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本暢銷書《誰搬走了我的乳酪》，書中有兩隻小老鼠和兩個人住在有著豐富乳酪的迷宮裡。有一天，他們發現乳酪被人搬走了，兩隻心思單純的老鼠，立刻決定出去找新的乳酪；那兩個人則想等待，看有沒有人會把乳酪再搬回來。一陣子之後，其中一人發現乳酪已經不可能回來了，於是他也決定出去尋找新的乳酪，另一人則堅持繼續等待。結果如何，不難想像。
透過這個故事，這本書的作者史賓塞.強森提供的教誨是：「如果你不改變自己，你就會被淘汰。」這是全球化的影響力還沒有那麼強悍全面滲透的時代的勵志書。
到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湯瑪士.弗里曼直接警告他的美國讀者：「小時候我常聽爸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唸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然而，跨國流動的工作何止讓美國的中產階級惶恐，事實是：全世界的工作者幾乎都陷入了「前有強敵、後有追兵」的壓力和恐懼之中。
人們發現，搶走乳酪的不是隔壁班的同學、不是隔壁的學校，競爭者甚至不在國境之內。乳酪不只是一個人的工作機會，而是一個企業、一個產業、一個城市，以至於，一個國家的生機。到了如此地步，勞動者的前景如何，似乎也早已超越個人夠不夠努力、夠不夠聰明的層次了。企業經營是否有效率、國家政策是否得當，有更為宏觀的影響力。
於是，五一勞動節愈來愈多悲情與悲傷的故事。台灣二十年前就在談產業轉型，但直到今天，勞動者還在與企業家辯論「血汗工廠是不是必要的。」更有甚者，非典工作者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例如，派遣工作、臨時工人數從二○○二年的七萬六千多人，上升到目前估計至少有九十萬人。據調查，派遣工的薪資只有正職工人的五十三％，其中，女性派遣工的薪資更是只有男性正職薪資的四成不到，可以說是處於嚴重受到剝削的狀態。儘管勞委員會在擬訂的勞動基準法中的派遣專章草案，規定使用派遣勞工人數不得超過雇用總人數的三％，然而，企業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下，能否真正遵守規定，還是會以其他方式變通，實在令人十分擔心。
根據主計處調查，二○○一年，部分工時者的平均月薪差不多可達兩萬四千元左右，十年之後的二○一○年竟然降為不到一萬四千元！然而，並不是只有非典工作者收入減少，一般受雇者也是如此。勞工月所得低於基本工資的人數，二○○六年是五十七萬兩千人，二○一○年是七十二萬兩千人，占總就業人口八百萬的近一成；總受雇就業者中，更有超過四成、近三百六十萬人，薪資低於三萬元；換言之，有近半勞動人口的薪資遠低於平均薪資（主計處最新公布，二○一一年，每人月平均薪資為四萬五六四二元），這是多麼令人不安、震驚的現象？很多人真的不禁要問：到底這四萬多的均薪資是怎麼調查、計算出來的？怎麼我的真實情況差這麼多？
或許政府會說，已開發國家都在經歷高失業、低成長的窘境，但與昔日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相比，台灣的狀況也實在太糟了吧！根據統計，從一九九九年到二○一○年，十年間，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了二九.四％，但薪資平均僅上漲四.七％，同期間，新加坡成長了七○％，韓國則成長了六五％；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是兩萬四千元，這是二十年前的水準。為什麼經濟成長的果實沒公平反映在打拚的勞動者薪資上？去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調查，台灣企業主年度付出的人力成本，比起前一年下降了十二％，這真是台灣勞動者的悲哀：原來台灣企業的競爭力是靠犧牲勞工權益硬撐出來的。
馬政府已決定從今年起要編制「幸福指數」，試問，在薪資凍漲甚至倒退的情況下，人們要如何感受到幸福呢？馬英九即將展開第二任總統任期，無論如何，人民已經又給了四年，請務必下定決心，這四年一定要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提高實質所得──別再讓每年勞動節只有滿滿的憤怒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