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家長來電郵問：兒子讀書成績不錯，有志讀醫科，但有「色弱」毛病，對一啲顏色唔係分得好清楚，讀醫有無問題？左丁山於是問一位2000年畢業嘅中大醫生，佢話色弱學生讀藥劑就好麻煩，讀醫科勉強可以，佢有同學係有色弱嘅，對某一啲科目就有少許困難，成績方面會蝕底啲。唔，醫生咁樣講，請呢位家長向家庭醫生問清問楚先，讀醫科雖好，但如有先天性毛病，就無謂勉強啦，可以改讀其他科嘅啫。
講起中大，呢兩日有兩件值得注意之事。其一就係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夫人錢胡美琦女士於今年三月十六日凌晨在台北家中睡眠中安詳逝世，享年八十三歲。錢女士論輩份係錢穆先生學生，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九年隨家來港，曾在新亞書院讀書一年，後到台北師範學院（即今日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攻讀，五四年畢業後回港，五六年與錢穆先生成婚。錢先生在台北逝世後，錢夫人推動國學教育，整理出版錢先生著作，在新亞書院舉辦了十一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本身著作有「中國教育史」、「樓廊閒話」及「陽明教育思想」等。
今日（五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新亞書院在新亞學生宿舍紫霞樓地下大堂舉行公開追思會，請錢夫人在港親友、新亞師生校友參加。
此外，在一九七九年出版《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1）、暢銷一時嘅作者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於2011年出版巨著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轟動一時。研究中國嘅學者幾乎一致稱讚，中譯「鄧小平時代」在五月十五日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傅教授特別為此在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到中大舉行新書發佈會（行政樓祖堯堂），並演講「鄧小平與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的關係」，由中大校長沈祖堯主禮，前校長金耀基主持講座。傅教授以普通話主講。可打電話到2946
5300/2946 5384留座。曾有評論講此書之資料並非百分百準確，況且傅高義之《日本第一》經不起時間考驗，日本工業已陷入捱打狀態，有此前科，傅高義講得中國太好嘅話，不能無疑，但此書迅速成為研究鄧小平之權威著作，當然有很大學術份量。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治國之術 之一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數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每個人、尤其是中國人必定想到一個名字——鄧小平。從鄧小平的出身，到三起三落的傳奇事迹，又或是他推動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初南巡——
一步一路，均牽繫着每個中國人的命運。
傅高義的巨著《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一生走過的每個歷史場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奇險崎嶇，均有嚴謹獨到的透徹分析。
全書共分為六大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充分運用個人聲望
鄧 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
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
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
善於區分大事小事
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
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 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
自1952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 1976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
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 法，他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
受整體政治氣氛限制
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 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
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 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
鄧小平確實保留着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
特別看重國家權威
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
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 發展的樣板。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他視察上海時，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
作為有十二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 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
難。1950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 成事又是多麼困難。
領導人要聽「建設性意見」
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
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
有五十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澤東的形像一直有
着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
東1958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他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但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
大題和小題為本報所加
《鄧小平時代》（撮自〈鄧小平的治國術〉）．之一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的挑戰——六四民運 之二
「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
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但是我相信，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的一聲槍響，為中國的歷史多添一道難癒的傷口。《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對這一段歷史，有以下的描述。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月16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 家利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愈來愈多的人群前來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
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
4月25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 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月17日下午4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
仍然有30萬到40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布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戒嚴失敗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
準備武力鎮壓
5月20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
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月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
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布。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布對他的任命。
鎮壓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 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
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6月3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着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據 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政府也不否認
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
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
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
