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陶傑: 留學三障




大陸高層政變,局勢未明,一名流落英國牛津和美國哈佛的紅色公子薄瓜瓜,行踪成謎,據說已向美國政府尋求庇護。

中國高層子女,不但讀書留學用腳投票,必首選白人西方的英美,出了事,優先抱大腿的對象,還是英美的乾爹契爺。這件事對香港家長最大的「啟示」,恐怕不是中國需要什麼民主人權,而是加快把子女送到「西方先進國家」,早日成為教育難民。

近年,香港中產階級父母聚會,閒談沒三兩句,必定焦慮垂詢:何時把子女送去外國最好。

誰都知道,推行「母語教學」最花吃奶勁力的高官、特首或準特首,嘴巴裡叫「愛國」叫得最響的,子女都率先腳底抹油。當今香港高官,誰有希望接替林公公政務司司長?我支持林鄭月娥。因為她老公和兒子都在英國,林鄭時時說,對香港官場無留戀,想「回」英國與夫家兒子團聚。

何時把子女送到西方文明國家呢?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香港的子女,去到西方讀書,不論英美、澳洲、紐西蘭,要面對三大「文化」層次問題。

第一層次,是身為華裔人,從小背負中國儒家君臣父子、家庭奴臣的傳統,潛移默化,去到西方要開放心靈,不只是吸收知識,混一個理工或金融管理的學位,還要完成人格提升、理性思維和品味感性的換血,掙脫背負的這個烏龜殼,從封閉的千年背景中,嘗試走出來(要不要走回去,或者把烏龜殼卸掉,像毛蟲成繭、化蝶飛天,則是另一問題),這是第一難處。

第二層次是香港子女,在香港自幼稚園起,即接受殖民地時代殘餘半填鴨、半改革的那套不中不英,不三不四的教育制度。此一制度,令香港華裔學生,從小對知識和書本產生無窮畏懼,到了西方,如何矯正此等畏懼和憎惡,是為第二難處。

至於第三層次,就是最表面「教學語言問題」。香港董建華時代,強行推行「母語教學」,連他名下的一眾「問責官員」、 AO精英,個個都不信,子女搶送英國,這就證明「母語教學」,不論在感情上如何令人熱淚盈眶,在人類的教育史上,已經證明一敗塗地。如何從「母語環境」狹窄陰暗的世界中走出來,與英語文化、以西方為核心的地球文明村接軌,在外國留學,怎樣用英語思考、以比較文化的角度欣賞西方和其他人文哲學藝術作品,讀書時如魚得水,自得其趣,這是第三難。

香港學生——廣義地說,也包括中國和台灣——留學西方超過一世紀,從慈禧太后派出百名官學童,乘遠洋輪去美國開始,中國人留學西洋,留了五六七代,文明程度(這裡指的是民主、人權、寬容、品味),卻越留越留級,越留越倒退,因為無法超越這三大層次的障礙。

當然,留學是世界現象。英國的大學生,入讀法文系,去法國交換一年,或者瑞典芬蘭和美國,也有許多學生派到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讀國際關係,一讀就是三年。還有印度,到今天尚有上流社會子弟到英國讀軍校和劍橋,但這類國家留學生,與中國人子弟不同,他們的原居國,都沒有中國那種三千年烏煙瘴氣的歷史土壤。沒有龜殼和包袱,他們跨國界讀書,充滿歡趣,輕鬆上路,從來沒有中國人一百五十年來那副愁眉苦臉,要「衣錦還鄉」,撈個白人頒發的品牌學位,回到他們的國家,在半文盲的農民面前充上等人。

香港每一個家長,把子女送到西方國家之前,必須明白,任何一個華裔子女,不論留學的地點是倫敦還是西雅圖,讀的是長春藤還是野雞,地點和學府的《泰晤士報》排名尚在其次,克服上述三大層次的心理文化障礙,方是首本。

三千年儒家文化,講究服從,壓抑個人性格,以「謙虛」兩字之「美德」為名,行「槍打出頭鳥」恐懼基因之實。華人子女在西方大學上課,導修班一定不敢主動舉手發言,態度閃縮,因為文化基因天生隔閡,下課只能與香港同樣背景的小孩聚居往來——中國留學生在海外,連聚居也以地域劃分,大陸仔與大陸仔抱團,台灣人則自組學生會,香港人一堆,星馬華人子弟又是另一夥,看在洋人眼中,不明就裡的莫名其妙,了解中國人心理的,就會覺得憐憫。

至於第二層次,香港教育制度的先天障礙,令香港學生患有書本恐懼症。沒有教師灌輸課程內容、俾考試貼士,初到英美,香港學生會感到茫然無助。有如籠中鳥,剛得到自由,兩翼也失去飛撲的本能。在外國讀書,沒有菲傭,生活難以自我照顧,對於特區時代的港孩,生活徬徨,挑戰又多了一重。

至於第三層次的「母語」轉台英語,我認為反而是最容易克服。戒絕上網看一切華文網站內容,即使讀佛經也讀達賴喇嘛《西藏生死書》的英文譯本,與西方和國際同學多交往,疏離香港娛樂八卦新聞,全力浸淫( Immersed),做個自由人,一點也不難。

中國人留學一百五十年,為何都失敗?從來沒有一篇華文的教育學術論文深入研究,我對之沒有興趣,但有心人若在這方面寫一篇英文博士論文,為西方學術世界貢獻,以上三大層次障礙,必定是論述的切入點。