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案不僅象徵善惡鬥爭的道德劇，也折射中美角逐，而美國手中的牌越來越少。
在得知陳光誠走出美國使館之時，我正坐在重慶沙坪壩公園的湖畔茶館裏，眼前赫然矗立的是一尊自由女神像。它大約八米高，由灰色水泥塑造，紅磚的底座，左手持法典，右手高舉火炬，只是面部有點過分陰沉，她難道是在對中國缺乏自由表示不滿？在湖中泛舟的青年男女，就這樣經過她的身旁，沒人會多看她一眼。
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這樣的自由女神像，它出現在主題公園裏，也出現在標榜品位的住宅區。沒人會關心她左手所持的法典上是否刻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或是右手高舉的火炬到底意味著什揦，它像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英國的鄉村別墅一樣，是美好生活的象徵。美國在中國的形象一直在變，在重慶的感受尤深。
七十年前，這座城市是蔣介石的戰時首都，自由中國的象徵，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盟友，它提供軍事物資、作戰指導甚至思想方式。當時在此的新聞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發現，國民黨政府幾乎由一群美國大學畢業生掌管，他們幾乎都是美國理想與美國生活方式的孜孜追求者。
四十五年前，這裏是全中國武鬥最激烈的城市，青年人高喊著毛澤東語錄與反美口號，把城區變成了戰場，他們還期待能把中國革命輸出到全世界，要把紅旗插到白宮上。
當鄧小平開始了開放政策，美國再度變成了中國仿傚的目標、靈感的源泉。高潮出現在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用泡沫塑料雕刻了自由女神像，以象徵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要的是美國式的自由與民主。在那一刻，美國不僅象徵著軍事、經濟上的權威，更代表著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或許正是這一點，令美國與歷史中的其他強權不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這種道德感召在中國迅速消退。
是的，美國仍在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收容魏京生、王丹、余杰等異議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越來越變成某種姿態。中國的迅速崛起帶來了雙重後果，政府日益傲慢、越來越少理會外界的壓力；同時，一種國家強大帶來的民族主義也興起，公眾既對這些異議者缺乏興趣，也對外來的指責心生不滿。在中國人眼中，美國越來越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青年人仍渴望前往留學、新富階層試圖移民，它也是貪腐官員轉移資產的目的地，人們很少談論它代表的政治理念了。
這種狀況值得理解，卻引人擔憂。它代表中美兩國力量的逐漸接近，中國對美國理解的深入，是一種自然的去浪漫化過程；它也是美國的自我放棄，為了擁抱這個龐大的市場，美國自覺地降低關於人權、自由的聲調；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的一種新的自滿與墮落情緒，喪失了對外界的好奇心，覺得自己不需要向別人再學些什揦；它也還意味中國社會的普遍性精神墮落，人們認定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上的爭奪，哪裏有什揦道義上的優劣。
「他是不是為了去美國，才去美國使館的？」一個本地朋友問。他的潛台詞是，他不太相信陳光誠僅僅出於單純的信念去成為一名維權律師、一名政府眼中的敵人，他必定是為了尋求代表著更大權勢的美國的庇護。我不知道該怎揦和他爭論，因為我對於陳光誠的了解也少得可憐。
即使他的消息在微博上四處流傳，這些資訊與判斷幾乎都來源於英文媒體。這些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表現出的急切與憤怒值得理解，陳光誠的戲劇性遭遇不僅象徵善惡鬥爭的道德劇，也折射出中美間的力量角逐：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手中的牌似乎越來越少。
一個中國的人權律師仍願意到美國使館尋求安全，象徵了美國的道德力量，但為了在國際安全與經濟領域上的合作，美國還是壓制了道德衝動。而當未來的歷史學家書寫廿一世紀的歷史時，陳光誠的案例是否會被當作美國衰落的另一個鮮明例證？而我們又會看到一個怎樣的中國崛起？
在重慶，人們仍抑制不住的談論薄熙來，他在這個城市進行了四年的實驗的確征服了很多人的心——一個高效的專制系統，即使是以犧牲個人自由與道德麻痹為代價，人們也仍樂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