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來看，唐梁二營選戰激烈，實際上反映了香港政治上的兩條路線鬥爭。
回歸後董曾兩朝基本上都是官商一體化的路線，這條路線承接港英治下的上層官商結構，維護大商家的利益，以「小政府大市場」為理由，變相放任地產霸權與不同行業的壟斷。但因為港英傳統的法治精神，官商勾結以不明文的習慣規則運行，能嚴守法規的，便在法律範圍內爭取最大利益，不能嚴守法規的，便為私利鑽空子，前高官涉貪和曾特首受款待等等醜聞便是例證。
回歸初期，大陸仰仗香港的地方正多，而中共也已經不自覺地走上官商勾結的不歸路，因此中共對香港的官商一體也沒有異議。但近年香港社會矛盾激化，貧富不均日趨嚴重，民間怨氣冲天。中央有見及此，一再指示要處理好「深層次矛盾」，即要求香港政府調整好利益結構，減少社會衝突的隱患。中央的意旨被曾蔭權消極抵制，中央忍無可忍，只好啟動另一條政治路線。
以梁振英為代表的民粹路線，不但與中共原教旨的「打土豪、分田地」思想脗合，還得到土共基層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等的呼應。大多數不明真相的市民，因切身利益也容易產生好感。這條路線不可避免遭受官商利益集團的全力抵制，這是釀成小圈子選舉惡鬥的根本原因。
梁振英未上台，為顯示其「有為政府」的姿態，已經迫不及待「預告」全新的政策取向與執政風格。關於「雙非孕婦」問題，以體現民意為名，行藐視法治之實；共青團員「種官」問題，也根本無視《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這條民粹路線，無疑會得到部份市民的喝采，但梁口袋裏中聯辦的「錦囊妙計」，卻是普通市民未必能察覺的、對香港法治傳統的閹割。
官商與民粹兩條路線之間，有利益的爭奪，也有對於香港傳統核心價值的不同認知。官商陣營多年來在法治環境下做生意，紛紛賺大錢，很有安全感，他們無疑會比較珍惜目前的法治環境，因此李嘉誠也口口聲聲講核心價值。雖然其中也有害群之馬，但只要法治不受侵蝕，個別違法亂紀的官商，自然有法律去收拾，大多數守法的官商，仍可以在這個社會如魚得水。
相反的，梁振英代表的是利益較邊緣的群體，只有裹脅基層民意，取悅中央，推動「大有為」政策方可突圍。他一方面急於表功，另一方面有恃無恐，因此隨時都有踩出法治界外、玩弄《基本法》於股掌之上的傾向。以梁的執政「預告」觀之，不動聲色地偷樑換柱、移形換影，閹割肢解法治精神和法律傳統，將是香港未來五年的最大危險。
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沒有法治，遲早甚麼都沒有。如此看來，真正危害香港的，未必是唐營官商一體的利益取向（因為仍有法治規限他們），反倒是梁營以民粹為幌子，而以閹割香港法治為目的的狼子野心。香港人如果囿於現實利益，無視梁朝對法治的侵害，香港將有一天法治蕩然，而普通市民的現實利益也將無從提起。看看今日大陸老百姓的處境就能明白─沒有法治的保障，何來利益的爭取？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