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前天提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講得擲地有聲，確認人民群泷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在內地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激化、群體性事件不絕如縷之際，汪洋這句話，起碼顯示廣東當局以新思維推展社會管理。總的而言，只要在法治框架之下，確立和妥善處理政府、市場、社會各自職能和互動關係，釐清權利與義務的界線和分際，才會徹底破除恩賜思維，人民才可以大膽放手地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進而匯成全省人民共享的幸福廣東。
薄熙來重慶模式落幕 汪洋廣東模式令人憧憬
廣東是改革開放方針政策的排頭兵，30多年前即解放思想，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汪洋主政廣東5年以來，遇上2008年金融海嘯，他的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發展模式等轉型方針，雖然生不逢時，但是秉承了廣東走在改革前沿、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的傳統。他今次在廣東省委會議提出破除「恩賜思維」，肯定並非即興之作，在薄熙來失勢，所謂「重慶模式」備受質疑之際，以汪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淵源，在十八大會議召開前作思想鳴放，意義上會否溢出廣東省，值得注意。
廣東去年處理「烏坎事件」，將危機化為契機，是汪洋堅持依法處理的結果，得到海內外認同和讚賞；不過，去年潮州和增城10日之內分別爆發兩次大規模群泷騷亂，最終都要出動武警鎮壓，當時，有輿論認為，若幸福廣東要靠裝甲車和催淚彈來維持，將是一大諷刺。潮州、增城和烏坎事件性質不同，處理手法或許不能相提並論，但事態說明烏坎村民示威和平落幕，並非必然，可見強力維穩抑或依法理順矛盾衝突，基本上視乎官員的選擇。這是當今內地的實際情。
汪洋所說「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其實涉及兩個層面。首先是黨和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居高臨下對待人民，在法治不彰下，一些官員的惡行，人民只有啞忍，而黨和政府認為給人民做事，是對人民的恩賜，這是第一個錯誤認識。另一個層面是在政府包攬一切情下，人民習慣地依靠黨和政府，失去自主性，一切所得，都認為是黨和政府的恩賜，這是第二個錯誤認識。汪洋說「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這幾句話，可解讀為確立人民的主體性，黨和政府只是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人民、黨和政府角色端正之後，過去官員對群泷頤指氣使、漠視民生疾苦、官員居功自傲等恩賜思維行徑，應該成為過去。而人民群泷自覺自主，才會大膽探索一己幸福道路，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創造個人幸福生活，就會為增進全社會的幸福奉獻心力，實現幸福廣東。
汪洋要破除恩賜思維，打造幸福廣東，理念上很令人嚮往，不過，內地高層官員思想開放者大不乏人，例如總理溫家寶講了幾年政治體制改革，仍然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所以，汪洋這次解放思想，對人民來說會否是另一次畫餅充飢，且拭目以待。特別是內地社會矛盾深化尖銳，維穩政策當道，在這種思維和實踐中，如何讓人民放膽體現主體性，是一大疑問。
發揚烏坎精神落實憲法 建立有效輿論監督機制
現在，人民按憲法和法律爭取應有權益，動輒得咎，輕則受滋擾，重則被投獄，這類事例罄竹難書。所以，要實現汪洋所說的境界，初步而言，必須先創造兩個條件：
（1）必須以法治框架確立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三者各司其職，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只提供服務，讓市場和社會自行發揮應有職能，而非全部由政府包攬。能夠做到這樣，人民群泷在追求一己幸福過程中，就不虞受到政府、官員不合法、不合理的滋擾和迫害。
近年，內地正在探討創新社會管理，以適應新形勢需要。一派認為應該擴張政府，進一步強化政府的影響力和控制能力，這種思維絕不可取，過去幾年，當局愈強調維穩，社會愈不穩定，說明高壓、鎮壓不但未能解決問題之餘，更會使問題惡化。另一派認為循法治框架解決問題，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的局面，才是正確對應之道。「烏坎事件」是體現以法治框架解決問題的事例，值得重視和參考。
（2）必須建立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在恩賜思維影響下，不少內地官員根本不理會傳媒監督，若被揭發不當或遭批評，官員整治傳媒迫害新聞工作者，是常有的事，即使退一步而言，不少官員認為公布資訊或答覆查詢，也是一種恩賜。所以，只有傳媒可以在毫無畏懼之下，承擔監督職能，則官員不敢造次，政府施政更在意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加上嚴格奉行法治，則社會管理才會納入正確軌道。
社會難免有矛盾和衝突，一個社會之良窳，視乎用什麼方法處理矛盾和衝突，這也是判別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指標。恩賜思維是封建遺毒，也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匡正之法，只有倚靠法治，若汪洋在傳揚理念之餘，確立以法治粵，則不但幸福廣東可望可即，而法治框架下的「廣東模式」可大可久，對中華大地來說，意義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