任何關連嗎?八九年的大學生,現在都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了。回溯歷史,啟示似乎在於,我們既不應輕視環境對人的影響,以為八九年時所有人都充滿理想,把歷史當作浪漫的神話;也要抗衡更主流那種對昔日理想的嘲笑,將之歸納為天真的夢囈,以為再講理想都是多餘,最重要只是當下的利益。否則,我們慢慢必然會對所有荒謬的事情都習以為常,直到荒謬徹底失效。在這擁抱理想與放棄理想的二極裏頭,我們又應如何自處?

大時代只是佈景

1989年,婁燁剛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頤和園》的主角,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從家鄉到了虛構的「北清大學」讀書的余虹。六四前後的政治氣候與歷史都成了底色,反襯余虹對愛慾的追尋乃至沉溺。《頤和園》內的民主牆、學運、論政場面,全成了男女主角相聚與分離的背景。最接近六四的,也只是街上零星的火光與槍聲,而那也只限於聯想。這當然與內地的創作環境有關,忌諱只能以曲筆或暗場交代。雖然如此謹慎,電影拍成之後,中國廣電總局還是以畫面太暗為由,不發證明;婁燁卻拿了《頤和園》到康城參展,觸怒當局,電影結果被列為禁片,婁燁也被判五年內不准再拍電影。

論電影,《頤和園》的畫面富美感,電影前半部分描述大學生的宿舍生活、玩樂、愛恨,或因與導演的成長經歷有關,拍來神采飛揚,熱情澎湃。但電影的敗筆可算是音效。配樂太強太密,雖能反映余虹情感之動盪,但整體失於紊亂,騷擾了畫面,也破壞了節奏。余虹以畫外音的方法讀出日記,雖然方便交代內心起伏,但用得過多,又未免嘮嘮叨叨。電影後段追蹤戲中各人在六四後的出路,縱有花果飄零的味,卻未能寫出立體的人生觀,李緹的自殺就更欠說服力了。

生活比電影更糟糕

2008年,楊佳在上海因殺警罪被拘留,連帶他的母親王靜梅也像人間蒸發一般,被非法關在精神病院一百四十三日。雖然她希望幫助兒子,為案件提供更多資料,但中途卻知道了兒子被判死刑的消息,中間的法律程序更教人懷疑。事情自然引人關注,艾未未工作室便為此拍攝了紀錄片《一個孤獨的人》。應亮則選擇以劇情片切入,《我還有話要說》試圖重構王靜梅回家以後,得悉兒子判刑前後的生活,以及她面對龐大司法體制的無力。

論電影,電影拍來克制平靜,開頭一幕也好看﹕王靜梅從醫院拘禁回來,在家中伏案專心書寫。旁邊是個來回吹動的暖風扇。原來因為久未回家,家中連暖氣都壞了,另一人就在她低頭抄寫資料時,於鏡頭前來來回回,在電話裏嚷覑叫人快來修理。由夏入冬,人去樓空,以暖氣的有無交代時間消逝,實在巧妙。但整體而言,部分長鏡頭拍攝的畫面,力量似未足夠。演員的演出有時略覺生硬,對白也寫得太規矩,因而少了實感。雖然是低成本的獨立製作,但我還是希望他能更真實,更具觸覺,影響一時一地以外更多的人。

說話爽朗風趣的應亮在討論會說,在中國拍電影真難,因為作品總是追不上時代﹕電影拍出來之後,生活已比電影更糟糕了。何等準確,又何等悲慘。正如《我還有話要說》其中一幕,兩個穿著整齊的官員,向王靜梅與親友宣布楊佳被判死刑的消息。大伙追問官員,何以當局能繞過程序,迅速判刑。兩個官員說,我們只負責通傳,其他都不知道。王靜梅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說,你不正在說嗎?王靜梅再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再說,你不正在說嗎?多像貝克特的戲劇。不知權力的源頭,便不知如何辯駁。荒謬的卻是,當局愈是覑重「依法」,就愈是此地無銀,愈教人驚心。又多像卡夫卡的小說。

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世事很微妙,在《我還有話要說》飾演王靜梅的演員,碰巧就是《頤和園》的製片人耐安。1989年,大家叫覑爭取自由民主的口號。2012年,國人爭取的,只不過是基本的公民權利,例如公平審訊,不被非法囚禁,自己被對付時家人不受牽連,像楊佳的媽媽,像應亮的親人。這兩種爭取,好像前者高遠而富理想,後者卑微又無可奈可。但難道他們真的沒關係嗎?

