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昨日在一個電台時事節目，就特首曾蔭權領導的問責制和候任特首梁振英進一步擴大問責制，有所點評。陳方安生反對問責制，泷所周知，問責制實施10年以來，確實未符理想，不過，從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而言，問責制已經是一條不歸路，陳方安生的取態或許與實際情有落差，不過，她的批評仍有參考價值，特別值得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司局長參考，確立主要官員與政務官之間的權責分際，使問責制成為名實相符的管治模式和制度。
陳方安生指曾蔭權閉塞言路 多數副局長政助表現不稱職
陳方安生對曾蔭權的批評，甚為嚴厲，她引述政務官舊同僚表示，過去，政務官就政策制訂等公共事務，會對上司直言進諫，但是曾蔭權不喜歡聽逆耳之言，不鼓勵政務官進言。由於陳方安生的引述不具名，無法判別實際情，若她能透露更多細節，讓後來者知所警惕，避免再犯同樣錯誤，可以起到更積極效用。即使如此，過去數年曾蔭權一些政策措施觸礁（例如生果金、寬免外傭稅等事件），被認為是閉門造車所致，事態會否與曾蔭權閉塞言路有關，值得注意。
若曾蔭權真有「皇上」風範，搞一言堂，這是個人素養和領導作風問題，與問責制無關。不過，他5年前當選連任之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實踐下來，大多數副局長交不出政績，部分更屬不稱職之列；至於政治助理，更加令人失望。當日，當局辯稱副局長與政治助理會到立法會解釋政策，向議員拉票，又會落區做政治工作，爭取市民支持政策等，事態證明盡屬空頭承諾，大多數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做不到。因此，就這個層面而言，曾蔭權領導的問責制，對施政助益極其有限，卻已虛耗大量公帑。
陳方安生反對問責制，她說當年就因為不認同董建華推行問責制而離開政府云云。平情而論，政務官大部分非常優秀，絕對有可取之處，不過，回歸之後，特別在政制開放歷程中，政務官的局限性也暴露出來。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去年9月在一篇文章寫道，「公務員傾向視野較窄，覑眼自己的晉升機會和服務條件、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缺乏協調及團隊精神」，又說「香港公務員的確承襲了不少英國人的優良傳統，但這些傳統亦令公務員體制的高官欠缺宏觀視野，面對近年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難免有力不從心之態」。
葉劉淑儀這番論斷，較準確地描述了以政務官（AO）為首的公務員隊伍，未能配合香港轉變和發展需要，所以，2002年董建華連任之後，推行問責制，出發點要補政務官之不足。無奈問責制有天生缺陷，主要是董建華、曾蔭權都由小圈子選舉產生，未獲廣泛市民授權，他們物色的司局長，未經過選舉洗禮，在議會面對獲選民授權、特別是地區直選議員時，與民主國家的情不同。例如美國，奧巴馬當選總統，就得到人民充分授權，他委任的官員，與國會議員相比，不會矮了一截。至於「曾班子」大部分司局長都由政務官變身出任，這是曾蔭權連問責制引入社會精英，為管治注入新視野、新動力的原旨，也一筆勾銷，這是問責制愈來愈使人不知道所為何來的原因之一。
梁振英須貫徹權責相符原則 塑造問責制的權威
長期以來，政務官主導香港的管治和政治發展，董建華引入問責制，要政務官接受空降局長的領導，若局長能力卓越，包攬了全部政治工作，政務官安心做公務員，則局長與政務官可以相安無事，但是問責制實施10年以來，特別最近幾年，經常見到個別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到立法會解釋和推銷政策，向議員拉票，而本應肩負相關職責的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卻不知道哪裏去了。政務官被削權以外，晉升機會減少，卻要兼顧政治任命官員的工作，他們的不滿和心理不平衡，可以理解。
問責制備受爭議，缺乏政黨政治和選舉授權等必要元素，是最主要原因，現階段不可能改變，不過，一些問責官員個人能力不足、工作表現未達到要求，使問責制更受質疑。梁振英物色司局長人選，如按傳聞所說掣肘不少，一些公認能力不足、不稱職、無政績的現屆局長和副局長，都會留任甚至升級，繼續做大官，若傳聞屬實，則未來5年，「梁班子」能否使問責制良性發展，是一大疑問。期望梁振英再檢視一下他的司局長名單，切勿勉強任用力有不逮者；若涉及中央屬意，也應該據理力爭，因為事態不但關乎會否拖累管治，還涉及問責制的發展。
問責制不可能、也不應該走回頭路，特別是2017年普選特首，屆時獲廣泛授權的特首籌組管治隊伍，灌注了民意基礎的問責制，與現有本質不同，不過，在這一日到來之前，期望強調做好政治工作的梁振英，確切督促和要求他的司局長，確立與政務官各司其職的政治倫理和權責分際，對未達要求、交不出政績者，梁振英不宜護短，要即時撤換，以貫徹權責相符原則，塑造問責制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