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9日星期三

許寶強﹕另類洗腦 ——從通識科的經驗看德育與國民教育




教育局日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簡稱《指引》),再一次惹起爭論。贊成者認為,九七年後的香港,有必要加強德育及國民身分認同,反對者則擔心,這是政治「洗腦」工程,只許「唱好」國內發展,不容討論「六四」、維權,甚至可能會重蹈日本、德國法西斯的舊路,「禍延數代、後患無窮」。

面對質疑,除了創造出一個「開展期」,讓學校可實質上延後3年推行此科外,教育局還花費5億,一次過補貼每間學校53萬元,以銀彈為課程開路。

儘管教育局建議教師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時,必須中立、抽離,不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願意清楚表明反對設立這一科目的立場,理由如下: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無關的科目

首先澄清一點,筆者並不反對認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無法相信,在香港目前的教育脈絡下,加設這樣一個科目,真的能夠有效孕育《指引》所羅列的各種正面道德價值,更遑論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相反,如果我們真的嘗試推行《指引》的建議,要求學校設科、師生教習,將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經意的負面效果。

暫不論它是否一項政治任務,差不多可以確定的是,本科的推出,大概與教育理念並無多少關係。正如教育學院前院長莫禮時(Paul Morris)教授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基本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政策(symbolic policy),也就是並不認真地訂定、釐清和貫徹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求避免批評、準時交差、完成任務。Paul MorrisBob Adamson2010)舉例指出,過去教育當局製作的關於道德、公民和環保教育的各式課程指引,由於與公開考試成績無關,大都被學校和教師漠視,只間中虛應故事。換句話說,在製作課程時,教育當局所關注的,更多是能否準時「交功課」,而非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考評之間的連貫一致。於是,出現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樣「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指引(見許承恩:〈如何嚴守「中立」又教好正面價值?〉,《明報》,201254日),自然並不奇怪。

新高中通識科的檢討

不幸的是,這些「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課程指引,卻往往產生了不少負面的不經意後果,包括與課程目標剛好相反的教育成效。例如,以孕育學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的課程,卻打造出「講一套、做一套」的玩假心態;又例如,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多角度視野為旨的科目,則產出了正反各打五十、贊成反對各列3點的考試套路。

筆者正與一些教育團體合作,進行一項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問卷調查,當中的一些初步結果,或許有助我們理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能產生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年初,我們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向全港新高中通識科教師和部分中六學生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評價。今年3月,收回的問卷分別是643份(教師)和2884份(學生),調查報告仍在撰寫中,並將會於稍後的時間發表。這裏先引用一些有趣的初步觀察,以作為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參考。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的600多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同意他們「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只有約一成明確地表示「教育當局對新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有清晰的指引」和「從教育當局得到足夠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支援」,但不同意的則有四成多。問卷邀請受訪同學用120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較為相關的,是新高中通識科官方文件中羅列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令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對於這項目標的檢討,受訪師生的評分是通識科各項目標中最低的,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兩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此外,約四成師生認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孕育了學生的馬虎交差心態,另三成師生甚至認為,專題研習培養了學生弄虛作假的風氣。這些不經意的教育效果,間接印證了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的學校環境中,嘗試利用一個科目去孕育公民道德價值的虛妄。

不完全對焦的評論

如果當代香港的教育脈絡維持不變,依據《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很可能如上述的通識科經驗一樣,產生與官方宣稱的價值教育目標無關甚至相反的效果。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下,學校師生大概不會太認真地教授和研讀課程內容,吸收當中蘊含的政治信息,就正如國內推行多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國民移居歐美、澳紐、港日等地的興致,亦難以消除網民大眾對官僚腐敗、貧富懸殊的不滿。因此,批評者所擔心的那種政治「洗腦」效果,或許不至於大規模出現。相反,評論的焦點,或許應放在象徵性課程的不經意效果,包括推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類「洗腦」,例如鼓勵師生習慣於「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又或因循於各打五十的「中立抽離」,以至窒礙思考的程式化考試套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配合當日教育局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新聞,一些報章效法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樣式,向讀者提問:「多大程度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必修課程」?並同時提供作答「貼士」,建議同學表述正、反觀點,並在支持科目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培育國民身分認同感」,或反對「學科將成為政治任務,變成洗腦科」這兩種立場中,選擇自己的立場。這種千篇一律的提問方式和作答建議,顯然無法鼓勵同學因應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的具體狀况,認真的思考。剩下的,只是同學自己也不太相信,但卻能滿足考試(或制度)要求的「中立抽離」答案和處事習慣。

需要稍為澄清的是,筆者並非認為「只談成就」、「避談六四」的課程設計沒有問題,一個開放、沒有政治審查的課程內容,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想補充的,是我們必須把課程置放在具體的學校環境和社會脈絡中,才能分析它可能產生的實質影響。

事實上,在傳媒和互聯網發達的世代,香港學生在電視、報章、網上接觸到有關「六四」、「維權」等資訊及評論,往往遠多於從學校獲得;此外,沉悶的學校教學,也難敵傳媒和互聯網多姿多采的呈現和發放形式。因此,如果官方想成功政治「洗腦」,恐怕必須更全面地監控大眾傳媒和網上活動。倘若政府最近提出的影響記者採訪自由的《纏擾法》和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其政治「洗腦」的效果,恐怕絕不比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低。循此思路,要有效對抗政治「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在反對《指引》中政治偏頗的內容之餘,教育工作者還需要同時向損害新聞和網上資訊流通自由的《纏擾法》和「網絡23條」說不;而如果我們想減少象徵性課程所引起的另類「洗腦」效果,恐怕得「推倒重來」、「循序漸進」,徹底改革課程發展的制度和過程,放棄玩假的象徵性政策,依據民主和透明的原則,以專業的知識和認真的態度,尊重學校、師生置身的環境和面對的局限,重新訂定各項課程,包括通識和德育及國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