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時報》在親共商人蔡衍明買下後，一波一波地干預編採自主，使這個曾經在台灣威權時代不懼權勢為民主自由發聲的報紙，淪為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滲透的宣傳工具。台灣所有曾愛護和珍惜這媒體知識分子和傳媒人都感到痛心。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與已故《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私交甚深，威權時代一直支持《中時》的自由派取向，但在今年二月，當澄社發起「拒絕中時」運動時，他很快參與連署，日前更寫信表示對這運動的支持。
蔡老板干預編採，最早見於09年底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中時》在報道中稱陳雲林是C咖（即C
cast）角色，蔡衍明認為這種說法冒犯別人，也使他受傷害，於是下令撤換總編夏珍。今年一月台灣大選後，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他說他等不及，希望能早日看到統一；說總編輯冒犯他的朋友陳雲林而被他撤換是咎由自取。又說他了解六四沒有死那麼多人，大屠殺的說法不真實。他說「台灣應該克服對大陸的戒心」、「中國在許多方面都非常民主」。對這些言論，政論家江春男表示，所有《中時》前同仁，應同聲一哭。台灣知識界遂發起「拒絕中時」運動。而蔡老板進一步向遵從新聞自由原則的編採人員開刀，蔡其達被裁撤終引起知識界義憤。
蔡衍明的媚共受關注，更因為他正以約200億港元收購擁有12個頻道、11個有線電視系統台，100多萬收視戶的中嘉有線系統，倘獲批准，將成為臺灣唯一掌握上中下游的媒體王國。這正是余英時對中共透過台灣商人滲透，感到「很深憂慮」之處。香港人有同感嗎？
余英時覆黃國昌先生書
2012年5月4日
國昌先生：
收到五月二日來信，附來「五四座談」大綱及蔡其達先生大文〈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十分感謝。
很多年前，我因為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字的關係，曾和蔡其達先生通過幾次信，他當時是負責編輯。其達先生學識廣博、專業精當、品德卓越，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現在讀到他的大文，看他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感到無比的憤慨。你們決定在五月六日「以座談方式探討『蔡其達事件』對台灣新聞自由與民主發展所蘊涵的意義，以及民間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後續發展」，我完全贊同並全力支持。
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
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拒絕中時」和「五四座談」都是及時的「救亡」行動，足以將上述那一類商人和政客的原形展示出來，使廣大的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這些事件不過是浮在水上的冰山一角，其下層的崩解動向可以想見。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現在大陸各地群體抗爭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萬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定什麼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像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前蘇聯的崩潰並無絲毫外力在起作用，極權體制內部的無數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滅亡的力量。
台灣有不少人患著「恐共症」，中共勢力之所以能透過政客與商人而滲透進來，便是由於這一心理因素的作祟。我盼望台灣知識人能在解除「恐共」心理方面，能發揮一點作用。
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余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