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剛成過去的五一勞動節，本港和歐美各地都有勞工上街遊行。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工於是日大事慶祝不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集會， 在以示威為手段爭取應得權利。昨天本報「獨眼新聞欄」的「一句到尾」欄以〈工時太長，銀紙太少〉為題，生動地概括了香港勞工的處境和訴求，言簡意賅，非常
精警。
這個勞動節，又是實施最低工資一周年。據工黨主席李卓人的說法，過去一年，有十餘萬人加入勞動市場，失業率不僅沒有上升且某些行業的厭惡性工種出現勞工短缺；以總體就業情況看，最低工資並未對就業產生消極效應。
數十年來，經濟學界對工資應由市場或政府決定，爭辯甚烈，筆者亦曾就此命題，喋喋不休。就理論層面看，由政府決定的最低工資，因為極可能脫離實際市情而會造
成更多競爭力不足的企業倒閉進而令失業率上升，那等於最終受害者是勞工，最低工資因此是典型的「（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可是，八十年代中期以還， 不少經濟學家從實證研究中，發現上說是「足不出戶」（armchair）經濟學家閉門造車的推理，事實並不如此。一句話，經濟活力把最低工資的重壓完全化
解、抵銷……。香港實行最低工資一周年的就業情況，便是有力的明證。
當然，最低工資的僵固性，在經濟活力萎縮、衰敗時會對經濟特別是就業帶 來重創，這是薪金缺乏彈性令資方應付不了的必然結果；但我們應該視之為保障勞工—非技術勞工—基本生活的「必要之惡」，這是高度文明和成熟經濟社會必須面
對和承受的挑戰。退一步看，在工資僵固性重壓下有較多無法經營的企業（主要是小本經營的生意），對經濟的負面衝擊是短暫的，以為了生存發展，更多企業必然 得改革經營手法、提高邊際利潤，結果帶來熊彼德所揭示的「創造性破壞」，即生產力在汰舊中因而上升的積極效果。這不是風涼話，這是自由市場下的經濟現實。
讀者也許清楚記得，在醞釀以至貫徹最低工資期間，筆者主張應把之指數順應化（Indexation），即最低工資應隨通脹率的升沉而自動調整；這樣做的好
處，除可保障勞工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受通脹蠶食，尚可杜絕勞工團體動輒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要求。政治現實令這種未雨綢繆式建議乏人聞問，勞工團體則已聲 嘶力竭地要求把最低工資由二十八元調升至三十三元。
二、最低工資指數順應，資本家當然不會同意，然而，這卻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提議，因為以衡量消費者物價升降為基準的通脹率，早已不能反映實際物價。這裏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以茲說明。
首先是，經濟學貨幣學派大宗師佛利民對通脹的定義已被現實推翻（有經濟學家甚且指佛利民因此應把諾貝爾獎退還），因為自從○八年底雷曼兄弟倒閉後，各國央行
莫不大印鈔票（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由是年九月的九千零七十億美元增至今年四月的二萬八千四百九十億，同期歐盟央行由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億歐羅增至二萬九千六百 七十億、英倫銀行則由九百三十億鎊增至三千五百一十億），可是，資金泛濫，通脹率並未「與錢並升」，意味佛利民最膾炙人口（對外行人來說）的名言：「通貨
膨脹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失效（佛老認為央行應漠視經濟循環堅持固定貨幣發行量，當前各國央行均聽而不行）。換句話說，「通脹是貨幣現象說」有時準（佛 老在生時）有時不準，而現在處於「不準期」。通脹順應的最低工資，在現階段因此對資方最有利。
其次是，本港有勞工團體列舉多種日常必需品加 價幅度，均比通脹率高；這種情況，西方國家尤其厲害，以美國為例，兩天前《商業內幕》網站列出漲幅遠甚於通脹率的物價（及服務費）表，舉其犖犖大者，有養
兒育女成本從一九九五年的十四萬五千元（美元．下同）漲至去年底的二十二萬七千元、盎斯金價由七二年的五十八元升至目前一千六百五十元水平、耶魯大學每年 學費從一九六七年的一千九百五十元增至現年度三萬八千三百元、可口可樂由一九四四年的五仙升至現在八十九仙、加侖汽油從一九二三年二十一仙升至目前三元八
十四仙、每包二十支香煙平均價由一九六八年四十五仙增至目前十一元、麥當勞牛肉包由一九五五年十五仙升至目前一元九十六仙……平均民屋價則由一九六七年一 萬七千二百元升至年初的二十一萬二千元……。它們俱遠遠跑贏通脹。
不論在理論或現實層面，貨幣發行及實際物價已與消費者物價指數脫鈎，貨幣 發行急增及物價（與服務費）飛升但通脹率紋風不動（何以致此，是經濟學界的重大課題），意味與通脹率掛鈎的最低工資對資方較有利，可惜資方財大氣粗，又缺
乏有識見的代言人，仍視之為洪水猛獸。在物價續升特別是公用事業（有的且有「官股」）收費升幅超逾通脹率的情形下，勞資的衝突只會愈來愈甚。
最低工資指數順應可算是緩衝器，何樂不為？
三、仍有勞工團體為每周和每天合法工時而抗爭，對於這個自詡為「國際都會」的現代化城市，這是香港人的恥辱！
一八六四年，美國工人為爭取每天工作八小時，發起第一次全國性罷工（當年工會為此特設「八小時聯盟」）（Eight Hour Leagues）；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伊利諾州議會通過「八小時工作法案」，是日，芝加哥數以萬計工人上街慶祝勝利。
每天八小時工作合法化，意味工人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此為美國（也許是全世界）政府首次通過立法迫使資本家俯順勞方的要求。可是，百多年
前以經濟建構者自居的資本家漠視法紀，展示了他們為追求利潤不惜犧牲勞工福祉的醜惡面，竟然僱用黑社會分子，驅散罷工工人、強迫工人每天工作十至十一小 時……。直至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總工會再發起五月一日大罷工，提出「八小時工作十小時工資」（eight〔hours'
work〕for ten〔hours' pay〕）的口號，當局不為所動，出動「防暴警察」，由於混在罷工行列中唯恐天下不亂的無政府主義者向警方擲炸彈，後者開槍還擊，終於在是年五月六日釀成
勞工史上最著名的芝加哥糧草市場（Haymarkets，字典譯秣市場）屠殺。
一八八九年法國作家雷蒙德．萊維（Raymond Lavigne）向是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國際性組織）建議把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日，以紀念在芝加哥糧草市場屠殺中的犧牲者！自從一八九○年開始，
世界各國相繼把「五一」定為勞工假期，但美國政府為了避免撩起人們對這場屠殺的慘痛記憶，故意另立名目慶祝勞動節（如一九五八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定這一天為 「法律日」〔Law
Day〕，之前有「美國化日」〔Americanization Day〕和「效忠日」〔Loyalty
Day〕），直至二○○六年五一勞動節才正式成為全國性勞工假日。去年和今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選擇於五一進行，賦予這個國際性勞工假日以特殊意義。
「五 一」成為香港公眾假期，亦是近年（一九九九年）的事，但改善勞工工作條件和賦予他們更多應得的權利，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而有良知有知識的香港人不應迴避。香
港資本家享有世界最優的經營環境，包括最低稅率和最簡單稅制，在公平意識深入民間的現在，也許正是他們展示良心的最適時刻。
香港經常有爭取雙普選的示威，顯示香港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民主；香港若定期出現爭取改善勞工生活及工作條件的示威，彰顯香港是醜陋的資本主義社會。前者有利樹立香港開明開放的形象，後者卻是對香港作為一流資本主義社會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