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許知遠: 褪色的道德感召



陳光誠案不僅象徵善惡鬥爭的道德劇,也折射中美角逐,而美國手中的牌越來越少。

在得知陳光誠走出美國使館之時,我正坐在重慶沙坪壩公園的湖畔茶館裏,眼前赫然矗立的是一尊自由女神像。它大約八米高,由灰色水泥塑造,紅磚的底座,左手持法典,右手高舉火炬,只是面部有點過分陰沉,她難道是在對中國缺乏自由表示不滿?在湖中泛舟的青年男女,就這樣經過她的身旁,沒人會多看她一眼。

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這樣的自由女神像,它出現在主題公園裏,也出現在標榜品位的住宅區。沒人會關心她左手所持的法典上是否刻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或是右手高舉的火炬到底意味著什揦,它像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英國的鄉村別墅一樣,是美好生活的象徵。美國在中國的形象一直在變,在重慶的感受尤深。

七十年前,這座城市是蔣介石的戰時首都,自由中國的象徵,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盟友,它提供軍事物資、作戰指導甚至思想方式。當時在此的新聞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發現,國民黨政府幾乎由一群美國大學畢業生掌管,他們幾乎都是美國理想與美國生活方式的孜孜追求者。

四十五年前,這裏是全中國武鬥最激烈的城市,青年人高喊著毛澤東語錄與反美口號,把城區變成了戰場,他們還期待能把中國革命輸出到全世界,要把紅旗插到白宮上。

當鄧小平開始了開放政策,美國再度變成了中國仿傚的目標、靈感的源泉。高潮出現在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用泡沫塑料雕刻了自由女神像,以象徵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要的是美國式的自由與民主。在那一刻,美國不僅象徵著軍事、經濟上的權威,更代表著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或許正是這一點,令美國與歷史中的其他強權不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這種道德感召在中國迅速消退。

是的,美國仍在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收容魏京生、王丹、余杰等異議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越來越變成某種姿態。中國的迅速崛起帶來了雙重後果,政府日益傲慢、越來越少理會外界的壓力;同時,一種國家強大帶來的民族主義也興起,公眾既對這些異議者缺乏興趣,也對外來的指責心生不滿。在中國人眼中,美國越來越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青年人仍渴望前往留學、新富階層試圖移民,它也是貪腐官員轉移資產的目的地,人們很少談論它代表的政治理念了。

這種狀況值得理解,卻引人擔憂。它代表中美兩國力量的逐漸接近,中國對美國理解的深入,是一種自然的去浪漫化過程;它也是美國的自我放棄,為了擁抱這個龐大的市場,美國自覺地降低關於人權、自由的聲調;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的一種新的自滿與墮落情緒,喪失了對外界的好奇心,覺得自己不需要向別人再學些什揦;它也還意味中國社會的普遍性精神墮落,人們認定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上的爭奪,哪裏有什揦道義上的優劣。

「他是不是為了去美國,才去美國使館的?」一個本地朋友問。他的潛台詞是,他不太相信陳光誠僅僅出於單純的信念去成為一名維權律師、一名政府眼中的敵人,他必定是為了尋求代表著更大權勢的美國的庇護。我不知道該怎揦和他爭論,因為我對於陳光誠的了解也少得可憐。

即使他的消息在微博上四處流傳,這些資訊與判斷幾乎都來源於英文媒體。這些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表現出的急切與憤怒值得理解,陳光誠的戲劇性遭遇不僅象徵善惡鬥爭的道德劇,也折射出中美間的力量角逐: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手中的牌似乎越來越少。

一個中國的人權律師仍願意到美國使館尋求安全,象徵了美國的道德力量,但為了在國際安全與經濟領域上的合作,美國還是壓制了道德衝動。而當未來的歷史學家書寫廿一世紀的歷史時,陳光誠的案例是否會被當作美國衰落的另一個鮮明例證?而我們又會看到一個怎樣的中國崛起?

在重慶,人們仍抑制不住的談論薄熙來,他在這個城市進行了四年的實驗的確征服了很多人的心——一個高效的專制系統,即使是以犧牲個人自由與道德麻痹為代價,人們也仍樂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