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
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
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
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鄧小平時代》（摘錄自〈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之二．明天續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 之三
「我在書中記述了鄧小平的積極貢獻——他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大力削減軍費……；我希望這對致力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維持中國與外國良好關係的人們有所助益。」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傅高義把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形容為一把更大的火——鄧小平以八十七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以下是關於南巡部分的摘要。
點一把更大的火
一 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澤東對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資產階級」政策而感到不悅。他無法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傳播自己的觀點，便在上海的《文匯 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然後，71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點 火。
這個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他無法在《人民日 報》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便把它登在另一家報紙——上海的《解放日報》上。可是1991年這把火並沒有點着，決心已定的鄧小平在1992年又點了一把更大的 火。
鄧小平受挫
1990年2月，鄧小平會見了朱鎔基和上海其他黨政軍幹部，與他們討論如何為當地的發展點火。
2月回到北京後不久，鄧小平對李鵬總理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件事還是要給你講一講，你要更多地關心一下上海浦東的發展。」兩周後的3月3日，鄧小平把 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
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然後又說：「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 題，拿出具體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
遺憾的是，1990年，北京的領導人對鄧導師上的課和上海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的願望無動於衷。
陳雲擔心外國租界死灰復燃。可是鄧小平對陳雲的遲疑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他在1990年2月說，上海的發展落後於廣東。圈裏人都知道，他這是在表達對陳雲反對開放上海的不滿。
陳雲和鄧小平都避免公開鬥爭，但他們各自的擁護者卻在公開替他們說話。1991年底，當幹部們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作準備時，戰線變得明朗起來。保守派在11
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於是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他要採取行動爭取支持。
鄧小平南巡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的其他中央領導並沒有收到通知，甚至連江澤民也不例外。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隊一手操辦。北京的其
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妻、他們的四個子女（只有小兒子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 庭度假」。誰能反對這個老領導的家庭去度假呢？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鄧小平在廣州短暫停留後，與陪同他的省級領導一起，開始了對最有活力的特區——深圳和珠海——為期11天的視察。
鄧小平來訪的消息不脛而走，每當他從工廠和辦公樓走出來時，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層的深圳世貿中心旋轉餐廳俯瞰了這座城市的新建築，當他走出大樓時，有大批群眾向他鼓掌歡呼。
在乘車時的私下場合，他憤怒批評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說，左的政策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甚至會葬送社會主義。他警告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亟 欲得知珠海會議確切內容的江澤民，說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賈慶林給了他一份會議錄音；此後不久官方就宣布賈慶林入選政治局。江澤民並沒有在春節給鄧小平打電
話的習慣，但是在2月3日，即鄧小平離開珠海五天後，江澤民打電話給他拜年。他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此後江澤民便成了更大膽的改革派。
江澤民的反應
當 鄧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車時，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達到了目的，現在江澤民要加快發展與改革了。確實，從2月20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區 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八篇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雖然北京宣傳部門的領導試圖阻止這些文章進入北京，但最終仍無
法避免它們被全國的讀者看到，當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鄧小平回京前幾天，江澤民已經在公開說，他擁護鄧小平進一步改革的呼籲。 江澤民通過從珠海得到的報告認識到，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假如他不大膽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讓他靠邊站。江澤民從鄧小平的南行中，能夠看到他爭取到了
北京和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很多支持。後來江澤民也承認，當時他斷定鄧小平的觀點會佔上風，他的明智之舉就是支持這些觀點。
氣氛的變化
隨着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談話」。「南巡」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為了消除鄧小平像個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南行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並沒有同江澤民見面，告訴他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江澤民。實際上，據江澤民說，他覺得鄧小平仍在考驗他，潛在威脅猶在：假如江澤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有可能用喬石把他換掉。
江 澤民決心在鄧小平的最後考試中過關。春季，在公開場合，他變成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細擬定了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畢業班上的講話。 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
麼，總結了鄧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9%至10%（當時五年計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 人大所說的6%）。
6月12日，在作了這次重要講話三天以後，江澤民這位後輩抱着希望去問師傅，是否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顯然
它是被打算用來取代陳雲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說他喜歡江澤民的講話，這讓江澤民如釋重負；鄧又說：「其實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江澤民的考試過了關。隨後，鄧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那樣，他讓江澤民把中央黨校的講話在內部傳閱，如果反響好的話，可以作為十四大的主題。不
出意外，反響果然不錯。
在考慮自己的思想遺產時，鄧小平說，領導人不能誇大本人的作用，要實事求是。推動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過程， 沒有哪一個或幾個領導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誰也沒有事先深入思考過依靠鄉鎮企業，它們卻成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
功，是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這些發展作了總結，向更多的人推廣。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做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鄧小平時代》（摘錄自〈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