《頤和園》其中一幕,有幾個人在酒吧內討論政治。一女子說,重要的是保護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做那閒角的,正是關心中國民生狀的崔衛平教授。由是想到,崔衛平有次訪問台灣學者錢永祥,文章的題目取自錢永祥一本著作,叫做〈在縱慾與虛無之上〉。六四前夕,看完《我還有話要說》與《頤和園》,再重讀這篇訪問,只覺別富深意。在此引錄錢永祥一段精到的話,以為本文作結﹕

「理想雖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現實,但它生在現實世界、由氣血之人構思和推動,注定會受到現實的玷染與镟絆。換言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我們都有必要認清,理想要靠你自己來經營與發展,要靠你來展示它的價值,而你是時時都有可能錯誤和失敗的。若是輕忽了這中間的艱巨考驗,認為理想主義不過是一件靠善意、信仰與獻身就可以完成的事業,那麼來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會以虛無主義為結局。在拙作裏,受到韋伯的擧發,我寫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心態。』在縱慾與虛無這兩極之間,我很盼望能守住一份對於理想的『切事的責任感』。我有義務澄清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何以是理想的價值,也有義務不要令這些價值淪為虛榮的裝飾品。如果無法如此維護理想,就不如回頭過『平實的日子』,還能保留一絲尊嚴。」

陳嘉文:六四平反路 一走18萬步

五月天,春夏之交,又到了這個敏感時候。

這個時節,若北京的敏感詞,是「天安門」、「木墀地」、「長安街」的話,那麼,香港的關鍵詞,當是「遮打」、「快活谷馬場」、「維園」。

1989年以來,為八九民運烈士,港人風雨不改,每年遊行浩浩蕩蕩步過軒尼詩道,每一步都是悲憤,都是汗水。

若真有一個人,堅持一直走下去,從未缺席,23年來,他已一共走了18萬步。

而這個「他」,肯定不止一人,當中包括張文光。

18萬步的長征,第一步,始於維園。

1989年,數千學生在天安門絕食,李鵬宣布戒嚴,港人披覑風雨,為聲援北京的學運走了第一次遊行。那是520日星期天,小島打風,但來維園集會的人數以萬計。現任立法會議 員的張文光,當年「未入議會,什麼都不是,只是個熱血青年」,被委派負責組織支援學運的集會。「那個年代,什麼集會、遊行,有一千幾百人已很巴閉,暴風雨 下的數萬人,甚至其後的百萬人遊行,根本從未想像過」。「打倒李鵬」的口號喊遍整個維園,群情洶湧,他們從維園走到新華社,每人走了3040步(以每 100米約160步計算)。

熱血百萬人癱瘓中環

北京戒嚴第二天,香港風暴過後天朗氣清,百萬人聚集遮打道,當時的直升機鳥瞰圖拍到的中環被癱瘓,每一寸土地都站了人。一星期後的528日,響應 北京學生號召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150萬人再次擠滿了中環,從遮打道出發,一直往前走,沒有確實的目的地,「一百萬人遊行,我們無法想像領頭的要 走多遠,中環的人才能完全起步。終點?哪有地方可容納過百萬人!」張文光率領超巨的隊伍,沿軒尼詩道一直走,走過金鐘銅鑼灣,走上東區走廊,直至警察通 知,最後一群人都開步了,領頭的已然走到北角,掉頭轉往跑馬地快活谷馬場。這天,熱血的一百萬人,每人走了1萬步。

六四當天,20萬人參與黑色大靜坐,再從跑馬地行到中環,又走了4800步。其後每年的八九民運遊行,從回歸前由中環走到新華社,至回歸後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每年平均走6755步。23年,18萬步,足夠從香港走到廣州,當中承載的,是始終如一的信念。張文光說,往後的日子,遊行或許又會改為走往中聯辦,但無論目的地在哪,每一步走向平反終點的信念,堅定不移。

遮打道路口 十字路上 警民同陣線

遮打道與昃臣道交界的馬路黃格上,當年臨時搭建了一個舞台,作為遊行前集會的中心點。1989520日凌晨,李鵬在北京宣布戒嚴,全港沸騰,參 與遊行的人數,遠超張文光所能想像。張文光負責籌辦當天的集會,把舞台置於十字路口,集會的人先佔據遮打道,然後是愛丁堡廣場、皇后像廣場、舊立法會外及 遮打花園,甚至匯豐銀行一帶的皇后大道中也擠滿人,癱瘓了整個中環。

當時示威者與警察的關係並非敵對,張文光說,當時負責在場的警方指揮官,遇到情緒激動或鼓譟的示威者時,他會掀起軍裝的手袖,露出繫在手臂的黑布 帶,表示同一陣線。而另一個負責整個遊行的洋人警官,其後曾表示來港最感自豪的成就,就是批准逾百萬人遊行的決定,他的辦公室還把遊行當天的鳥瞰圖,放大 後拼貼在牆上,效果相當震撼。

遮打花園 首個集會地 撻覑民主火

19895月,香港第一批支援北京學運的人是大學生,由當年學聯的蔡耀昌、陶君行等首先發起,而第一個集會的地點,就是遮打花園。那天54日,正是五四70周年,響應的3000多個學生各自從校園出發,遊行至遮打花園舉行集會,聲援學運。民主星火在遮打燃起,張文光說,這個地方很重要,沒有學生當天的集會,就沒有新華社外絕食,也沒有其後8號風球下的示威、百萬人的遊行,和23年來的六四燭光集會。

舊立會 平反六四動議 僅一次通過

最黑暗的日子過後,民主派一直討論如何在香港的議會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直至1997年回歸前夕,時任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在馬路後方的舊立法會,提出第一次「平反六四」動議,雖然往後每年民主派都提出一樣的動議,但亦只有1997年這一次經投票後獲通過。當年在民建聯議員離場下,以29票對1票通過,反對的,是議員詹培忠。

大公報舊址 曾出版圖冊 震撼港人

1989年,在六四事件後,大公報曾出版一本《歷史的見證》,圖文並茂記錄八九民運的發展。這書冊在當時來說很震撼,香港人都對大公報十分尊敬。直 至事件稍為平息後,大公報重新「歸隊」,跟隨北京取態,往後每年,當愛國民主遊行隊伍走至大公報報社舊址門外,群眾都會喝倒彩。

文匯報舊址 左派新聞人也悲憤

當年香港不少左派人士不滿北京的做法,李鵬宣布戒嚴後,521日,文匯報的社長李子誦等人決定社論「開天窗」,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字,表示悲 憤。這個舉措給社會很大鼓舞,但也讓當時的左派出現分歧。其後,李子誦因此脫離了在文匯報一生的事業。張文光現在回看文匯報舊址,感覺唏噓,當年有風骨的 人離去了,現在只剩下一幢面目全非的大廈。

新華社舊址 學生門外絕食 感動民主派

1989515日,北京天安門2000多名學生絕食第3天,香港有20多名學生在新華社外絕食聲援,民主派深受感動,認為香港的民主派關注的不應只局限於香港事務,於是決定表態支持北京學運。當年,司徒華與張文光被委派來探望絕食的學生,其後決定發起全港集會及遊行。

1989520日,8號風球當天,遊行人數達4萬多,是首次打破新華社外的禁區,4萬人浩浩蕩蕩在風雨中踏上皇后大道東的馬路上靜坐。張文光記憶所及,現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陳永棋,當年當天亦是靜坐的一分子。

現在,新華社舊址已改建成酒店,酒店後方的小巷厚德里,是當年警察佈防駐守的地方。

跑馬地快活谷馬場 馬會借場 草地爆滿

521日的聲援北京學運大遊行,終點原設在香港大球場,但由於群情洶湧,人數過百萬,當時警察建議轉往快活谷馬場,由政府出面向馬會借場。張文光說,難以想像的是,當晚竟也有從新華社來的年輕人上台講話, 表示支持。6日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也在馬場舉行,草地坐滿了人。馬會曾提出要求主辦單位賠償草地損眦,但消息一出,輿論譁然,賠償之事也不 了了之。

維園 結緣六四 始於音樂亭

六四與維園的不解之緣,張文光說,並非始於每年舉行燭光晚會的足球場,而是音樂亭。

「當年是一個的涼亭,是石造的,有5根柱,圓頂,是很多社會運動的起點。」1989520日星期天,8號風球,涼亭下照常舉辦《城巿論壇》,節目完結後,距離聲授北京學運的集會時間尚有2小時,港台工 作人員相繼離去,涼亭對出空地仍有很多人站在暴風雨中。原來他們都不是看《城巿論壇》的人,而是來自新界偏遠地區、等待集會的巿民,老的、幼的。還未到下 午3點的集會時間,維園已坐滿了人。張文光說,原先的口號設計,是「李鵬下台」,至集會正式開始,左派的程介南,爬上長梯打算發表講話,張文光沒想到,程 介南也嫌「下台」未夠直接,第一句竟就喊「打倒李鵬」,然後,台下4萬人跟覑喊這四個字,一直喊至走出維園,到新華社的馬路上靜坐時,也未有止息。

民主女神 死而復生

現在每年維園燭光晚會聳立的民主女神像,雖受萬人敬仰,命運倒是坎坷的。

當年北京的20多名學生,用4天趕製神像,於530日運抵天安門,夤夜裝嵌,引來數以萬計的人圍觀。當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64日鎮壓當天,女神像與千百個學生同被坦克粉碎。

兩星期後,香港學生仿製女神像,千萬巿民往維園仰望,卻因為後來無法申請永久地方安置,被摧眦長埋地下。

其後,支聯會再重新做民主女神像,在每年悼念六四期間展示。2010年,一個華人在美國做了達6.4米高的女神像,送運香港,支聯會將之放在時代廣 場「六四事件」攤位展示,卻被食環署沒收,一度被「扣留」,至當年64日前「獲釋」,在中文大學願意接收前,亦掀起一場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